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几人出游于阳云之台。楚襄王说：“能给我说一段大话的人，赐上座。”
楚襄王唏吁着说：“襄王我拿着太阿之剑，剥杀世人，血流成河，车子也被阻挡不可经过。”
唐勒说：“壮士一发怒，断绝天绳，北斗也害怕，泰山也被夷为平地。”
轮到景差，他说：“斗士之猛勇，令皋陶为之感慨，大笑所至，摧毁城楼。牙齿似锯齿一样锋利，如猪牙般如云密布，伸出万里长舌，唾沫横飞世间。”
轮到宋玉了，他说：“我以大地为车，以苍穹为盖，手中长剑伸出天宇之外。”
楚襄王说：“不行，这不算什么。”
宋玉接着说：“我吞并四夷之地，喝干河流海域里面的水，跨越九州，没有可以容身之所。身躯巨大，充盈四方边塞，仍然发愁空间不够大。顶天立地，被压迫得无法抬头仰面。”
注释
唐勒：战国时期楚国人，和宋玉、景差同时，其文采过人，善辞赋，与宋玉、景差二人齐名。
景差：芈姓，景氏，名差，战国时期楚国辞赋家。后于屈原，与宋玉、唐勒同时以赋见称，主要作品有楚辞《大招》。
因唏：叹息。
校士：考评士子。
四夷：古代华夏族对四方少数民族的统称。
大家又叫新来的邢岫烟、李纹、薛宝琴每人再作一首七律，按次用“红”、“梅”、“花”三字做韵。专命折得红梅的贾宝玉做一首《访妙玉乞红梅》诗。
随着封建制度日趋衰落，当时的豪门，特别是贵族人士，在精神上也日益空虚，做诗成了一种消磨时光和精力的娱乐。他们既然除了“风花雪月”之外别无可写，也就只得从限题、限韵等文字技巧方面去斗智逞能。小说中已换过几次花样，这里每人分得某字为韵，也是由来已久的一种唱和形式。描写这种诗风结习，客观上反映了当时这一阶层人物的无聊的精神状态。
从人物描绘上说，邢岫烟、李纹、薛宝琴都是初出场的角色，应该有些渲染。但她们刚到贾府，与众姊妹联句作诗不应喧宾夺主，所以芦雪庵联句除薛宝琴所作尚多外，仍只突出史湘云。众人接着要她们再赋红梅诗，是作者的补笔，借此机会对她们的身份特点再作一些提示，而且是通过诗句来暗示的。薛宝琴是“四大家族”里的闺秀，豪门千金的“奢华”气息比其他人都要浓些。小说中专为她的“绝色”有过一段抱红梅、映白雪的渲染文字。她的诗犹如是在作自画像。
这首诗从入夜写到天明开船，层次分明，景物描写亦精当生动，结尾用“觉汝贤”三字即写尽对王十二判官的无限留恋之情，寓意高远，含蓄隽永。
首联写石濑，写月色，写得是那样明秀。用“娟娟”二字，便把映照在山石间湍急水流上的月色的明净的美，全点染出来了。这明净的美，全都安详在宁静的氛围里。这一联与其说是写云安月色，无宁说是写对于云安的一点美好记忆。
颔联写夜雨江景。登舟时月色明丽，入夜却风雨骤起。风摇船动，船多参差，随波起伏，灯火上下游移，有如春灯点点，用一“乱”字，写尽风中灯火游移闪烁的神态。风后继之以雨，江声夹雨声，彻夜不绝。用一“悬”，写雨景，也写心境。雨本为洒落，为敲打，当然不会“悬”，“悬”是一种感觉。没完没了的雨，如悬空际。下面是滔滔江水，上面是不停的雨，一切似乎全都浸泡在水里，“悬”字最足以表现这样一种感觉情思。
颈联写清晨之所闻见。江上一夜的雨，清晨起来，两岸山峦，云雾弥漫。穿过云雾，传来了钟声；远处夔州石堂胜景隐没在烟雾里。写钟声而言“湿”。又是写感觉情思。船泊江中，寺在山上，钟声从寺中传来。穿过山上岸边的迷漾云雾，仿佛连声音也沾湿了。声而闻湿，是彻夜听雨的感觉与眼前迷漾烟雾中的钟声叠合的一种联想，是听觉向感觉的转移。
尾联写别情，也是全诗主旨所在。本拟登舟之后，再上，岸与王十二话别，因夜雨而未能如愿，只好把一种凄然别情，深藏心里，用一“觉”字，把深藏心中的对王十=的眷恋惜别表现了出来。“觉汝贤”三字。蕴含极丰，可作各种理解，或者半年云安养病。曾受到王十二的多方照顾；或者寂寞旅愁之中，曾得到王十二的亲切慰安；或者艰难之际，曾得到王十二的帮助；或者钦慕其人品，或者赏识其行事，等等，无限深情，尽在三字之中。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