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上阙描写送别的场景，雨过水涨，绿柳岸边。虽然燕语笙歌，依依留恋，但流波催棹，故人终将要离去；词的下阙作者的思绪追随友人扁舟，想象着沿岸风景，远行于千里之外。他远远望见都城和宫殿，带去了无限寄思。结韵一笔折回，抒发难舍之情。全词构造情境，有空灵清杳之美；而抒发情感，则婉若游龙之自如。
词的上阙描写送别情景。起头两韵，点出送别的环境气氛：经过一番狂风暴雨的冲洗之后，春色已归，绿意丰盈，沿江种植的杨柳更是呈现幽暗深绿。这里的柳色是词人即目所见之景，它之所以被浓墨重彩地突出描写，就在于这个场景与离情别绪之间有着早已被确定的因缘，为下文倾诉离愁作好了意象的铺垫和气氛的渲染。
词的下阙将那被提起又遭到延宕的别情，完全直接地倾泻出来。词人的精神世界里，早已先于东去的行人遨游而去。在他的想像中，小舟经过黄陵山，那里有供奉着娥皇、女英的祠庙，他隐约听到这两位水神曲韵泠冷、曲音幽苦的奏瑟之声，心中惨然不乐。“为谁情苦”，问得十分委婉。这里作者巧妙地借用湘娥的哀婉动人的传说，表达自己内心的哀怨愁苦。这愁苦既包含作者对友人离去的伤感，又包含作者对个人身世命运的伤感。舟行迅捷，来到千里之外的东吴已是暮春。在宽阔而无波浪的长江上，行舟安稳地向前驶去。转眼间就到了京城临安，远远地就可以望见京都的宫殿。此处一“望”一“舞”，临安的皇城气象毕见。“前度”一韵，化用前人诗歌典故，暗指他终于回到故地；此处借用刘禹锡再返京师赋诗之典，明写友人返回临安之事，暗示他对国都的怀恋。词人正值壮年，虽雄心依然，但壮志难申，故而愁绪满怀。结韵“愁为倩，么弦诉”，复转回到离愁的主题。
这首词借为友人的送别，一方面描写对友人的深情挚意，另一方面表达“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抒发个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念之情。此词在写景上采用虚实相辅的手法，既写眼见之实景，又写想见之“虚景”，并且在写景中寓寄作者之情，使得情与景有机地融汇于一体；在抒情上又将各种复杂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既有对友人的关切与惜别之情，又有对个人内心愁苦的抒发与寄托。
康熙十二年(1673) 爆发的“三藩之乱”给予曹贞吉以极深的刺激。由于其胞弟曹申吉陷身于吴三桂的叛乱中，贞吉是心境既乱而处境甚危。曹申吉，字锡余，号淡庵，幼贞吉一岁，顺治十二年(1655) 以二十一岁之龄中进士，可谓年少得志。康熙初深得清圣祖赏识，曾作为特使祭祀南岳。康熙十年(1671) 出任贵州巡抚，年仅三十七岁即荣为方面大臣。谁知二年后吴三桂叛清，一起兵尽俘黔贵督抚，曹申吉行迹变得扑朔迷离，真相不明。“三藩”乱平后，康熙定申吉为 “逆臣”，到雍正朝撤销“逆臣”之谳，然未作明确论定，直至乾隆朝才又正式批准入“忠烈祠”。当康熙定曹申吉为“逆臣”时，作为胞兄的曹贞吉其心情固可想见；而在未定罪案前，对手足情亲的兄弟孤悬天外、音闻中断、行踪难明，贞吉愁思百端，焦忧无端，心中伤痛实在难以言喻。《留客住·鹧鸪》词作于康熙十五年左右，即曹贞吉深怀难以尽言之痛时。
“浙西六家” 中的著名词人李良年原在曹申吉幕中，“三藩”乱起前李氏先期出黔，得免陷难。他曾作《鹧鸪怨》五古三首“怀渠丘公”(即指申吉)，到京城后又作《留客住·鹧鸪》，哀念曹申吉处境，贞吉此词即系与李良年相唱酬之作。前后同时所作的《满廷芳·闻雁》的“从今去，湘流曲折，莫近小窗横” ;《青玉案·雁字》的 “人间多少伤心客，欲寄离愁那能得”，“无端风雨，横斜催乱，几阵烟云黑”等，也都哀伤感于其弟生离死别的无可沟通的是苦吟唱。
词起句三字 “瘴云苦”，既从地域空间上紧扣湘黔云贵一带特定的“境”，又以一“苦”字浓重地抽理起全篇的 “情”。这一声苦叹，似是鹧鸪啼出，又似词人抚案沉吟。作为咏物之篇，一起首就已 “物” 、“我”相融，合二为一。五溪，指湘黔接壤之地的雄、 横、 西、 潕、 辰五条江水(见《水经注》)。“遍五溪沙明水碧”一句以具体的地理位置既补足了 “瘴云”之句的寓意，界明其方位，又在艺术效果上令人仿佛听到“声声不断的”“瘴云苦、“行人”休去”之啼吟声响遍了五溪流域的上上下下。一个“遍”字看似寻常实属精警，应和“苦”字以及“声声不断”的啼鸣贯连一气来体味。词人说： “行人今古如织”，这区域这条道上古往今来行人不绝，关你何事呢?何以“只劝行人休去”啊? “频寄语”以下是 “寄语”的内容，也即“休去”的理由： 那里是一片荒芜，祠空驿废，人烟绝迹，泪湿征衫，无可驻脚之处。这就是“瘴云苦”的实际境界。这“苦”境之所以造成，是战乱，是人事沧桑的变异。从时空的广阔性上说，湘黔云贵地区自明末以来未曾安定过，南明永历政权抗击清兵血战过十数年，吴三桂之乱则是在疮痍遍地未见恢复之际接踵而来的。从曹贞吉具体的心境感受而言，这“苦”境又正是他爱弟现今陷身的具体处境。王士祯曾评贞吉咏物词说： “实庵先生咏物皆取其闻见所及耳，而神光离合，望之如蜃气结成楼阁。” (见《珂雪词》前《词话》)渔洋讲了二点很准确的问题，一是曹氏咏物的 “实”的一面即 “皆取闻见所及”，指实在的感受;二是艺术形态的 “虚”的一面： “蜃气结成楼阁”。这“虚”、“实”相契的中介环节是如“蜃气”一般的 “神”。取物之神而再渗入以一己神思，此乃咏物上乘技法，所谓“神光离合”。从这首鹧鸪词的上片中已可体味到这高妙之处。
下片承上述“苦”境，集中抒述对申吉的苦忆。这忆念的具体表述则是从代爱弟吐露苦情的角度写来，即写自己所忆念的对象的心境。这种从对面写来的手法，在杜诗和柳永的词等前人作品中曾经有过。此类手法的运用，贵在真切，即务需情致真挚、情感深沉、情境贴切，所以颇不易佳。曹贞吉对其弟深深理解，有着感同身受的心灵相通处，故词情哀凄感人。他说： 在风横雨斜的日子里，你一定昼夜在苦思遥念中原的亲人(“一发中原”句翻用苏轼“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为“杳无望处”而哀苦无尽; 你又一定在“万里炎荒”备遭摧残，“毛羽”凋零! 遮莫，意为 “尽教”，严重地被……这些虽属设想，但应属对方真切的处境和心境。接着词人悲叹道：当年边廷的众多官员中，一定只有你不屈辱地在孤苦无援的境地里受煎熬。“记否”三句化用李白诗：“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曹贞吉绝不信种种关于申吉降顺吴三桂的谣传，他坚持认为其弟是效忠清廷的，并未从逆。词到这里，从形态上看仍不离鹧鸪此“物”，然而这物形所透现的情与意全是“我”的，诚是“神光离合”一片。
因为曹贞吉不接受有关其弟的各种传言，所以紧接着在结句中强调出“忠爱”之情。他认为曹申吉一定在月黑江深的境遇中如同当年杜甫为叛军所拘时那样吟唱出“臣甫愤所切”，犹似杜鹃泣血一般地忠魂不化! “子规声续”，子规即杜鹃，一“续”字既是以鹃啼续鹧鸪之鸣，由哀苦而变悲壮; 又是“续”杜甫的忠爱之情，由凄怨而转为慷慨。这一转化，使这首咏物之唱的“意”愈益深化，其笔墨又足见灵动。
《留客住·鹧鸪》的高明处全在一个“化”字法上。所咏之 “鹧鸪”，时而是第一人称“我”，时而是第二人称的“汝”，时而又是第三人称的“物”。三者化合为一，离合惝恍，遥思深虑隐约而出，此即所谓“光怪腾蛟蜃”的艺术境界。
据《宋书·颜延之传》上说，延之初为步兵校尉，好酒疏放，不能苟合当朝权贵，见刘湛、殷景仁等大权独揽，意有不平，曾说道：“天下的事情当公开让天下人知道，一个人的智慧怎能承担呢？”辞意激昂，因而每每触犯当权者，刘湛等很忌恨他，在彭城王义康前诽谤他，于是令其出任永嘉太守，延之内心怨愤，遂作《五君咏》五首，分别歌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和向秀五人，这是第一首，咏阮籍。
阮籍曾做过步兵校尉，所以称他为阮步兵。他外表沉晦，而内心却具有清醒的认识，故诗的第一句就说：“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史传上说阮籍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有意地隐晦其踪迹，其实，他的识鉴精密，对于时事有极敏锐的洞察力。如曹爽辅政的时候，曾召他为参军，阮籍以疾辞，屏居田里，岁余而曹爽被诛，时人都佩服他的远见，这就足以说明阮籍的缄默与隐沦，只是为了远身避祸。
“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二句表现了阮籍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饮酒与作诗。《晋书》本传上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里所举诸事都说明他以醉酒来避免是非与祸害，因而颜延之的诗中说阮籍沉湎于酒只是为了把自己的才识深自敛藏起来。这里的“照”，就是指其才华熠熠闪耀。阮籍既以醉态来掩饰才华，故云“埋照”，“沉醉似埋照”五字之中即将阮氏的许多行迹櫽括其中，揭示了他嗜酒狂饮的真正动机。“寓词”句指出了阮籍文学创作的特点，尤指他八十二首《咏怀诗》，其中阮籍大量地运用了比兴寄托和象征的手法，以隐晦的手法自表心迹，展现了他生活中的各种感慨。颜延之就说过“阮籍在晋文常虑祸患，故发此咏。”（《文选》李善注引）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而历代文人都以为阮籍的这组诗是托物咏志、寓讽于辞的典型之作，其中表现了他忧时悯乱的深沉哀思。颜延之对此有深切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早揭示出《咏怀诗》深意的人。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两句也是本于史传对阮籍生平事迹的概括，据《魏氏春秋》上说，阮籍少时曾游苏门山，苏门山有一位隐居的高士，阮籍前往与他“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然苏门先生却不与他交一言，阮籍于是对他长啸一声，清韵响亮，苏门先生只是淡淡地一笑，至阮籍下山后，只听到山间响起了一种像是凤凰鸣叫的声音，知是苏门先生的回答，这就是“长啸”句的本事。至于阮籍不受礼教束缚的故事也很多，据《世说新语》中说，阮籍的母亲去世后，裴楷前去吊丧，阮籍却还醉熏熏地披着头发箕踞在床上，裴坐在地下哭着吊唁一番以后就走了，有人问裴楷说：“凡是吊丧，主人哭后，客人才行礼。阮籍既然不哭，你为什么哭呢？”裴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又如阮籍的嫂嫂曾回娘家去，阮籍与她道别，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事情颇受人非议，以为是不合礼法的，阮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故颜延之说阮籍能超越礼法，令众人惊异。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两句即解释阮籍为何口不臧否人物，对于时事不加评论的原因，因为时事已到了不可评论的地步，然而，他的感愤与不满却在穷途而哭的事实中表现出来，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经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这两句将阮籍不论当世人物与穷途而哭这两件典型的事例联系起来，指出了其中的内在的关系，遂揭示了阮氏的真正人格和对现实的态度。
这首诗虽然是咏历史人物的，然也寄寓了作者自身的怀抱，特别是在最后两句中，一种对时事不堪细论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据史载，颜延之也性喜饮酒，行为放达。他虽身经晋宋易代的沧桑而出仕新朝，然好肆意直言，于现实多所不满，故于此诗中他通过对阮籍的怀念而表达了自己郁郁不得意的情怀。
此诗运用了史传中关于阮籍的记载，择取了典型的事例，在短短四十字中将阮籍的一生刻画殆尽，并由此而表现出他的精神。其中点化史传之语入诗也能恰到好处，不落理路与言筌，自铸新词，却句句有本，可谓无一字无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