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分为三部分，开头四句为第一部分，用樵者作对照，以见出自己养疴丘园的不同凡俗。中间十句为第二部分，写田南园的环境及徜徉其间的快适。最后六句为第三部分，写隐居中的情趣。这首诗景物描写很精致，层次感极强，有些动词用得恰到好处，见出了作者的情致。
诗开水就标明他归田的高情远致：“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是说他隐居在山野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别有追求。这是用了别人的话，臧荣绪《晋书》载何琦引胡孔明言：“隐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则同，所以在山则异。”都住在山间是相同的，而为什么住山、住山的用意则不相同。下面又说：“不同非一事，养疴丘园中。”意思是：不相同的不是一个方面，我现在是在山间田园里养病。说“养疴”是颐养情性的一种高雅说法，隐者在丘园中“养疴”自然不同于樵者的口腹之役。以上四句用樵者作对照，以见出自己养疴丘园的不同凡俗。
中间写田南园的环境及徜徉其间的快适。“中园屏氛杂，清旷招远风。”中园无氛杂，远风送爽，这本是客观存在的情况，这里用了“屏”“招”两个动词，说尘杂是他屏除的，远风是他招来的，真是挥之即去，招之即来，他就是江山风月之主了。“卜室倚北阜，启扉面南江。”他在北山之阳建造新居，一打开窗户就对着南江。背山面江，他选择的地方既清幽、又开阔，是个多么好的所在。“激涧代汲井，插槿当列墉。”引来溪涧里的水就可以灌溉，可以省却汲井之劳了，插上槿木围成篱笆，就可以当作围墙了。面前是南江，引水很方便，槿木极易成活，不高不矮，作篱笆当围墙再好不过了。这既写他对环境的整治，又见出生活的简朴、自在。以上四句所写也就是诗题所标示的情事。经过整治之后，这里的环境更优美了：“群木既罗户，众山亦当窗。靡迤趋下田，迢递瞰高蜂。”栽种的树木都长起来了，与众山交互映衬，打开门窗林秀山色扑面而来，“当窗”的“当”情态可味。诗人向下走去是广阔的田野，向上又望见高耸的山峰。上下周围，目接之处无往而不开怀惬意。这个环境有点类似陶渊明诗里描写的情形：“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饮酒》）。陶诗的描写是分散的，这里则很集中。
最后写隐居中的情趣。“寡欲不期劳，即事罕人功。”这两句说，修建田庄不想劳人动众，只是顺应自然、因势就便，如上面写的“卜室”、“激涧”、“插槿”就是。“唯开蒋生径，永怀求羊踪。”这两句是用典。蒋生指汉代隐士蒋诩，他在自己庄园里开辟了三条道路，只与志同道合的羊仲、求仲相往还。作者这样写是表示：他时时都在准备接待那些高人逸士，而杜绝了世俗之交。“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这两句意思是说：希望朋友们常来欢会，聆听你们的高论妙语。按作者在始宁时，隐士王弘之、孔淳之常来聚会，又有谢惠连、何长瑜、荀雍、羊璿之，常与作者作山泽之游，这些人就是诗中提到的求、羊之徒。作者隐居中的情趣可以用刘禹锡《陋室铭》中下面的句子来表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他在这片天地中暂时解除了官务的纷扰、得失之念的刺激，心情得以放松了。写到这里，读者就清楚了他在开头说的那几句话的实在含义了。
这首词是建炎年间，作者避难江南，舟行长江时所写。上片从船上所见，引出对承平时期即“靖康之难”以前隐居生活的回忆，暗寓时移世变、身世飘零之感。下片直陈时事，痛心“妖氛未扫”，敌寇猖獗，英雄无觅，报国无路，只能“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洒江天。全篇即景抒情，间以叙事和义论，声情悲苦，忧时伤乱，表达了词人对国事的关切和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
词的上片写去国离乡之感。词开篇即展现了一幅开阔的画面：千里波涛，云水茫茫，词人放舟于江面上。但美丽的江南山水只赢得词人“略为留顾”，这暗示了曾迷恋山水的词人此时已无心陶醉于这烟云环绕的吴越山水。放船长江，顺流东下时，除了略顾江苏南部诸山之外，就只看到滚滚江水和片片白云了。三、四两句“云屯水府，涛随神女”和“涛屯水府，云随神女”一样，是互文合指，形容长江之上云聚涛涌的景象。
诗人面对长江的壮丽景色，不禁产生感慨，故紧接前六句说：“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壮心偏感，年华将暮”。诗人从洛阳逃难到南方，所以自称“北客”。自己有报国壮志，但是报国无路，年龄却又一天一天老了。这怎能不使人感慨呢。其实，这还不仅是感慨，它还包含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正因为对现实不满，自然会怀念过去的岁月，怀念过去的人和事，面对青山绿水，词人想到往昔繁华的洛阳，回忆起曾游乐于山水间的“伊、嵩旧隐，巢、由故友”。他们是有时代特征的历史人物，代表着他们自身，同时又无疑是词人过去记忆的象征。“旧隐”“故友”，定是让词人感慨万分。靖康之变前那疏狂自放于山水间的生活已成为永远的过去，且一去不复返。词人不禁长叹“南柯梦、遽如许”。时光流逝给人带来的苍老与无奈已是人生中很痛苦的事情了，何况生逢乱世，国将亡的悲痛，这岂止是韶华已逝、壮志不再的悲哀。
下文由一“念”字领起，将生活镜头拉回到作者早年在洛阳隐居的时代。伊、嵩，指洛阳附近的伊阙、嵩山，这里代指洛阳一带。巢、由，指唐尧时的著名隐士许由、巢父，这里代指作者在洛阳隐居时的朋友。词人早年敦品励行，不求仕进。在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之前，朝廷曾征召他到京城，拟授以学官，他坚辞不就，自我表白说：“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非所愿也。”（《宋史·文苑传》）他满足于诗酒清狂，徜徉山水的隐逸生活：“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漫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敕，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鹧鸪天》）这就很形象地描绘了他疏狂懒漫，傲视王侯，不求爵禄，不受羁绊的性格。现在当他身遭丧乱，落拓南逃的时候，回忆起过去那种令人神往的隐逸生活，犹如南柯一梦。真是“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朱敦儒《临江仙》）梦醒得如此快，觉来无处追寻。他对过去隐逸生活的向往，其意义不在隐逸生活本身，而在于他的隐逸生活带有时代特色。封建时代，文人要隐居，必须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朱敦儒隐居伊、嵩时，北宋社会呈现出来的尽管是一片虚假的太平景象，但毕竟还能保住中原，人民生活基本安定，比朱敦儒写作这首词的时候所过的流离转徙生活要好得多。所以朱敦儒对过去隐居伊、嵩生活的怀念，其实质是希望赶走金兵，恢复中原，回到以前的那个时代去，是爱国家、爱民族的表现。
全词直抒胸臆，词情激越，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合为一体。整首词是南渡时期词人个人情感的表现，展现了一个不同于“神仙风致”的志士形象。同时，词作折射出的是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历史命运，尤其是心怀理想志向而命途多舛的南安志士的前途，可谓南渡时期一代士人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