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词》是乐府诗的名称，本为凉州一带的歌曲，唐代诗人多用此调作诗，描写西北边塞的风光和战事。安史之乱以后，吐蕃族趁虚大兴甲兵，东下牧马，占据了唐西北凉州（今甘肃永昌以东、天祝以西一带）等几十个州镇，从八世纪后期到九世纪中叶长达半个多世纪。诗人目睹这一现实，感慨万千，写了《凉州词三首》，从边城的荒凉、边塞的侵扰、边将的腐败三个方面，再现了边城惨淡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对边事的深切忧患。
其一：
第一首诗描写边城的荒凉萧瑟。前两句写俯仰所见的景象。“边城暮雨雁飞低”，仰望边城上空，阴雨笼罩，一群大雁低低飞过。诗人为何不写边城晴朗的天空，却选择阴沉昏暗的雨景，因为此时诗人无心观赏边塞的风光，只是借景托情，以哀景暗示边城人民在胡兵侵扰下不得安宁的生活。为增强哀景的气氛，作者又将这暮雨雁飞的景置于特定的时节里。边城的阴沉悲凉，若是霜秋寒冬，那是自然物候；而这时既不是霜秋，也不是寒冬，却是万物争荣的春天。“芦笋初生渐欲齐”，俯视边城原野，芦苇吐芽，如笋破土，竞相生长。这句已点明寒气消尽，在风和日暖的仲春时节，边城仍然暮雨连绵，凄凉冷清，很容易启人联想那年年岁岁的四季悲凉了。这两句写景极富特色。俯仰所见，在广阔的空间位置中展现了边城的阴沉；暮雨、芦笋，上下映照，鲜明地衬托出美好时节里的悲凉景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后两句叙事。在这哀景之下，边城的悲事一定很多，而绝句又不可能作多层面的铺叙，诗人便抓住发生在“丝绸之路”上最典型的事件：“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这句中的“碛（qì）”，是沙漠；“安西”，唐西北重镇，此时已被吐蕃占据。眺望边城原野，罕见人迹，只听见一串串的驼铃声消失在遥远的沙漠中，这“遥过”的铃声勾起了作者的遥思：往日繁荣的“丝绸之路”，在这温暖的春天里，运载丝绸的商队应当是络绎不绝，路过西安，通向西域；然而如今安西被占，丝绸之路受阻，无数的白练丝绸不再运往西域交易，“应驮”非正驮，用来意味深长。诗人多么盼望收复边镇，恢复往日的繁荣啊！“应驮”这点晴之笔，正有力地表达了诗人这种强烈的愿望，从而点明了此诗的主题。
这首绝句，写景叙事，远近交错，虚实相生，给读者的联想是丰富的。一、二两句实写目见的近景，以荒凉萧瑟的气氛有力地暗示出边城的搔乱不安、紧张恐怖，这是寓虚于实；三、四两句虚写耳闻的远景，从铃声的“遥过”，写到应驮安西的“遥思”，以虚出实，在丝绸之路上，掠夺代替了贸易，萧条取代了繁荣，这虽是出于诗人的遥想，但已深深地渗透到读者想象的艺术空间。
其三：
白居易在《西凉伎》中写道：“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元稹的《西凉伎》也说：“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忽尽空遗丘。连城边将但高会，每说此曲能不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凉州沦陷未收的原因，是守边将领的腐败无能。张籍的第三首诗正是表达这个思想主题，而诗的风格迥然有别。“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这两句写景，点明边城被吐蕃占领的时间之久，以及景象的荒凉萧瑟。“凤林关”，在今甘肃临夏市西北。安史之乱前，唐朝同吐蕃的交界处在凤林关以西，随着边城四镇的失守，凤林关亦已沦陷。在吐蕃异族野蛮掠夺、横暴奴役下，凤林关内，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岁岁年年只见寒水东流，白草丛生，黄榆遍地，一片萧条。这里，诗人既用“白草黄榆”从空间广度来写凤林关的荒凉，又用具体数字“六十秋”从时间深度来突出凤林关灾难的深重。“六十秋”这不是夸张而是写实，从公元762年（唐代宗初年）四镇失陷，到诗人公元824年写这首诗时，已是六十年还未收复。国土失陷如此之久，边民灾难如此之深，为什么没有收复？原因在哪里？由此诗人发出了深沉的感慨、愤激的谴责。
“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前句写边将责任的重大。“皆承主恩泽”，说明了边将肩负着朝廷的重命、享受着国家的厚禄、担负着人民的重望，守卫边境、收复失地是他们的天职。然而六十年来失地仍在吐蕃的铁蹄下，这不是国政内虚、边力不足。后一句直指原因：守边的将领无人提起收复凉州。边将享受着国家优厚的待遇，却不去尽职守边、收复失地，可见其饱食终日、腐败无能。这两句一扬一抑，对比鲜明，有力地谴责了边将忘恩负义，长期失职，实在令人可憎可恨，可悲可叹。
此诗的主旨落在最后一句，诗人不是从正面围绕主题来叙述，而是从侧面落笔，这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特色。一、二两句从空间和时间描写边城深重的灾难，看来似乎是控诉吐蕃的侵占罪恶，而联系最后一句“无人解道取凉州”来看，诗人的用意是在用现实来谴责边将，正是他们的失职而带来的长期失陷，边将已成了历史的罪人。第三句以鲜明的对照，严正谴责边将无才无德，面对失去的山河熟视无睹。这一景一情，从侧面有力地突现了卒句主旨的表达，义正辞严，酣畅淋漓。
上片开头“卷珠箔”二句，点出了雨后阴天的环境，化用了王维《书事》“轻阴阁小雨”诗意。“阑干外”以下写从楼上眺望的种种景象，如烟的柳条在晴光中摇曳，阶下青草映衬着芍外，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春意。刻画了一副诗情画意的“柳弄晴”图景，并非专门咏柳，目的是挑起词人的情思——折柳送别。紧接“东风”二句陡转，出现另一种物景。强劲的东风把刚长出来的花吹落了，烘托出一种凄然伤神的气氛。“屏山掩”三句，与上文的所见相回应，寓情于景，实写词人当时的心境。“怯杯勺”写出词人怕饮酒的心理状态，暗示词人平日借酒缓解悲伤的细节。
中片追忆过去游乐的情景。开头“寻思旧京洛”，承上启下，从现在的伤春伤别，回想起过去在汴京的游乐情景。由思念故国，表现爱国之情。此词的写法含蓄婉转，一个“旧”字，蕴含着深刻的时代意念。“正年少疏狂”三句，词人回忆当年在汴京逍遥的生活。“曾驰道同载”三句，专写游赏，但不专注一时一事。同载、携手、共约，情事如见，都是“年少疏狂”的事。至此，一笔写来，都是热闹欢快的气氛。紧接着“又争信飘泊”，突然结束了上面的回忆，似断又续，极尽顿挫之妙。从梦幻回到现实，感情起伏，透露作者的感伤之情。曾经歌舞升平商业繁华的汴京，已落到金兵的手中，而词人又过着逃难的飘泊生活。这种悲哀从上面的欢快和畅的景象中对比显露出来，以欢愉的情调映衬离别后的孤寂，更显凄楚。
下片从回忆转写别后思念之情，主要抒写离恨之情。“寂寞，念行乐”以下，紧承上文的“疏狂”到“飘泊”而来，注入了对旧人的深切怀念之情。“甚粉淡衣襟”三句，是想像她已摆脱了歌女生涯，而美貌依然。“琼枝璧月春如昨”一句，化用为比喻美好幸福的生活。这三句，怀念旧人，同时也是怀念故都，写得迷离惝恍，爱国之情寓意其中。以下转入别恨与相思。“怅别后华表”二句，采用了用典的手法，抒发人间沦桑之变，好景不长的深慨。此二句用“怅”字领起，寄意深刻，语言明了而又委婉含蓄。结末“相思除是”二句，用口语写情，感情委婉真挚。“向醉里、暂忘却”，犹如众流归海，不仅感情深厚，而且“辞尽意不尽”，言外之意为眷念故国的无穷隐痛。这与李清照《菩萨蛮》“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的情意相近，异曲同工。
这首抒发爱国思想的词作，情韵兼胜，委婉真切。在艺术技巧上显示出结构的严谨。全词上、中、下三片，从眼前伤春到追忆往昔，再转入现实相思，有铺排，有转折，环环相扣，逐层深入，并用“别恨”一气贯穿。过片处意脉连贯，情致婉转曲折。其次是寓别恨之情于清旷的境界之中，使整首词的词境显得既沉郁又婉丽。
这首诗是赠翔凤诗中写得较好的一篇，不仅突出了翔凤的好客与学识，而且还写出了翔凤的风采及两人一见如故的深厚友谊。
“游山”二句写翔凤为人。“五岳”在这里泛指名山大川。龚自珍曾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游太湖洞庭二山，翔凤家乡在太湖边，成为作者的“东道主”。他热情地接待了龚自珍，谈学论道、陪同游览。翔凤长龚自珍十六岁，其折节下交给龚自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龚自珍还写道“长州重到忽思君”。“拥书百城”言宋氏学问之富。《北史·李谧传》有云：“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言拥书万册而学，胜于做百城之诸侯。作者变换李谧字句，言翔凤拥书众多，而且能够统领众书，仿佛学界之“南面王”，而非“书奴”匍匐在书前。宋氏待人热情，是理想的东道主。他坐拥书城，又能驱使书籍，是个会读书的学者，这些有目共睹，龚自珍用精练的诗句把它表现了出来。
“万人丛中一握手”写龚、宋二人初相识的情景。古人描写邂逅相遇，即成知音，曾用“倾盖如旧”来形容。而龚自珍是写两人相知已久，只是茫茫人海，无由相见，因此他们的情感交谊往往存在于思念之中。龚自珍特别爱回忆两人初相识的情景，那是在红尘扰攘的京师，彼此都闻名已久，待亲见其面，自然就有相见恨晚之意。“一握手”含意丰富，有握手即别之意，也有握手谈心之意，给人留下宽阔的想象余地。最末一句写翔凤之风采，《襄阳记》曾云汉末荀彧“至人家，坐处三日香”。后多用以形容高人雅士之风采。诗中变“三日香”为“三年香”，一方面是极言其馨香流芳之久；另一方面从龚、宋相识到写诗之时恰恰三年，意为握手之后衣袖之香至今不灭。可见翔凤的人格力量给诗人感染之深。此句为点睛之笔，不仅突出了翔凤的精神风貌，也表达出诗人对他人格的崇仰。龚诗含蓄精致，包含了丰富的情意。
此诗共八句，可分三个部分：发端——览镜——书怀。
开头两句为第一部分。开篇不直接入题，也无惊人之语，甚至有些过于平静，出人意外。似乎诗人是在漫不经心地讲述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道理：修道成仙的人自然是长生不老，反之，那些凡夫俗子转眼就会走向生命的最后历程。这两句诗看似对道教的肯定，实则是对道教的挖苦。全诗也就由此而引起的。
中间四句为第二部分。在这一部分，诗人紧扣开篇的“衰老”二字，以自己为例证，写览镜之所见；深深的自嘲和自责，形成对报国无门、济世无路的现实的尖刻揭露和批判。李白从来崇尚道教，理应是“得到”之人，可是到头来，依然“白发如霜草”。“自笑”一句举重若轻，接法飘逸，可以说是对自己迷信道教的彻底否定。“空”“何”二字写尽了诗人内心深处的极端痛苦。“自笑”“扪心”“叹息”“问影”几个连续动作则把诗人览镜时的心理活动、外貌特征和神态举止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俨然是作者晚年的一幅形神兼备的自画像。
最后两句为第三部分。诗人活用了两个典故。诗人变“桃李不言”为“桃李竟何言”，是愤激之辞：我纵有才能，却没有施展的机会，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诗人赞赏“商山四皓”，是希冀自己能像四皓一样，能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余热。两个典故的活用，写出了不合理制度下，杰出人才的悲剧结局，反映了诗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坚强信念、对邪恶势力的殊死抗争和矢志不渝的政治热情。
全诗通篇并无华丽词句，而仅仅是以议论为主，间以声、色、形、态的逼真刻画，实在而不板滞，悲怆而不消沉，恰如水晶世界，直露、透彻；又似一片冰心，清冷、光明。其感人之处，全在于人格的力量和深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