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这是一首元宵观灯戏友感怀之佳作,突出中年情怀与往昔的不同,抒写自己中年气衰、叹世事沧桑,和对友人和美夫妻生活的羡慕及自己生活的愁苦。上片写元宵夜晚灯火通明、锣鼓声不决的繁盛景象,景象不改,而自己则已入中年,情味自别,虽旷达如陈敬叟者亦不可免,衬托了作者自己的孤独。“繁灯”两句概说元夕灯光赛过明月,概括了元夕的繁盛,第一句写灯光之多与明亮,第二句写人们彻夜狂欢。形声兼备,概括力极强。三、四句写“物色”依旧,而人近中年,不觉感慨系之,颇有悲凉之感。
下片换头转写闺情,悬想陈敬叟之妻在家色眉拜月,盼夫早归,而陈敬叟却留滞临安,当夜阑人静之时,亦不免愁肠渐生。题中云“戏”,便是指调侃友人夫妻恩爱,反衬自己的寂寞,暗寓着羡慕之情。结尾两句与开头两句相呼应,强化了主题,点出主旨:欢乐时,人们可暂时忘却忧伤,但当欢乐过后,孤寂之感便会重新萦绕心头,突出自己忧愁的心绪,昭示出盛筵必散的哲理,有感伤之味。一个“渐”字,慢慢道出作者委曲幽怨之情。全词层次分明,有真实的人生体验,含蓄有余味。
这是一首羁旅悲秋的词,上片写途中景色,下片写自家心情。口气略带自嘲自讽,但实际上感情是严肃的,态度是认真的。
“霜落千林木叶丹。远山如在有无间”与《浣溪沙·路转峰回出画塘》的“一山枫叶背斜阳”相似,都是写秋日远山红叶的美丽景色。只不过“霜落千林”比“一山枫叶”显得更为寒冷萧飒一些。“经秋何事亦孱颜”的“经秋”,说明此时已不是初秋而到了暮秋时候;“孱颜”,通“巉岩”,就是险峻的山岩,而险峻的山岩一般都是陡峭嶙峋,缺乏秀润的。暮秋霜降的时候,山上的树叶都凋落了,那一山红叶的的美丽景色也随之消失,山变得瘦骨嶙峋,一点儿也没有以前那种秀润丰满或隐约朦胧的样子了。句中的“亦”字,说明“孱颜”所形容的不止是山而还包括了其他东西,比如说——旅途中那个孤独憔悴的人 。
因此,接下来的“且向田家拚泥饮,聊从卜肆憩征鞍”就说到游子了。这两句,虽然只是写游子在旅途中的消遣,但他的用词和口吻很容易令人想到一些历史的“出处”。首先,到田家去喝酒而且是“泥饮”,正如杜甫的《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杜甫是一个渴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可是当他数落蜀中的时候,也曾结交了一些“田夫野老”的朋友,所谓“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旧唐书·文苑传》)。田夫野老也许没有文化,不会吟诗,但他们质朴坦荡,待人热诚,不似官场的虚伪冷淡。对于做客他乡寄人篱下的游子来说,这种质朴的友情是弥足珍贵的。所以“且向田家拚泥饮”就不仅仅是到老乡家喝酒,同时还令人想到羁旅游子对质朴坦荡友情与安慰之寻求和向往。其次,卜肆是卖卦问卜的地方,常常出现在屈原的作品之中。在《离骚》中,屈原请灵氛和巫咸为他占卜前途,那两位一个劝他去国远逝,一个劝他慢慢等待,但这都不是屈原所能接受的。屈原已经下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他的问卜,其实不是真的因为拿不定主意才去向卜者请教,而是一种对天道不公的困惑和怨愤。人在悲愤之极的时候便是要呼天,然而,“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伯夷列传》语)同样,当古人提到问卜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是真的想要去算卦,有时候就暗含这种对天意的质问和责难。
这两句说话的口吻,体现出文后的深意。到田家去豪饮一番本来是很快乐的事,却用了“泥饮”,而且还是“拚”泥饮。使用了“拚”表达出要豁出去一醉方休,却又用了“且向”二字作为转折。表达出了一种很曲折很复杂的情绪,这种情绪总是指向的就是“不得已”和“无可奈何”。寻求友谊是快乐的,理想失落是悲哀的。对作者来说,寻求友谊的快乐并不能抵消理想失落的悲哀。“聊从卜肆憩征鞍”的“聊”,也有“姑且”或“无可无不可”的意思。看到路旁有个卜肆,就无可无不可地下马向那里走过去,不是虔诚地去求卜问卦,也许只是以算卦为借口到那个地方歇歇脚而已。这两句的口气互相呼应,引人联想。
结尾一句“只应游戏在尘寰”,古来有很多人说过类似的话,如张元干《八声甘州》的“何妨游戏,莫问栖迟”;吕渭老《水调歌头》的“偶逢游戏到人间”;刘克庄《贺新郎》的“且伴我,人间游戏”,那都是表现一种“玩世不恭”的姿态。但王国维对人生的态度是严肃的,并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他生逢民族灾难接连不断的清王朝末世,又由于身负养家糊口的重担而不得不长年累月的奔走四方羁旅他乡,但是他有理想,有热肠,而且异常执着,不肯放弃。当他说“只应游戏在尘寰”时,已绝不是单纯的自我安慰与排解,而是凝聚着内心深处对当时那个时代的全部困惑和悲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