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别之作，多从眼前景物写起，即景生情，抒发惜别之意。王维此诗，立意不在惜别，而在劝勉，因而一上来就从悬想着笔，遥写李使君赴任之地梓州（治今四川三台县）的自然风光，形象逼真，气韵生动，令人神往。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首联是说，梓州一带千山万壑尽是大树参天，山连山到处可听到悲鸣的杜鹃。
开头两句互文见义，起得极有气势：万壑千山，到处是参天的大树，到处是杜鹃的啼声。既有视觉形象，又有听觉感受，读来使人恍如置身期间，大有耳目应接不暇之感。这两句气象阔大，神韵俊迈，被后世诗评家引为律诗工于发端的范例。
“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颔联是说，山里昨夜不停的下起了透彻的春雨，树梢淅淅沥沥或像泻着百道清泉。
首联从大处落笔，气势不凡；颔联则从细处着墨，承接尤佳，不愧大家手笔。诗人展现了一幅绝妙的奇景：一夜透雨过后，山间飞泉百道，远远望去，好似悬挂在树梢上一般，充分表现出山势的高峻突兀和山泉的雄奇秀美。“山中”句承首联“山”字，“树杪”句承首联“树”字，两句又一泻而下，天然工巧。这两联挺拔流动，自然奇妙，画面、意境、气势、结构、语言俱佳。前人所谓“起四句高调摩云”（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引纪昀语）。“兴来神来，天然入妙，不可凑泊”（清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诚非虚夸。
作者以欣羡的笔调描绘蜀地山水景物之后，诗的后半首转写蜀中民情和使君政事。
“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汉女辛劳织布纳税，巴人地少诉讼争田。
梓州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那里的妇女按时向官府交纳用橦木花织成的布匹，那里的人们又常常会为芋田发生诉讼。“汉女”、“巴人”、“橦布”、“芋田”，处处紧扣蜀地的特点，而征收赋税，处理讼案，又都是李使君就任梓州刺史以后所掌管的职事，写在诗里，非常贴切。
“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末两句是说，望你发扬文翁政绩，奋发有为不负先贤。
“文翁”是汉景帝时蜀郡太守，他曾兴办学校，教育人才，使蜀郡“由是大化”（《汉书·循吏传》）。王维以此勉励李使君，希望他效法文翁，翻新教化，而不要倚仗文翁等先贤原有的政绩，无所作为。
联系上文来看，既然蜀地环境如此之美，民情风土又如此淳朴，到那里去当刺史，自然更应当克尽职事，有所作为。整首诗寓劝勉于用典之中，寄厚望于送别之时，委婉而得体。
这首赠别诗不写离愁别恨，不作泛泛客套之语，却有对于国家大事、民生疾苦、友人前途的深切关心。
在艺术上这首赠别诗写的很有特色。前半首悬想梓州山林奇胜，是切地；颈联叙写蜀中民风，是切事；尾联用典以文翁拟李使君，官同事同，是切人。这样下来，神完气足精当不移。诗中所表现的情绪积极开朗，格调高远，是唐代送别佳篇。
这是一首写景诗，诗中写清秋野外的山光水色，也倾注了诗人闲适自在的喜悦情怀。诗通过偶然发现的错位，给诗平添了无穷的情趣。
诗第一句写满天秋色给晴天的水湾带来了丝丝寒意。这句写得很笼统，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一天秋色”，自然使人联想到萧瑟的秋风、清澈的湖水、飘坠的黄叶，甚至于想到昨天刚停的绵绵秋雨，今天放晴的淡淡秋日。“一天”二字，又把景色无限地扩大，附合日朗气清的季节特点。秋色满眼，接下一“冷”字，就把感情锲入，把冷景转化成冷的感觉，诗意便更加浓郁了。
第二句切题写放眼瞭望。首句是浑写秋色，这句是具体写山，但又将远近高低重叠的山一笔囊括进诗，又带有浑写的性质。在满天秋色中，放眼看山，大有晋人拄笏看山，叹风景佳丽的意味，表现了作者陶情山水的旨趣。上两句，一句带写了水，一句概括了山。青山林立，看得很清楚，很尽兴；绿水平铺，难以尽收眼底，稍嫌不足。
诗人由下往上看，看够了，就萌发了想由上往下看，好好欣赏绿水全景的念头。于是，诗人乘闲登山了。登上了山顶，向下眺望俯视山下的秋水，结果没想到看到的主景不是水，却是水中青山的倒影。这一漫不经心的描写，是人人碰到过的实事，平时谁也不注意，却被诗人捕捉住，放入诗中，显得是那么的有趣味。这么一写，又照实了上两句的风景：因为是秋天，水特别的清，所以说“冷晴湾”；因为晴，山才投以浓郁的影子，在清水中格外地分明。而这些山，就是上面说过的“无数峰峦”。同时，诗以“忽”字领句，与出句的“闲”字相对应，使景更加突出，也带出了诗人的欣喜。这时候，诗人的心也就随着山与水的交融而深深地陶醉了。
永嘉四灵的山水诗就是这样空灵透脱、一波三折，寥寥数笔，给人以很大的艺术享受。近来不少评论家说他们的诗空虚，没有现实内容，恰恰忽略了赞叹山水美本身也是现实内容丰富的表现。
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