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作者把小船停靠在烟雾迷蒙的江边想起了以往的事情，因而以舟泊暮宿作为自己的抒发感情的归宿，写出了作者羁旅之思。
首句中“移舟”就是移舟近岸的意思；“泊”，这里有停船宿夜的含意。行船停靠在江中的一个烟雾朦胧的小洲边，这一面是点题，另一面也就为下文的写景抒情作了准备。
“日暮客愁新”，“日暮”显然和上句的“泊”、“烟”有联系，因为日暮，船需要停宿；也因为日落黄昏，江面上才水烟蒙蒙。同时“日暮”又是“客愁新”的原因。“客”是诗人自指。若按旧日作诗的所谓起、承、转、合的格式，这第二句就将承、转两重意思揉合在一句之中了，这也是少见的一格。为什么“日暮”会撩起“客愁新”呢？我们可以读一读《诗经》里的一段：“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王风·君子于役》）这里写一位妇女，每当到夕阳西下、鸡进笼舍、牛羊归栏的时刻，她就更加思念在外服役的丈夫。借此，我们不也正可以理解此时旅人的心情吗？本来行船停下来，应该静静地休息一夜，消除旅途的疲劳，谁知在这众鸟归林、牛羊下山的黄昏时刻，那羁旅之愁又蓦然而生。
接下去诗人以一个对句铺写景物，似乎要将一颗愁心化入那空旷寂寥的天地之中。所以沈德潜说：“下半写景，而客愁自见。”第三句写日暮时刻，苍苍茫茫，旷野无垠，放眼望去，远处的天空显得比近处的树木还要低，“低”和“旷”是相互依存、相互映衬的。第四句写夜已降临，高挂在天上的明月，映在澄清的江水中，和舟中的人是那么近，“近”和“清”也是相互依存、相互映衬的。“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种极富特色的景物，只有人在舟中才能领略得到的。诗的第二句就点出“客愁新”，这三四句好似诗人怀着愁心，在这广袤而宁静的宇宙之中，经过一番上下求索，终于发现了还有一轮孤月此刻和他是那么亲近！寂寞的愁心似乎寻得了慰藉，诗也就戛然而止了。
然而，言虽止，意未尽。“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自洛之越》）。诗人曾带着多年的准备、多年的希望奔入长安，而今却只能怀着一腔被弃置的忧愤南寻吴越。此刻，他孑然一身，面对着这四野茫茫、江水悠悠、明月孤舟的景色，那羁旅的惆怅，故乡的思念，仕途的失意，理想的幻灭，人生的坎坷……千愁万绪，不禁纷来沓至，涌上心头。“江清月近人”，这画面展示的是清澈平静的江水，以及水中的明月伴着船上的诗人；可那画面背后却是诗人的愁心已经随着江水流入思潮翻腾的海洋。“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孟浩然的这首小诗正是在这种情景相生、思与境谐的“自然流出”之中，显示出一种风韵天成、淡中有味、含而不露的艺术美。
此诗先写羁旅夜泊，再叙日暮添愁；然后写到宇宙广袤宁静，明月伴人更亲。一隐一现，虚实相间，两相映衬，互为补充，构成一个特殊的意境。诗中虽只有一个愁字，却把诗人内心的忧愁写得淋漓尽致，然野旷江清，秋色历历在目。
这是一首寄赠诗。
深山，古寺，朝霞，晓钟；积雪皑皑，幽林簇簇，人迹稀少，这是一幅明丽、清幽、干净、恬淡的生活图画。故而作者虽然闲居于此，冷落寂寞，却满心欢悦，安居不归了。当友人高升，入朝做官之时，作者以此相寄，以一幅优闲自乐的图画与仕宦那污浊、纷扰的生活相对，不但于比较中更显出了“雪满幽林”的意境，而且表现了作者对仕宦官场的厌倦之情
“山明野寺曙钟微，雪满幽林人迹稀。”天已放亮，山色渐明，钟声隐微，雪满山林。诗人从视觉和听觉的角度，描绘出了一个晶莹剔透、远离红尘的世界，这也正合了诗人闲居的心境。
“闲居寥落生高兴，无事风尘独不归。”诗人说寂寞独处于此，获得了他向慕的陶渊明等人那样的闲情逸致，如果没有必须办的事情，他甚至都不想回去。风尘不归，呼应上文“人迹稀”。这是诗人的价值取向，也是在向亲人表露自己的心迹。
此诗以写景起，以议论结。诗人布下了“雪满幽林”这样一幅图景，由此而“生”出情感，“生”出议论，层层递进，浑然一体。
本诗所引武陵，自然是陶渊明名篇《桃花源记》中的武陵源。可以说整首诗都是从其中化出。
陶渊明作《桃源记》，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自是之后，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武陵之于桃源，不仅在唐诗中得以继承和发展，而且对于初唐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一些“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不仅具有更浪漫的想象空间和绚丽色彩，而且还产生了神奇诡异的仙化意象。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当时唐朝社会道教盛行，再加上富裕的生活和繁荣昌盛的社会使得人们追寻心灵深处中对于生命短暂的忧郁。因此，许多笃信道教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会描写他们近乎幻觉式的想象。据刘中文先生考证，在现存的唐人诗词中，以“桃花源”为题的作品达21题24首之多，包融的《武陵桃源送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第一首开头两句：“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首句点明中秋。“月到中秋分外明。”这一年中秋，适逢晴朗，所以作者预知月亮会很圆，心情也倍加欣喜。次句写晴秋的夜晚，风里带有霜气，虽在仲秋，因地近钱塘江入海之口，已有九月的寒意。作者设想在月夜看潮，海滨一定是比较清冷的，而景象一定也更加奇妙。三四两句：“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作者此时住在郡斋，所以招呼管门的小吏说：“这重门休得上锁，我将要在月夜看潮呢！”白居易有忆杭州词：“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着潮头。”（《忆江南》）苏轼和白居易不同，他要亲临海塘看取潮势，并在中秋月夜看潮，这兴致比白居易的“郡亭枕上看潮头”显得更高了。这一首只是作出看潮的打算，是一组诗的开头。
第二首前两句：“万人鼓噪慑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连用两个比喻，描绘潮来的威势。先写所闻，次写所见。怒潮掀天揭地呼啸而来，潮头奔涌，声响洪大，有如万人鼓噪，使弄潮和观潮的“吴侬”，无不为之震慑。这第一句中，暗用了春秋时代吴越战争中的一个故事。前478年（鲁哀公十七年），越国军队在深夜中进攻吴军的中军，就在战鼓声中，万军呼喊前进，使吴军主力于震惊之余，一败涂地。作者借用这一战役越军迅猛攻坚的声威，来比喻奔啸的潮头，非常形象。在第二句中，作者又用另一个威势壮猛的比喻，说是怒潮之来，有如当年王阿童统率长江上游的水军，浮江东下，楼船千里，一举攻下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阿童是西晋名将王浚的小名，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曾描述他当日的军威：“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这两个借喻，都从海潮的气势着笔，是实景虚写，借以开拓人们的想象力。第三四句：“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是实景实写。前两句写潮势之大，这两句写潮头之高。“欲识”句故作设问，以引出“越山”句的回答。这潮头很高，越山竟好似浮在浪花中间了。越山近指吴山和凤凰山，远指龛山和赭山，龛山、赭山在萧山境内对峙，形成海门。在诗人看来，海门在苍茫浩瀚的潮水中，潮头似卷越山而去，白浪滔天，怒潮如箭，诗的境界，也如同图画一样展现在人的眼前了。
第三首，抒写看潮后兴起的感慨。作者乘兴观潮，原本是为纵览海潮的壮观而来，此刻却顿起身世之感。他感叹自己由京城调任在外，身世悠悠，浑无定所，和江边的潮水一样，潮去潮来起落不定。所以起句说“江边身世两悠悠”，以示悠然长往，不知何时能有归宿。而年华易逝，白发易生，他只怕长此以往，也像沧海波涛那样，不时掀起白头雪浪，自己也要成为“白头浪里白头人”了。第二句，“久与沧波共白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感想。后两句：“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西流。”作者看到海潮上溯，竟能逼使江水随潮西流。江水本不能西流，但因不能与潮势相敌，于是出现西流的情景。作者设想，这可能是造物者体会到人有易老的心情，遂教江水也有西流之日，以示人生未必无再少之时，将来返回朝廷仍然有望。从历史背景来看，作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对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政持有不同的意见。
第四首，是作者以地方官的身份，因看潮而抒发的议论。这首诗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怜借弄潮人的重利轻生，一是讽喻当时朝廷兴建水利多不切实际，害多利少，难有成效。前两句说：“吴儿生长狎涛渊，重利轻生不自怜。”因为弄潮的人，贪得官中利物，他们冒险踏波，常有被溺死的危险。但吴越儿郎，多习于水，狎玩浪潮，不知警戒。虽然当时也曾有旨禁止弄潮，但终不能遏止。作者时为杭州通判，对吴越人的重利轻生，产生怜悯的心情。后两句诗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作者揭露了当时官府里的一种矛盾，即一方面是明令禁止弄潮，一方面主上又好兴水利，好大喜功，不衡量利害得失。导致弄潮者又被吸引到这种水利工程中来，所以朝旨禁断，绝无成效。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东海的海神，倘若知道当代君王的意旨，应该让海边盐卤之地，一齐变成肥腴的桑田，那么弄潮人就可以不必再行弄潮，而兴办海滨水利之事，也就可以大显成效了。”诗句中带有讽刺的意昧，因为斥卤变为桑田，一般说来，只是神话，是属于不可能成功的事。既然断难有成，而又兴办不止，则弄潮人的灾难，也就难以摆脱。在这组诗中，只有这两句含有讥讽。但后来的“乌台诗案”，却把全诗都系于其内，指控他为谤讪朝廷，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更联系苏轼居官时的其他诗作，大肆诬陷，想把作者置于死地，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诗狱，并累及作者的许多友人。通过此诗，可以了解宋代党祸冤酷的一个侧面。
在第五首中，作者再次抒发观潮所得的感想，这首是组诗的最后一章，诗人纯从想象落笔。前两句：“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似霓。”是由观潮想到《庄子·秋水》所写河伯“望洋兴叹”这个故事。“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不见涯涘。”河伯自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等到他东行至海，着到汪洋浩瀚的大海涛澜，这才向海神表示自己的渺小。江神倘若东临大海，也会有同样的感受。长江大河也都有潮头。诗人表示如以江河的潮水，和这样雄伟的海潮威势相比，那么江神河伯就像小小醯鸡（即蛾蚋），是微不足道的。海若从东方驾潮而来，潮水喷吐，就像虹霓一样，映着中秋的月色，这怒潮就更为壮观。诗人这种来自看潮以后的观感，虽然是以神奇想象的笔思写出来的，但也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后两句：“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诗人感到如此威势巨大的潮水，要把它压低下来，使之为人民造福，是非常不易的。诗中说，倘若能得到当年夫差穿着水犀之甲的猛士，用上钱武肃王（钱镠）射潮的三千强弩，把它射服就范，兴许是个好事。
“安得”两字，表明诗人的愿望，也是诗人的想象。这两句把两个历史故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水犀手”的故事，出自《国语·越语》：“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因而战胜了越国，成为一时的霸主。射潮的故事，出自孙光宪《北梦琐言》的记载：吴越王钱镠，在建筑捍海塘的时候，为汹涌的怒潮所阻，版筑无成。后来钱王下令，造了三千劲箭，在叠雪楼命水犀军驾五百强弩，猛射潮头，迫使潮水趋向西陵而去，终于建成了海塘。这故事虽近神话，但说明了“人定胜天”的道理。诗人把夫差水犀军和钱王射潮两件事融为一体，虽然引用上稍有出入，但设想是颇为神奇的。诗人为官杭州，也曾在西湖中建成苏堤，拦阻湖西群山涧壑注入西湖之水，或使停蓄、或使宣泄，使之造福杭州民众。这说明诗人也重视兴修水利，只不过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好大喜功、害多利少罢了。
这组看潮绝句，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意到笔随之妙。在运笔方面，有实写，有虚写；有感慨，有议论；有想象，有愿望。淋漓恣肆，不落常轨，体现出苏轼诗在风格上英爽豪迈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