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词写作者被贬谪而壮志难酬的彷徨和忧心。上阕写作者隐逸于太湖旖旎风光的乐趣，下阕写作者深感岁月蹉跎而志向难伸的苦闷和惆怅。
从沧浪亭极日远眺，一览太湖风光。虬风物潇洒，澄静深远，烟波浩淼，水流旷远。作者完全沉浸在与天地同乐的沉醉中。其在《沧浪亭记》中说：“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作者自号“沧浪翁”，其人生境界似乎已经达到“乐天”的程度（观代哲学家冯友兰言人生有四种境界：知天、事天、乐灭、同天）。然而，“方念陶朱张翰，忽有扁舟急桨，撇浪载鲈还”。突然，某种意识发作猛然将作者拉回到现实中，某种生命的忧思和烦恼在心中升起。而“念”“忽”“急”“还”更是展现了一种意识的时间之流。扁舟急桨，撇浪载鲈，在天地归一的境界中惊现了人生的繁忙和生命的艰难。“落日暴风雨，归路绕汀湾”则昭示了人生之路的风雨猝然与曲折蜿蜒。上阕之转折在于“忽”字，将自我生存的意识唤起，从而使得作者脱离归隐自然的混沌状态，而有意识于生存意义的危机。
“沧浪亭”取意于屈原《渔父》所载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精神。表达了古代君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故而可以看出，苏舜钦始终摆脱不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情结。很自然响应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苏舜钦被削职时正值人生壮年（37岁），因此对“华发改朱颜”有深切的担忧。欲对历史寂寞有所克服和超越，不甘于生命的淡出，便是上阕一“忽”字所拉出的本意。作者欲凭临寒潭隐居，却担心不被鸥鸟信任和接纳自然是托辞，生命看不到出路，时间正黯淡着光芒，未来之路不明朗，施展抱负的机会太渺然，这才是根本的痛苦。因此，全词以那种看似闲适却以充满反抗与无奈情绪的“无语看波澜”的情景收场。正点出这句真理：所谓波澜便是世间，世间便是波澜。
这首词虽侧重写太湖风景，抒发作者愤激之情，但作者由遭谗而退隐，再到心甘情愿地退隐，由忧谗畏讥转为愤世嫉俗，进而转为疏狂的心路历程交代得清楚明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作者身处逆境、不甘沉沦、奋力抗争的积极人生观。刘熙载有言：“一转一深，一深一妙，此骚人三昧。”（《艺概·词曲概》）苏舜钦这位倚声家深得其妙。词中，他由“烟雾深锁”转为“落日暴风雨”，而至“刺棹穿芦荻”。由“方念陶朱张翰”转为“拟借寒潭垂钓”。再到“无语看波澜”，一转一深，越转越妙，景生情，情生景，情景交融，从而揭示出词作的底蕴。
这是白居易应和好友元稹的诗。首句“靖安宅里当窗柳”，元稹住宅在长安靖安里，他的夫人韦丛当时就住在那里，诗人写元稹的住宅，诗句就自然联系到元稹的妻子。“当窗柳”意即怀人。唐人风俗，爱折柳以赠行人，因柳而思游子，这是取柳丝柔长不断，以寓彼此情愫不绝之意。这诗句里，表现出韦丛天天守着窗前碧柳、凝眸念远的情景，她对丈夫的怀念之情很深。
次句“望驿台前扑地花”是写元稹。元稹当时在四川广元，春意阑珊，落红满地。元稹一人独处驿邸，见落花而念家中如花之人。这一句巧用比喻，富于联想，也饶有诗情。
三句“两处春光同日尽”，更是好句。“尽”字如利刀割水，效果强烈，它含有春光尽矣、人在天涯的感伤情绪。“春光”不单指春天，而兼有美好的时光、美好的希望的意思。“春光同日尽”，也就是两人预期的欢聚落空了。
这样，就自然导出了“居人思客客思家”。本来，思念决不只是限在这一天，但这一日既是春尽日，这种思念之情便更加重了。一种相思，两处离愁，感情的暗线把千里之外的两颗心紧紧联系起来了。
诗的中心是一个“思”字。全诗紧扣思字，含蓄地、层层深入地展开。首句“当窗柳”，传出闺中绮思，次用“扑地花”，写出驿旅苦思。这两句都通过形象以传情，不言思而思字灼然可见。三句推进一层，写出了三月三十日这个特定时日由希望转入失望的刻骨相思。但仍然没有直接点出，只用“春光尽”三字来写，很有含蓄之妙。四句更推进一层，含蓄变成了爆发，直点“思”字，而且迭用两个思字，将前三句都绾合起来，点明诗旨，收束得很有力量。此诗诗格与原作一样，采用“平起仄收”式，但又与原诗不同，开篇便用对句，而且对仗工稳，不仅具有形式整饬之美，也加强了表达力量。因为，在内容上，这两句同时写双方，用了对句，就表现出双方感情同等深挚，相思同样缠绵，形式与内容和谐一致，相得益彰。又由于用对局开篇，用散句收尾，章法于严谨中有变化，也就增加了诗的声情之美。
这首词描写边塞风物，表现征人的乡愁。词以“紫塞月明千里”开篇。北国早寒，夜间披金甲，本已凄冷难耐。孤独中眺望远天，只见明月临关，光照千里。浩荡的月色更引发乡思。紫塞与长安之间，隔千里兮共明月，对月怀人，千载同此情感，思极入梦，因有“梦长安”之语。牛峤是唐僖宗时的进士，他笔下的人物所梦的长安，当是实指，不是如后世之以长安代指京师。说是“梦长安”当兼思故土与念亲人，且当不止此一夕为然，所以下片便不接写梦中所见如何如何，不写比写出的容量更多。
下片仍是写月夜望乡。残夜行将消逝，望中只见高天辽阔，残星暗淡。慢漫飞雪中乡关迷茫。只听得戍楼之间回荡的画角数声，呜咽沉郁。在愁人听来，真是如拉如诉。后来周邦彦《浪淘沙慢》过片的“情切，望中地远天阔。向露冷风清无人处，耿耿寒漏咽”几勺，便从此出。唐末五代时期，战争频仍，民不聊生。而词坛上最多追逐声色艳情之作。诚如陆游《跋花间集》所说：“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上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战！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牛峤虽属花间派，在香艳的词作之外，还能将创作的视野由花间樽前扩展到边来戍楼，写出反映征人离愁之苦的作品，是很难得的。
这首词所写的边塞乡愁，从其情调上看，更接近中唐李益的边塞七绝。它们所表现的悲凉、凄冷的情韵、气氛，正是日益衰败的悲剧时代的新反映。牛峤以紫塞戍楼、中天皓月、飞雪漫漫等景物寄情，使得这首小词的境界显得阔大、雄浑，因此，虽悲凉而不绝望，虽凄冷而含有对温情、幸福的期待。
花间词人中，欧阳炯和李珣都有若干首吟咏南方风物的《南乡子》词，在题材、风格方面都给以描写艳情为主的花间词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头两句写初入南中所见。桄榔树身很高大，所以作者一眼就能看到。蓼花虽非南国特有，但也以南方水乡泽国为多，所谓“红蓼花寒水国秋”可证。恍榔树叶深绿，故说“暗”。“枕榔叶暗萝花红”，一高一低，一绿一红，一是叶一是花，一岸上一水边，互相映衬，勾画出了南中特有的风光，并写出了它给予作者的第一个鲜明印象。
“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上两句所写的，还是静物，这里进一步可到人物的活动。红豆也为南中所恃有，岭南天热。微雨过后，业己成熟的红豆荚正待采摘。故有“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的描写。这两句将南中特有的物产和风习、人物活动揉合在一起，组成一幅典型的南中风情画，透出浓郁的地域色彩和生活气息。
“树底纤纤抬素手。”采摘红豆的，多是妇女，所以远远望去，但见两岸。人家近旁的相思树下，时时隐现着红妆女一的倩丽身影和她们的纤纤皓腕。这是南中风物的写实。但这幅画图却因为有了这一笔，整个地灵动起来了，显现出了一种动人的风的。红豆又称相思子。王维的《相思》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流传众口的诗篇无形中赋予了这索手收红豆的日常劳动以一种动人遐想的诗意美。面对这幅鲜丽而富于温馨气息的画图，呼吸着南国雨后的清新空气，词人的身心都有些陶醉了。《南乡子》单调字数不到三十，格调比较轻快。结句的含蕴耐味显得格外重要。欧阳炯的这首就是既形象鲜明如画，又富于余思的。
《栩庄漫记》对欧阳炯的《南乡子》八首作了一个总评曰：“《南乡子》八首，多写炎方风物，不知其以何因缘而注意及此？炯蜀人，岂曾南游耶？然其词写物真切，朴而不俚，一洗绮罗香泽之态，而为写景纪俗之词，与李珣可谓笙罄同音者矣。”的确，在《花间集》中，这样朴质清新的风土人情词作，是别具韵味的。
在古人心目中，“经”是至高无上的圣贤之教，而诗词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艺”，两者不可相提并论。然而，性格豪放不羁、富于创新精神的辛弃疾，却偏要突破这些清规戒律，将二者融于一体。辛弃疾的这首《踏莎行》，便是集经句而成的一首佳词。
此词上片开篇“进退存亡”，语出《易·乾·文言》，是说只有圣人才能懂得并做到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该存则存，该亡则亡，无论是进是退、是存是亡，都合于正道。“行藏用舍”，则是对《论语·述而》载孔子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云云的概括。即是说，倘若受到统治者的信用，就出仕；倘若为统治者所舍弃，就隐居。“小人请学樊须稼”，亦用《论语》。该书《子路》篇载孔门弟子樊须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种菜），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菜农）。”樊须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以上三句实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即自己现在既不为朝廷所用，那么不妨遵循圣人之道，退居田园，权且做他一回“小人”，效法樊须，学稼学圃。接下去“衡门”二句，着重写自己归耕生活的乐趣。上句出《诗经·陈风·衡门》。“衡门”，谓横木为门，极其简陋，喻贫者所居。“栖迟”，犹言栖息、安身。此系隐居者安贫乐道之辞，词人不仅用其语，且袭其意。下句则出《王风·君子于役》，谓太阳落山，牛羊归圈。诗的原文是思妇之辞，以日暮羊牛之归反衬征夫之未归，词人却借此来表现田园生活情调。要而言之，上片主要讲自己归隐躬耕不仅合乎圣贤之道，而且恬静可喜。为另一层次，紧承上文，进而抒写归耕后的自适其乐。
此词下片笔锋一转，用反对“学稼”的孔夫子，来进一步说明耕稼之乐。“去卫灵公”一句，又用《论语》。据《卫灵公》篇载，灵公问阵（军队列阵之法）于孔子，孔子答曰：“俎豆（礼仪）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明日遂离卫而去。按《史记·孔子世家》，灵公问阵、孔子去卫，事在“遭桓司马”之后。作者这里将“去卫灵公”句置于前，可能与《史记》不属于“经”，用此与题例不合有关。“遭桓司马”，见《孟子·万章上》。“桓司马”即桓魋，时为宋国的司马，掌管军事。孔子不悦于鲁、卫，过宋时“遭宋桓司马将要（拦截）而杀之”，不得不改换服装，悄悄出境。“东西南北之人也”一句，为《礼记·檀弓上》所载孔子语，盖谓己周游列国，干谒诸侯，行踪不定。这里故意用孔子一意从政但却四处碰壁的故事，以引出下文所要表达的意思。“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这两句亦全用《论语》。上句出自《微子》篇，长沮、桀溺两人各持一耜，并肩而耕，孔子路过其傍，命弟子子路向他们询问渡口何在。桀溺对子路说：天下已乱，无人能够改变这种状况。你与其跟从“避人之士”（远离坏人的人，指孔子），不如跟从“避世之士”（远离社会的人，指自己和长沮）。下句则出自《宪问》篇，是微生亩对孔子说的话。这两句意思很明显，即孔子那样忙忙碌碌地东奔西走，不如像长沮、桀溺那样隐居来得逍遥自在，从而进一步突出词人自己陶陶然、欣欣然的归耕之乐。
从表面上看，这首词充满了对大圣人孔子的讽刺和挖苦，是对孔圣人的“大不敬”。而实际上，那执着于自己的政治信念、一生为之奔走呼号而其道不行的孔子，实是词人归耕前之自我形象的写照。讪笑孔子，正所以自嘲也。其中蕴含着对于世路艰难的沉重叹慨，对于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无比惆怅与愤恨。所以词中讽刺孔子，正突出了孔子的伟大形象。
从集句的角度来分析，这首词也有许多独到之处。此词“东西”“长沮”二句天生七字，不劳斧削：“衡门”“日之”二句原为四言八字，各删一字，拼为七言，“丘何”句原为八字，删一语尾助辞即成七言，亦自然凑拍。通篇为陈述句式，杂用五经，既用经文原意，又推陈出新，音调抑扬，浑然一体，实是词中不可多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