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秦观借描写春景春情，集中表现交织在一起的今与昔、政治上的不幸和爱情上的失意，抒发贬谪之痛、飘零之愁的一首词作。
上片着重写今日生活情景。首写眼前景致，“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二句，点明地点、时令，轻轻着笔，朴实自然。紧接着“花影乱，莺声碎”二句，细写春景特色，以“乱”字状花之纷繁，“碎”字表莺声盈耳，用笔尤工，各极其妙，洋溢着对自然的喜爱之情。“飘零”以下四句，忽而由喜转悲，由春景春情转写远谪索居，形体瘦损，不复有以往对酒当歌之情，转折有致，词情哀怨。歇拍“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二句，人情艳情，孤情凄情，蕴藉含蓄，耐人寻味。
下片抒发由昔而今的生活之情。换头直点昔日西池宴集，以“鸩鹭同飞盖”描写其盛况。比喻形象，用语简明，隐含着不能忘怀的情味。“携手处”以下四句，又由昔而今，由喜而悲，景物依旧，诸友却已飘泊云散。委婉曲折，缠宛凄侧。结尾“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再由眼前想到今后。“飞红万点”是春归的自然写照，“愁如海”却新奇绝妙。这两句既是惜春春去，又是对前途的无望。
此词在内容上由春景春情引发，由昔而今由今而昔，由喜而悲，由悲而怨，把政治上的不幸和爱情上的失意融为一体，集中抒发了贬徙之痛，飘零之苦。在艺术上一波三折，一唱三叹，蕴藉含蓄，感人肺腑；以景结情，境界深远，余味无穷。
新旧党争，损害的不只秦观一人，所以此词抒发的感情是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的，苏轼、黄庭坚、孔平仲、李之仪等人都有和词存今，可见对“元祜党人”震动之大，感触之深。
词中所体现的情感极为悲伤，充分体现这位“古之伤心人”（冯煦语）的性格特征。即：当他身处逆境之时，往往不能自拔，无法像苏轼那样，善于自我解脱，而是自叹、自伤，一往而深，直至于死。所以，当他的朋友看到这首词的时候，即担心其“不久于世”（后作者逝于五年后）。这也就是作者所谓独具善感“词心”的体现。
谢逸的这首五言律诗，虽承袭了江西诗派“点铁成金”、引经据典之习，却未形象枯竭，显得空乏。而是着笔于田园农桑，写得清新幽折，恬淡自然，于平淡琐事之中见生活之真淳，见性灵之逍遥。诗歌以“社日”为题，既交代了写作的背景与时间又为全诗奠定了轻松愉悦的感情基调。
首联以写景开篇，诗人用清新自然的笔墨轻描淡写，点染出一痕春色。诗人巧用叠词，“垂垂”状柳叶之态，亦指雨滴下落；“细细”写水波之纹，用语清新，形容细致。两处叠词连用，使得诗句节奏分外明快。雨染柳叶，风戏波痕，一静一动，情景交融，道出春之舒展，道出万物之生气，道出览物之悠然。
颔联写春社上的活动，煮茶品饮，烹芹为羹。虽无玉盘珍馐，管弦丝竹，但茗香沁人心脾，芹羹天然鲜美。此处用字极炼，其中“羹”为名词动用。
颈联用典。显得诗人悠然通脱，亦生活情趣盎然。谢逸在《睡起》诗云：“假贷烦邻里，经营愧老妻。”虽然能对于拮据能够坦然处之，但是面对妻子就没那么自然了。诗人由热闹的春社酒酣而归，摇摇晃晃，两手空空。此情此景，诗人如何向妻子解释皆不得而知，但应有其趣。
尾联写田园之景，亦显悠然自得，乐在其中。诗人以农事收笔，既给读者留下关于田园风光的无限遐思，又表明躬耕田园，读书悦己，淡泊处世的志向，读之令人回味无穷。
此诗写景细致，形象鲜明。诗人生活清贫，一茗一羹，度过春社，既不遭田父之泥饮，更无归遗细君之事；而东作方兴，正待耕耘。写来一片生机，趣味盎然，读其诗而知其人，盖不俗之士也。而杜甫、东方朔两典，亦用得贴切，皆节日故事也。
作者因为不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就用他的兵器“大铁椎”来代替。文中以细腻生动的手法，刻画了一位有识见、有气节、精武艺、识文墨，使用铁椎的大力士的“异人”的形象，描写出这样一个英雄人物，本可大有作为，在当时却所遇不合，无用武之地，只能去与响马决斗的可悲境遇，透露出作者对明朝亡国君臣的不满，抒发了他的亡国之痛，表达了作者希望有人起来“抗清复明”的爱国思想。
《大铁椎传》属于作者所谓“布衣独行士”传。铁椎（chuí），古兵器。传主姓名无考，十分勇武，以其兵器来命名。传文主体部分采用传中特定人物的视点，叙写传主的非常相貌、诡秘行动、搏斗场面，活现一位隐身民间的豪侠形象，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致。结末论赞亦留有不尽之意。
文章一篇是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传记，作者善于层层设疑，读来引人入胜。但直到文章结尾，仅知道传主是个身灿绝技的人，至于他为什么来找宋将军，为什么后来又说宋将军“不足用”，则讳莫如深。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写这个人物是有所寄托的。宋将军陪衬出了大铁椎的性格特点，“宋将军”也暗指当时那些沉寂的明朝旧臣，徒有虚名，没有勇气和力量起来反抗。
传记的语言十分简练，但读者任依然能够从外貌、语言、行动等方面感受到主人公豪爽而深沉的性格。大铁椎前来拜访宋将军，目的是结交能够干大事的真正英雄。待他细心观察发现宋将军武艺平庸、缺乏胆识后，就果断做出了“皆不足用”的结论，决定告辞，这是他深沉性格的一面。
全篇以星夜决斗这一部分写得最为精彩。写环境：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突出了决斗的肃杀气氛。写来者之多，武器之盛，步齐环集，声势浩大，越发衬出“大铁椎”的勇敢。而那个“工技击”、有虚名、挺自负的宋将军，在一旁看着，竟吓得不敢喘大气儿，俩腿哆嗦几乎要跌下来。这一描写更从侧面衬托出“大铁椎”的勇猛过人。正面描写他奋椎挥击，人马四面扑地。寥寥几笔，就把他过人的神力、高强的武艺、豪迈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