陶渊明的田园诗后之学者极其推崇津津乐道而于他的赠答酬和之作则所论甚少。其实，这类作品中，也有不少绚烂多姿、光彩夺目的佳篇，《与殷晋安别》便是其中的一首。
诗前小序点明此诗的写作背景。开头八句以直陈方法、追叙开式，交代了与殷晋安交往、比邻的友谊。在写交往的时候，“一”与“尽”相连，“信宿”与“益复”相应，充分展示了一见如故、日益亲密的情景。殷晋安“口不谈义，深达理体”（《宋书·殷景仁传》），二人谈话内容很可能与清净闲适相关，而与功名利禄绝缘。
在写比邻的时候，先点明时间、地点，而后写出朝夕相从的情景。义熙元年（405年）十一月，诗人辞去彭泽县令，返回浔阳，耕于南亩。三年后，遭逢火灾，“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经过两年多的困顿苦楚，乃于义熙六年（410年）移居南里之南村。殷陶两人比邻，自然倍加亲密。一“肆”一“忘”，写足了二人友情。诗从初次交往落墨，进而写朝夕游从，有别于一般送别诗开头的或写景，或抒情，或烘托环境气氛，这是此诗的第一个特点。
然而快乐总有到头的时候，没想到时间不长，殷又要作太尉参军，而且就在这个春天里动身。两人一个归隐，一个升迁，分离是必然的。于是笔锋一转，以直率的语言写道：“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语默”者，仕隐也。《易·系辞》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诗人运用这句成语，以表明二人意趣不同、处境不同。“殊势”，是说对形势的看法与处世的态度不一样：陶渊明以世路险恶，视仕途为“尘网”、“樊笼”而赋“归去来”；殷晋安则“有当世之志”（《宋书·殷景仁传》）。由此可见，“乖分”明写交往上的分离，暗示人生道路上的分歧，用得何等准确，何等深厚，而又何等率真。曰“知”曰“当”，说明分离是情理中事、预料中事，表现了诗人坦荡的胸襟与质朴的诗风。事真、意真、情真，正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者。临别之际，不写“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劝慰，不写“萧萧班马鸣”（李白《送友人》）的依恋，也不写“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的凄伤，而从“或默或语”着眼，阐明“殊势”而“乖分”的自然之理，这又是一个特点。
离别的时间终于到了，“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殷晋安移家东下，犹如天上行云，随着飘飘的西来风而悠悠东去，渐去渐远，渐远渐渺，终于消失在蓝天尽头。在这里，诗人运用比兴手法、对偶句式，为读者展现了一幅风驰云飞图，渲染了送别者的感情，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效果。此二句，与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丰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到吴会”等句，在以云行喻人之远去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而喻意大别。陶诗喻仕子行踪之速，曹诗喻征夫周流之苦。熔铸前人诗句为自己语言，抒发自己感情，而又不露痕迹，可算是这首诗的第三个特点。
离别之事牵动离别之情：“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殷晋安东下，一程山，一程水，千里迢迢，山川相隔。这一别，“相去悠且长”（《古诗·烛烛晨明月》）嘉会难遇，言笑无因，寄心浮云，浮云不还；移情清风，清风无知，诗人怀念之情，亦因之而溢于言表。这两句承上，与“飘飘”二句配合在一起抒写离别之情。
离别之情推及离别之理：“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这两句照应“语默”，再次表明自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的志趣。事实上，诗人并非一开始就想高蹈尘外的，他自己曾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之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在《读史述·屈贾》中，他又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可见他希望能够做稷、契一类的人物，施展才能。但是，由于仕途的污浊，官场的庸俗，以及天下的多故，名士的少全，因而发出“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辞》）的感叹。梁启超说：“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陶渊明》）。
“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二句，其“脱”字乃假设之词，诗人以之表希望意，盼望故人便时来访。这不仅是对殷晋安的叮嘱，也是自我真情的吐露，更是势殊而情深的表现。这一结尾，恰与开头遥相呼应，看似平淡，但透过平淡，见出诗人至诚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故人”二字，把读者的思想引导进入“信宿酬清话”“淹留忘宵晨”的情境之中，言尽而意不尽，有如曲终而余音袅袅，韵味无穷。
这首送别诗，没有从送别入手，也没有拘泥于“祖道帐饮”“折柳相赠”的惯例，而是别开生面地先写交往，后写分离，再写希望，并将它们串成一片行云、一弯流水，使全诗珠联玉贯。在写分离的时候，在他人，也许要大写离愁别苦，而诗人却淡淡着墨，平平写来，点明“语”与“默”、“良才”与“贫贱”的差异，从而使诗的内容超出了一般送别诗。但诗人并没有就“殊势”作更具体的阐述，而在指出“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之后，急转直下，以假设之词、希望之意，倏然收住，诗人的全部真实感情都融化在全诗中，展示在读者面前。此诗强烈地表现出陶渊明诗歌的那种直率性格与平实语言的高度统一，人格美与艺术美的完好融合。
苏轼对陶诗极其推崇，他说：“陶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在屡遭贬谪后，尤慕其为人而和其诗，《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便是诸多和陶中的一首。尽管由于陶、苏处境不同，送别的对象不同，因而诗的内容、基调、情感，也都不同，但语言乃至结构的师承关系，却十分明显。
这首诗描写了一个痴情女子对情郎的思念。前八句写女子一年四季日夜思念情郎，心神不宁；中八句写女子与情郎原是青梅竹马，女子早已以心相许；后六句表现女子欲与情郎结为百年之好的强烈愿望。全诗以代言体形式，运用以景写情、情景交融的手法和通俗生动的比喻，通过女子之口倾吐刻骨相思和美好愿望，情真意切，委婉动人。
“九月西风兴，月冷霜华凝。思君秋夜长，一夜魂九升”写的是秋夜相思之苦。西风、冷月、霜露这些词语所造成的意象有力衬托了相思之苦。“二月君风来，草坼花心开。思君春日迟，一夜肠九回”表明自秋至春相思之情不减，春、秋两季如此，夏、冬两季如何相思，也就不言可知了。《长恨歌》中的“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所说是春与秋，笔法正相同，都是表明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不管是温暖的春天花开之日，还是寒冷的霜风秋雨的月夜之时，梦魂萦绕辗转反侧，相思之情深切。诗人运用了以景写情、情景交融的手法。“九月西风兴”“二月君风来”，既是写时间、气候的变化，也是为写少女相思渲染气氛。“月冷霜花凝”“草坼花心开”，既是写景，又是烘托少女相思之心，其中有比喻的因素。以上八句，四句写秋夜的相思，四句写春日的相思，情韵缠绵，感人肺腑。
在描绘了相思之情的深远久长之后，主人公便以更明确的口吻作自我身世介绍：“妾住洛桥北，君住洛桥南。”这里洛桥难以指实，亦不必指实，只是表明这位女子与君住得不远。“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不仅住处相近，相识亦很早，已有八年之久，但是二人没有结合，至今还在苦苦相思。接下去的“有如女萝草，生在松之侧。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交代了原因，原来是门第身份差别太悬殊，就像松树下的女萝草，虽然有心攀援缠绕而上，但可惜“蔓短”而松树枝又很高，“萦回上不得”。以形象的比喻点出了二人不能结合的原因。
主人公没有就此罢休，仍然从秋夜到春日在长相思，而且还发出了充满一片痴情的祝愿：“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听人说人要是有一个美好愿望，只要这个愿望真诚至极，就会感动上天，上天就能成全，使之成功，所以她才长相思，并且发出“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的美好心愿。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长恨歌》中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二者几乎雷同，不过是把“比翼鸟”换成“比肩兽”罢了。诗人以“步步比肩行”的“远方兽”及“枝枝连理生”的“深山木”为喻写女子的心愿，具体形象地写出了抽象的感情。
这首诗中有不少数量词，如“一夜”“九”“十五”“二十三”等，大多两两相对，如“九月”对“二月”。这些数量词与其它词的巧妙搭配，使语言更加通俗，别具一格。前八句和后四句又用了隔对法。“九月”四句用蒸韵，与“二月”四句用灰韵，句句隔对，交错回环；后四句是隔句对，既是排句，又是比喻。这些手法的运用，使诗思丰富深刻，情感缠绵俳恻，情调凄婉哀怨，更能激荡读者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