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因文成名，也因文惹祸，酿成了轰动一时的“清风”诗案，这首诗因此成为诗人的断头诗。
徐骏因风吹乱了他的书页，引发诗兴，吟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便招致了杀身之祸。清朝当权者认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是诗人在嘲讽清朝统治者不识书，不适合统治。这“清风”诗案，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下，文字是极易招祸的。
当时清朝盛行文字狱，凡清统治者认为有碍于专制集权统治的著述、文字，必兴起大狱，肆意株连。其中比较突出的康熙二年的庄氏明史案、雍正六年的吕留良案等等。清朝大兴文字狱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其后果极其严重，极大地摧残和钳制了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这首词上片开篇即感慨人生，继而从自己的形貌憔悴以及故人的穷困潦倒进一步感叹时光易逝，毫无建树，处境艰难；下片笔锋转向写景，前半写自己与故人携手林间的南山之游，后半借眼前景色抒发万里归思之情。全词叙述条理分明，犹如一篇感人至深的叙事散文；词句多化用前人诗文，信手拈来，自然贴切；情景交融，音韵和谐，结构如行云流水，毫无生涩之感。
上片叙事抒情，一开始便感慨人生，继而从自己的形貌憔悴以及故人的穷困潦倒进一步感叹时光易逝，毫无建树，处境艰难。开头三句以“漂流江海”和“烟浪云帆”八字总结自己与故人分别数十年间的宦海浮沉，寄慨良深。“故人”二句以故人之“惊怪”眼写自己憔悴之甚。苏轼被贬后的生活是很穷困的，当时被贬为团练副使，官位是很卑微的。据史书记载当时是“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所以在才会说“憔悴老青衫”。“我自”三句以故作不解的问句写故人与自己品格相契，都因“疏狂异趣”而“强自取折”。也就是说他潦倒穷困，是因为不随波逐流，与众不同。“流年”三句补出与故人相见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与上面的议论和感慨情景相合，烘托穷途末路的羁旅之思。
词的下片笔锋转向写景，再转入抒情，一唱三叹。前半照应词序，写与故人携手林间的南山之游。过片“巉巉”二字，实写南山高大突起的形象，同时也表现了苏轼傲岸不屈的精神，暗示从舟中到山中的游踪变化，与上片结句的情境构成逆转，为下文写景抒情作铺垫。后半借眼前景色抒发万里归思。“莫上”二句语婉曲而意层深，结尾三句情愈转深，而情深仍不离景物。说自己因对方的询问而梦回故乡，其实作者的乡思根本不需要提醒。这样写既紧扣对方，也使措辞更显回环，行文平添曲折，余波杳渺，荡漾生姿。下片表达了作者对命运的豁达乐观，与老友的相知相得，对故乡的牵挂眷念。
此词情景交融，音韵和谐，结构如行云流水，叙述条理分明，犹如一篇感人至深的叙事散文。全词多处化用前人诗句。如：“万里烟浪云帆”，化用李白《行路难》“长风破浪会有时，宜挂云帆济抢海”和白居易《海漫漫》“云涛烟浪最深处，人传中有三仙山”；“憔悴老青衫”，语出白居易《琵琶行》“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我自疏狂异趣”，则是化用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古寺空岩”，又是袭用杜甫《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和杨素《山斋独步赠薛内史诗二首》“深溪横古树，空岩卧幽石”诗意；“云海相搀”，化用李白《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家何在”，则出自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些化用，信手拈来，自然贴切，可谓此词的一个重要特色。
“渔父”之咏，篇数很多，古往今来，不可胜数。其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推唐人张志和的《渔父》（西塞山前白鹭飞）与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其声情舒缓平和，如行云流水，表现了作者的如野鹤闲云，与世无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其声情孤傲冷峻，表现了作者的愤世嫉俗。然而“出世”也罢，“入世”也罢，他们笔下的“渔父”都是自我形象的外在表现，这一点是共同的。
起句“海滨蓑笠叟”五字，点出地点和人物。
“驼背曲，鹤形臞”二句承上，以三字短联具体刻画出“渔父”形象：其背既曲如驼，其躯又瘦似鹤。活脱脱地表现出一干瘪老儿，颇有调侃的意味。接着，词人又郑重其辞地宣布道：“定不是凡人，——古来贤哲，多隐于渔！”“任公子，龙伯氏，思量来岛大上钩鱼；又说巨吞饵，牵翻员峤方壶。”任公子是什么人呢？先秦寓言中之钓于海者也。据说他特制一竿大钓长绳，以五十头牛为饵，踞坐会稽山顶，投竿东海水中，钓得大鱼，切片晒干，令那浙江以东、苍梧（山名，即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境）以北广大地区的居民吃了个够。
龙伯氏又是什么人呢？他也是古代神话中之钓于海者也。相传渤海之东不知其几亿万里处有五座神山，曰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浮于海面，随潮水动荡不已。天帝恐其漂往西极，使岛上群仙流离失所，就命令十五头巨轮番负载之。不料龙伯国有巨人一钩连钓六而去，以致岱舆、员峤二山竟沉入海底。常言道：“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这老儿若非任公子、龙伯氏一流人物，又岂敢到海边来看上了如海岛大的鱼要它上钩？——以此知其“定不是凡人”也。这段词写得似庄似谑，能令人肃然起敬，能令公莞尔一笑，精采之至。
上阕已揭出“古之贤哲，多隐于渔”的命题，而历史上第一个以渔隐名世的贤哲，非西周那位“直钩钓国”的姜太公莫属，故拈出他来作为典型。“磻溪老子雪眉须，肘后有丹书。”磻溪，在今陕西宝鸡市东南，源出南山兹谷，北流入渭水，相传是姜太公当年垂钓之处。肘后，是随身的意思。古人随身携带书籍，每悬于肘后，故云。丹书，即古史传说中之“天书”，字色赤红，故名。这二句说太公垂钓磻溪之时，年虽老迈，须眉皆白，却熟谙上古帝王之道，有王佐之术。“被西伯载归，营丘茅土，牧野檀车。”西伯，即周文王。文王出猎，偶遇太公垂钓于渭北，交谈之下，大为敬服，遂“载与俱归”，立为国师。文王死后，太公辅佐武王，誓师牧野（在今河南淇县西南），讨伐纣王，灭商建周，以开国之功封于营丘（在今山东淄博市北）。三句高度概括了太公一生之出处大节：遭遇文王、伐纣、受封。按太公负不世之才，立非常之勋，位极人臣，名垂青史，其事迹代表着旧时代知识分子个人价值最完满的实现；这种实现固有赖于个人的主观努力，但也离不开文王对他的赏识与重用。“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即此之谓也。因而，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在姜太公的身上，积淀了千百年来绝大多数士子们主客观双向之梦想与追求。由此，读者不难感受到，词中所幻想出的这个海滨钓叟无非是历代寒士们的化身，他们渴望有朝一日被封建帝王慧眼识英雄，以至飞荡腾达，为王者师，为王者友。但无情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样的机会凤毛麟角，因此，作者一声断喝：醒来吧、小心“钓竿拂着珊瑚。”似这等好事，世上已很久不曾有过了，请问您还呆坐在长满苔藓之石矶上等候谁哩？只怕等到瞌睡虫上来，连手中渔竿也拿不稳了，看扫着海里的珊瑚礁罢！写着写着，上阕幽默之风又重现了。
此篇的命意，由于作者以“渔父词”题篇，词中又从头到尾都是在嘲弄一位妄想做姜太公第二的海滨钓叟，粗读之下，很容易使人得出其讽刺对象即为此渔翁所代表的怀才不遇人物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中错觉。其实，“世间久无是事”即点明，它的矛头，分明是冲着当代乃至前世不知多少代以来一切高高在上、不思求贤的封建统治者们来的。以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形式表现一定批判性的现实主义的内容，滑稽家之辞不同于寻常打油之辞，于此词可知。
写作此诗时作者已经被关押整整三路，敌人对他软硬兼施。然而，高官厚禄不能软服，牢狱苦难不能屈服。他衰鬓霜染，意志弥坚。牢房冰冷潮湿，饮食艰涩难咽，妻儿宫中服役，朝廷苟且投降等惨痛的现实，令文天祥感受到人生末路穷途的困厄艰难。他用一支沉甸甸的笔，蘸着热血和心泪，写就了这首悲而不屈的短诗。
这一首诗，诗句冲淡、平和，没有“天地有正气”的豪迈，没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只表现出大英雄欲与家人共聚一堂欢饮屠苏酒过元旦的愿望，甚至字里行间中透露出一丝寂寞、悲怆的情绪。恰恰是在丹心如铁男儿这一柔情的刹那，反衬出勃勃钢铁意志之下人的肉身的真实性，这种因亲情牵扯萌发的“脆弱”，更让我们深刻体味了伟大的人性和铮铮男儿的不朽人格。
《除夜》一诗，没有雕琢之语，没有琐碎之句，更无高昂的口号式咏叹。可是，我们仍旧感到心灵的一种强烈震撼。无论时光怎样改变，无论民族构成如何增容扩大，无论道德是非观念几经嬗变，文天祥，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作为忠孝节义人格的伟大图腾，万路不朽，颠扑不灭，仍会是在日后无数个世代激励一辈又一辈人的道德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