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年末岁尾，各家皆翘首以待新春第一个黎明的到来。“收取闲心冷处浓”，开篇第一句话就奠定了本词的感情基调：在寒冷的除夕夜里本应该抛开所有，放下一切，静心等待，但浓郁的闲情却是冷处偏浓。在一片本应该繁花着锦的情境中，纳兰却似有一种无言的忧伤。“舞裙犹忆柘枝红”，此情此景让纳兰回忆起了当年观看柘枝舞的情景，气氛热烈，婀娜婉转。“谁家刻烛待春风”，想起自家当年在除夕夜里在蜡烛上刻出痕迹采等待新春的到来，在文人墨客的眼中，这就是十分风雅的事情了。这两句看似是回忆，却也道出了纳兰在除夕夜的一种怀念往昔生活的心情。
下片写守岁时的场景。富贵人家的除夕夜别有一派富贵景象：“竹叶樽空翻采燕，九枝灯灺颤金虫”，竹叶酒喝尽了，头戴采燕装饰的人们欢歌笑语，兴高采烈。九枝灯即将燃尽，余光之中贵妇们头上的金虫头饰与摇曳的烛光交相辉映，熠熠生辉。这两句用酒杯、彩燕和灯几种意象来衬托除夕夜的热闹，反映出整个除夕夜的欢腾的情景。这两句还是对仗句。“竹叶樽”对“九枝灯”，“空”对“灺”，“翻彩燕”对“颤金虫”，很是工整，这些丰满的意象烘托出了除夕的喜庆气氛。在这样风流快活的场景中，纳兰是沉默的，冷峻的，“风流端合倚天公”，要成为与前贤比肩的“风流人物”，去建功立业，却只能赖天公庇佑，非人力所能强求，这句也表明了纳兰对当年逍遥自在生活的无限回忆。
通篇来看，这首词写的是纳兰对往年除夕的回忆，词中着力描写了柘枝舞和舞女的美妙风流，也深隐地表达了自己对往昔生活的怀念之情。全词情寓于景，清空而灵动。
《中牟道中二首》是作者以因仕途一片光明而产生的兴奋心情来写入京途中之所见所感的。这两首绝句八个诗句分别写雨意、归云、坏郭、浮屠、 杨柳、蜻蜓、凉风、尘沙等意象，运用拟人等手法表现了作者服丧后重登仕途的舒畅之情。两首诗各从不同侧面描写，整组诗又是一个整体，情感相同，结构统一。第一首首句为全诗铺设了将雨未雨的背景，为以下的写景提供了依据：浮云游动、蜻蜓低飞为夏季雨前所特有，清风拂动杨柳、裹带尘沙也与欲雨有关；第二首末句与组诗开头形成关联与照应，如果雨意已成，就不会有凉风裹抄而来的形象发生。全诗节奏和谐舒缓，情调幽默风趣。
第一首从大处远处落笔，首句写气氛，满天乌云正酝酿着雨意；次句写雨前天空浮云游动，诗人名之曰“归云”，可见时近黄昏，该投宿了，不过中牟已近在眼前，雨意又“还未成”，所以诗人并不担心中途遇雨使人“断魂”，反而以闲适自在的心情感到飞渡的“归云”在伴送自己行路。第三句写中牟县城，那城郭虽残破，但“依然”二字表明是旧地重来，所以还是给诗人以亲切之感；末句写高高的千伴宝塔迎送着过往行人，三年前它送自己回乡，而今又迎接自己重返仕途。
第二首从细处近处着眼。首句写雨前微风，杨柳摇曳多姿，像是不等待媒介就来向行人讨好；次句写雨前蜻蜓低飞，当它飞近过往人马时，又像有所猜疑，远远飞开。凉风也卷来尘沙，凉风虽适意，尘沙却恼人，于是诗人展开异想，怎能与凉风约定，不要挟带尘沙同来。
两首各有描写侧重，但又是一个整体，其内含的情感相同自不待言，在结构上也是统一的。前首的首句为全诗铺设了将雨未雨的背景，为以下的写景提供了依据：浮云游动、蜻蜓低飞为夏季雨前所特有，清风拂动杨柳、裹带尘沙也与欲雨有关；次首的末句与前首的首句形成关联与照应，如果雨意已成，凉风自不会裹挟尘抄而来了。
二诗作于途中，颇富动感，但其节奏却是徐缓的，好像感到诗人纡徐前进的步伐。归云伴行，浮屠送迎，固然明写出了在“行”；蜻蜓近马而又飞去，可见是缓缓而行；中牟县那残败的城郭不也是随着绝离的缩短而越来越清晰，才使诗人辨认出还和旧时一样吗？一切都在徐缓的旋律中活动，唯独中牟县城依然像过去一样雄踞前方，显示着它的古老与凝重。动与静的和谐统一，使诗歌所构成的意境动而不流于浮，活而不趋于乱。
二诗的突出处在于幽默风趣的情调。这自然和诗人此刻的心情直接相关，但从诗歌的表现手法来说，这种情调与拟人手法的运用分不开。此诗的拟人不是简单的叙人拟物，而是在比拟中斌予物以不同的性格，并使物与人进行交住。云能“行”能“归”，已是拟人，而伴人行路，更显出对行人殷勤体贴的情意；浮屠之迎人送人本是人的感觉，而着一“管”字，送迎不但变成浮屠发自内心的行动，而且显示出它对人的热情与诚笃；杨柳之在“招人”，主动地表现出亲昵的情意；蜻蜓“近马”又“相猜”，活泼而又顽皮。这种种事物各自以不同方式与行路的诗人进行着交往，于是唤起了诗人也要与景物进行交往的要求，想与凉风订约了，于是更添了诗的清趣。这颇县特色的拟人手法的运用，使两首绝句风趣幽默的情调油然而生，别具风情。后来杨万里诗歌的“奇趣”与“活法”，恐怕是受到简斋诗的启发。
《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山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山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山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山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山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山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山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山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山“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山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山关注，并期山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