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题为“齐宫词”，却兼咏齐、梁两代，此诗从一个横断面描述并剖析了六朝时齐的亡国过程，并将议论不着痕迹地融入了叙事之中。全诗语言简洁凝练，又充满韵味。
首先前两句“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写南齐亡国的史实。昔时齐废帝生活奢靡无度，而后梁武帝萧衍带兵入城，不久齐便城破人亡。在实际中，这些事件时间跨度很大，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但诗人单刀直入，截取横断面，从兵来国亡之夜着笔，将“永寿”、“金莲”等情事不露痕迹地融化在里面，不仅简炼紧凑地交代了南齐的覆亡，不仅刻画出了废帝死前茫然不觉、纵情享乐的荒淫昏聩，而且透露出亡国前的种种奢淫情况。由此却可窥见南齐亡国的原因、过程和历史教训。
这种集中概括的写法颇像戏剧作品把场景限制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构成具有尖锐戏剧冲突的场面，通过幕前交代幕后一样。将“含德殿”改为“永寿殿”，将夜开宫门改为“夜不扃”，这种细节上的改动，同样出于集中、强烈地反映生活的需要。废帝国亡身死，是以“金莲无复印中庭”这种富于暗示性的咏叹之笔轻轻带出。“无复”一语，似讽似慨，寓讽于慨。
后两句“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转写梁台歌管。梁台实即不久前齐废与潘妃荒淫享乐的齐宫，不过宫殿易主而已。“歌管三更”与“夜不扃”、“犹自”与“无复”呼应。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时间，不同的角色上演相同的故事。诗人既没有对梁台歌管作正面描写，更不诉诸平板的叙述议论，而是抓住“九子铃”这一细小事物加以巧妙的暗示。齐废帝曾剥取庄严寺的玉九子铃来装饰潘妃宫殿，这在废帝的荒淫生活中虽只是小插曲，却颇具典型意义。诗人特意让九子铃出现在“梁台歌管三更罢”之时，不仅串贯了齐、梁两代，而且让它发挥丰富的暗示作用。以静托喧，暗示梁台歌管的喧闹。诗人虚点“梁台歌管”，实写歌管声歇”后寂静中传来的“风摇九子铃”的声响，巧妙地暗示出不久前的喧闹。因为在喧天的歌管声中是听不到铃声的。
“九子铃”是齐废帝奢淫、荒唐行为的突出表现，这个亡齐遗物出现在梁宫歌管声中，暗示了梁宫新主继承的是亡齐旧衣钵，“犹自”一语，点明此意。诗人以已经闭幕的一出衬托正在串演的一出，暗示梁台的必然崩溃。“九子铃”不仅是齐废帝荒淫生活的见证，也是其亡国殒身的见证。和荒淫亡国联结在一起的九子铃，对于歌管依旧的新朝来说，乃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歌管既然依旧，“永寿兵来夜不扃”的一幕，“金莲无复印中庭”的结局也必然重演。由此可见这首诗的构思新颖精巧，表现含蓄蕴藉，其暗示的手法用得很成功。
全诗看来，可知作者的微意似乎不止于此。如果仅仅是以古鉴今，向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一个荒淫亡国的历史教训，专写齐事即可达到目的，不必兼写齐梁，作者借同一齐宫串演齐梁两代统治者肆意荒淫的丑剧，特别是借九子铃着重揭露梁台新主重蹈亡齐旧辙，无视历史教训，其真正用意似乎是要通过“亡国败君相继”的历史现象显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揭露的规律正是杜牧《阿房宫赋》的结尾所说的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李商隐暗寓在艺术形象中没有明白说出的旨意，杜牧恰像代他作了痛快淋漓的表达。前人之声而后人漠视，重蹈覆辙也是必然的了，这便是李商隐含蓄地揭露的历史潮流和规律。
值得提出的是，整首诗中尽管表面上未有一处作议论，实际上却处处在议论，只不过诗人的议论已完全融化在诗的叙写与慨叹之中，因此议论便显得不着痕迹。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此诗的高明所在。
诗为怀古而作，所以首先提出与公安县有历史关系的两个古人——吕蒙和刘备。赤壁之战，孙权刘备联合破曹操。战争结束，“周瑜为南郡（汉置，郡治江陵，吴移治公安）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权满刺州数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刘备“借剃州”不还，孙权便要用武力夺取，任其事者为吕蒙。吕蒙趁蜀将关羽伐魏之机，奇袭南郡。事后，孙权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也治公安。这是几百年前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早就过去了。如今只剩得“野旷吕蒙营，江深刘备城”。营已不在，只有遗址，所以说是“野旷”；城在江边，所以说是“江深”。这是首联，是写“古”。
下面接着写景：“寒天催日短，风浪与云平。”这副颔联，上句写时，下句写地。这时正是冬天，夜长昼短，才见旭日东升，忽又夕阳西下，好象有人催着似的。“催”字用得好，极见作者炼字功夫。诗人这时正坐在江边的小船上，面对风急天高、波涛汹涌的景色，不禁感慨系之。“与云平”，极言浪高。杜诗《秋兴八首》之一有句云：“江间波浪兼天涌”。清人钱谦益笺注：“江间汹涌，则上接风云。”这也可以作为“波浪与云平”的注脚。颈联“洒落天臣契，飞腾战伐名”是承首联的：上句指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下句指吕蒙擒关羽的战功。首联说的是“古”，此联说的是“怀”，说古处接“景”（寒天、风浪），说怀处接“情”：所以尾联写出了“维舟倚前浦，长啸一含情”两句。
“维舟倚前浦，长啸一含情”中的情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是“思古之幽情”。刘备与诸葛亮的天臣关系，非同等闲。刘备三顾茅庐，孔明隆中决策。刘备临终时，托诸葛亮以后事。其次是“讽今之隐情”。唐代的李光弼、郭子仪就是像吕蒙那样的名将，可惜他们不遇明主。唐代宗宠信鱼朝恩、程元振，李、郭同受其害。所以他们虽然都有“飞腾战伐”之名，仍然不能取得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诗人引以为恨的。由吊古伤今而托古讽今，这首诗的弦外之音是可以想见的。
此词抒写别后思念之情。上片由叙及忆，叙香笺题诗，追忆相逢旧事，直抒情怀，思念之情抒写不尽。“题破香笺小砑红。诗篇多寄旧相逢。”别后相思，香笺砑红，写成诗篇，寄予情人。“西楼酒面垂垂雪，南苑春衫细细风”两句写景极流丽，然而实是言情，把词人对往事的留恋和怀想都写进“垂垂雪”和“细细风”中。旧事甚多，唯忆两件：一是西楼劝饮时，女子垂垂如雪的粉面；二是南苑歌舞时，女子随风飘旋的春衫。二事所指，实为一段春情，故美好难忘。
下片进一步写思念之苦，自分别后离愁别绪一直萦绕于心，词意较缠绵深沉，但词句却明了畅达。“花不尽，柳无穷”六字与上片开头相关合，题破香笺也写不完的思念之情正如同不尽之花、无穷之柳一样，表示分别以后，年复一年，春光如逝，相思不尽，因情人不在身旁，毫无欢乐意趣。结二句借用巫山神女的典故，以归云巫山作喻，追问巫山归云讯息，眷恋旧情，渴望再度相亲相爱，词切而情深，词人的苦闷与无奈尽含其中，同时似暗含词人所怀念的旧日相好的身份乃是一个歌妓之意，可谓“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
全词感慨今昔，或借景传情、或直抒胸臆，写情深沉婉曲，文笔却十分流畅，浅语有致，读来琅琅上口；又用时空转换，对比今昔；以设问猜测，情真意切，收到了意在言外的效果。
诗写得曲折，理析得透彻。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精妙的生命辨证。 南宋诗人姜夔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经验时，用四个高妙来说明优秀作品：“（1）碍而实通曰理高妙；（2）事出意外曰意高妙；（3）写出幽微，如深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杜荀鹤的《泾溪》诗正是理高妙的杰作。从表面看，诗的事理是碍而不通的。因为行舟水上，遇险不倾，平流却覆，似乎不合常理。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不通的现象中，潜藏着大通的本质。因为舟是人驾的，舟的载沉，不取决于路的平险，而决定于人的状况。溪险石危时，人人警惕，，自然安如泰山；平流无石处，容易懈怠，往往舟覆人亡。这，正是杜荀鹤《泾溪》诗析理的高妙之处。
推而广之，杜荀鹤在这里绝不仅仅说明行船的道理，他也在比拟人事的成败。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说：“诗穷而后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列举了文王、孔子、左丘明、屈原、韩非五人遭遇困厄，发愤著书，终成大器的故事。其中的道理，与《泾溪》诗是完全一致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有一句名言：“生于忧患，亡于安乐。”句中的“忧患”正如泾溪的“险”；句中的“安乐”正如泾溪的“平”；句中的“兴”、“亡”正如泾溪的“不闻倾覆”与“沉沦”——水性与人性在此又一次严密吻合。 究其载沉原因，比拟人事成败，有以下四个方面：
（1）懈怠。《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兴于忧患之时，励精图治，打败了越王勾践。后来，昧于安乐，怠于治国，最终被越所灭。这个故事正好反映了兢慎则成，懈怠则败的教训。韩国著名围棋国手曹熏铉对其天才弟子李昌镐进行评价时断言：最容易毁掉弟子前程的是自我管理失败（即盛名之下的懈怠）。结果，李昌镐事事兢慎，如日方中。倒是李昌镐的对手，怠于人事的聂卫平棋圣毁掉了自己的大好河山。这，又是泾溪诗意的精确注解。
（2）麻痹。众所周知，危险的局面使人警惕，平顺的局面促人大意。而失败的毒素，往往存在于大意之中。陈寿《三国志》记载：蜀汉大将关羽统兵伐魏，围困樊城，水淹七军，兵锋所指，无不望风披靡。于是，关羽骄傲起来，放松了对其后路东吴的戒备。结果，吴将吕蒙袭夺荆州，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这说明了大意与麻痹的危害。需知世上无顺事，事顺则藏险。如果居安不虑危，当然是取败之道。明乎此，也就能洞悉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珍珠港内不可一世的太平洋舰队覆灭的奥秘了。
（3）固步自封。有一位老人说过：“如果和平与繁使人不思进取，固步自封，那么，真正的危险就在其中孕育。”甲午战争，泱泱中华大国竟然被弹丸的日本击败。原因很简单，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中华自恃地大物博，完全无所作为。两相比较，胜负的天平自然倾斜。同理，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挡不住精勇骠悍的纳粹雄兵；万里长城巨大屏障，挡不住北方草原的强大铁骑；中原汉人的太平梦想，常常被游牧民族搅得满目疮痍。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危险，于此可见。
（4）分裂。小说《三国演义》中有这样的故事：曹操打败了袁绍的主力，袁绍病死了。他的儿子和女婿精诚团结，退据北方。曹操急攻不下，便采用了谋士郭嘉的建议，引兵撤退。危险暂时消失了，曾经并肩战斗的袁家子弟们开始了争权夺利。他们自相残杀起来，结果是两败俱伤。曹军顺势北进，彻底消灭了袁家的残余势力，统一了祖国北方。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安乐对人性的毒化作用。危险消失了，人心也就散了，曾经有过的齐心协力、共度时艰的局面不复存在。试想同舟不共济，南辕却北辙，能不遭受灭顶之灾吗？
以上四点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是，已经具有触目惊心的巨大震撼力。在杜荀鹤《泾溪》诗中，过往船只的倾覆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绝对和平流中的舟人失去兢慎有关。万事成功都得缘于进取，大凡失败莫不是堕志。水如此，人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谁也不能例外。
今天，我们的国家渐渐强盛，国民的生活渐渐富足，忧患的日子渐渐远去。但是，歌舞升平的表象里下面，却汹涌着极其险恶的暗流。东有美日，北有强俄，内有台岛，政经隐忧……当此希望与忧患并生的时刻，我们重读《泾溪》诗，其现实的意义不容低估。它能使我们洞察和平背后潜藏的危险，重温“兴于忧患，亡于安乐。”的古训，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凝聚民族复兴的伟岸张力。帮助我们寻找正视挑战，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
这，正是水性与人性的实质，也是杜荀鹤《泾溪》诗的真正价值。寓含的哲理：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处盈虑亏，枕戈待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