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杨柳枝》词是诗评家司空图的作品。司空图诗宗王维山林隐逸之风，其词亦然，清新自然，雅洁可爱。
江南山清水秀，风光旖旎，胜似传说中的桃源仙境。词人用淡雅的笔墨，传达出人间春色的无限情韵。
“情如之何”三句，以一“情”字总合全词。此言词人年已垂暮，然仍旧羁旅在外，且还要送亲如兄弟的翁五峰赴鄂州前线御敌，不由思绪万千。“便江湖”四句，临别赠言。词人说：我俩虽然将要分离，今后两地相隔，千里之远。但秋高气爽，仍可在中秋佳节，同赏明月，所以说即使是隔着千山万水也是“千里共婵娟”啊！可是如今战火纷飞，何日才能重新回复宁静的生活？这是词人对时局的担忧。“玉尘”三句，状翁之外形打扮，并赞之。“玉尘”，即玉柄拂尘。魏晋时清谈家常手拿拂尘，泛泛而谈。此言翁五峰到鄂后，很快就要入冬，故词人想象中，翁将手执拂尘，身穿貂裘，在贾帅幕府中与人讨论时政，议论战况。词人说：但不知道贾帅府中如今还有几个像你那样的英雄人物？“行须早”三句，述离别。言翁应该为国事硬起铁石心肠，尽快起程义无反顾地奔赴前方，不要为儿女情长搞得难舍难分。
“平生”两句，既赞翁之才，又誉翁之忠。“帐动”句，化用东晋郗超故事。郗超，晋高平人，有文才，善谈论，为桓温参军。温怀不轨，超为之谋。谢安尝诣温论事，温令超卧帐中听之，风动帐开，安笑曰：“郗生可谓入幕之宾”。此言翁五峰如太白再世，“斗酒诗百篇”似的借酒助文才，且秀句迭出；而且他忠心耿耿，能为贾似道出谋划策，尽心尽力地办事。“听夜鸣”四句，联想翁到鄂后情景。言五峰若到了鄂州（汉阳），夜晚闲暇可以到黄鹤楼登高访古，探访胜迹；白天可以驰骋骏马，练武备战，若要赶写告敌檄文，相信他必能倚马可待，文势可以横扫千军。“贾傅”三句是说：鄂州前线如今有了五峰这个像贾谊那样的高才辅佐军事，再加上士气高昂得如岳家军一样的宋军，必定能够大败元兵，还能乘胜收复失地，勒石在燕然山上。“燕然”句，用窦宪故事。据《后汉书·窦宪传》：“东汉永元元年，窦宪破北单于，登燕然山，刻石纪功而还。”按：燕然山，即今蒙古杭爱山。梦窗忧元兵侵宋，故发此议论。“松江上”三句，转言自身。词人说：你（指翁）如果在鄂建功立业，不要忘记吴地松江旁边还有我这个老迈的朋友在家中象闲云野鹤般的无所事事啊。结句含有希望友人功成名就，并推荐自己之意在。由此可见词人虽已至暮年，却壮心不已。
王廷相主要作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著称于世。但是，他的《与郭价大学士论诗书》，乃是明代诗文批评中如同晨星一现的审美意象的专论。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是也……言征实则寡余味，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明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将化“直”为“曲”，虚实相同，透莹圆融，远神余味等，视为审美意象的重要特征，可谓觉得诗家三昧。然而，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意象理论相互矛盾，如钱谦益指出：“子衡五七言研讨，才情可观，而摹拟失真，与其论诗颇相反。今体诗殊无解会，七言尤为策浊，于以骖乘何（景明）、李（梦阳）、为之后劲，斯无愧矣。”（《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宫保廷相》）钱氏的批评，未免过分苛刻。其实，王廷相的诗歌中，即使在被人称为多粗漫之作的七言古诗中，也可以披沙见金，间有意象和谐的篇章。令人有：“如游五都市中，动获奇宝”（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三）之感。尤其是他的五言绝句颇有摩诘（王维）风致，下亦不失为裴十秀才（裴迪），崔五员外（崔宗之）（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一引宋辕文语。）《古陵》就是其中颇有特色的一首。
《古陵》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那位独自惆怅的“行客”。行富的抒情并非是直说，而是以古今交错，虚实相间的手法曲曲道出。前两句以“蒿”为中心视点，上下流动，俯视古陵，仰视啼乌，这就构成了两个意象：蒿下之古陵，蒿上之啼乌。且说中心视点中“蒿”。蒿，野草。古代歌辞中言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蒿”同于“槁”，人死则枯槁，所以说死人的居里名蒿里。相传齐国东部（今山东东部）流传《薤露》、《蒿里》谣讴。两曲都是挽歌，为出殡时挽柩人所唱。汉代以《薤露曲》送王公贵族出殡，以《蒿里行》送士大夫、平民出殡。显然，王廷相的“蒿下之古陵”中融入了《蒿里行》中某些传统的意象，哀悼的对象是“蒿下古陵”中的士大夫和平民。因为古陵深埋在蒿里，可望可不可即，所以诗人只以“古陵在蒿下”作粗线条的勾勒。如果说“古陵在蒿下”是俯视，是视觉形象，那么，“啼乌在蒿上”则是仰视，是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兼而有之。由“啼乌”，很自然地使人联想起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中的名句：“月落乌啼霜满天”，在所见（月落、霜满天），所闻（乌啼）中呈现出一片幽寂清冷的景象。由“乌啼”，又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李白《乌夜啼》中的诗句：“黄云破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感物应心，由乌鸦回巢引发起行客思归的愁绪。
然而，诗中没有由“啼乌欲栖”直接引出行客思归，而是突然插入一句“陵中人不闻”，由古陵之中的人（实际上指魂魄）“不闻”，反弹出行客闻声而动情。“不闻”，固然是由于“陵中人”丧失了“闻”的功能，也是诗人故作旷达之语，是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反衬出体察人生、饱尝辛酸的“行富”感物应心的敏感。对于诗人王廷想来说，“啼乌”不再是简单的物象，而是融注着威信人生之感的丰富的意象。所以，他闻乌啼之声而惊心动魄，而独自惆怅。而行客独自惆怅，固然有思归愁绪的侵袭，又融注了《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中的某些意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感叹人生短促，犹如远行作客，匆匆走过。作者怀古伤今，感叹人生，凄婉之情油然而生。此种引发，往往可以举一反三。
这首五言绝句以“行客自惆怅”作结，言已尽而意无穷。由此可见，这首诗故作旷达而情倍凄婉，纯用白描而虚实相间，短小精悍而跌宕起伏，意象透莹而远神余味 ，是王廷想将自己的有关意象理论付诸创作实践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这首词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了词人与一位风尘女子的感情经历。该词对怨情的抒发，不像唐人的闺怨诗那样，往往只写一点、一面或一个瞬间。《击梧桐》反映的是从相知到分离，再到相思的全过程，具有较强的叙事性。
此词上片，回忆过去的相知和别离。首三句是词人见到这位女子时的情景，“香靥深深”，涂抹了香粉的脸蛋上有一对深深的酒窝；“姿姿媚媚”，姿容足以媚悦于人；“雅格奇容天与”，格调、容貌出众，是天所给予的，可见词人对于她是一见钟情。“自识伊来”三句，是对过去相知相爱的甜蜜的回忆，洋溢着幸福感。先概括地说，从一开始认识，便蒙她很好地照顾自己，然后着重地指出最突岀之点：“会得妖娆心素”，理解得了她一片娇媚的内心情愫。俗话说：千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而她的这片心意使他念念不忘。
“临歧再约同欢”两句，是对过去分别时的回忆。当时的依恋之情，跃然纸上，充分地表现那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在那岔道上，一对情侣时而泪眼相看，时而破涕为笑，时而海誓山盟。“又恐恩情”三句，是新别后的担忧，因为在烟花路上，谁能保证她的“同欢”之约、“相许”之言，不会一走了之？所以，词人对别时“再约同欢”的美梦，会产生“易破难成”的“千般思虑”。在这思虑当中，包含很多惆怅与忐忑。
下片，抒写现在的怨恨和相思。首三句，表现得到恋人书信后的不满。一对情侣，如果是真心相爱的话，她分离后应该是非常痛苦，非常忧伤的，然而来信中只是冷淡地寒暄几句，没有那种绵绵关切的言语，使得词人心底的期盼落空，转而胡思乱想，“便认得、听人教当”，脑海中出现了这幅场景，被别人教唆，想把曾经的誓言都辜负，这反映了他的患得患失的心态。最后一句引用宋玉《高唐赋》中楚王和巫山神女的典故，词人希望他的爱情也同《高唐赋》里的那样，但现实生活中那位“行云”，她的行踪飘忽不定无法寻觅。
全词以委婉的手法，将词人从相见、相知、相爱到离别的感情经历娓娓诉说，句句满含着对恋人的深情，也体现了他因用情产生对恋人变心的猜测与怨意。
上片写作者游历所引起的感慨。开头三句总叙游历江淮和荆湖期间的豪情逸兴。“望长山远水”四句分两处表述：一是游荆湖登岳阳楼所见。那荆州一带雄伟秀丽的景象和开阔的境界，激励着作者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赞美之情；二在南京“尝与友人命酒层楼”，目睹山河之胜，可却从“夕阳枯木”的凄凉景色中，不禁触发他感叹起建都金陵的“六代兴衰”来。在回溯六朝的历史中，作者又由六朝故物，“孙、刘虎视遗迹”回忆起三国的英雄。由今思古，由物及人，“扶起仲谋”三句，表达他对吴主孙权和蜀主刘备的无限怀念，仰慕他们的雄才大略和英雄业绩，鄙视刘琮的庸懦无能，并以此反衬孙、刘。因此，“扶起”、“唤回”与“笑杀”，表现他对历史人物的鲜明态度。由此人们可以看到作者对现实的用心：他恨南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无能，而渴望有孙、刘这样的贤君来当政，也鄙视、痛恨像刘琮那样当权的投降派。含义是深刻的，起着影射现实的作用。“归来也”三句进而写他从巴陵回到京都临安，诵了友人“东南妩媚，雌了男儿”之句后的感触。把他对现实的感伤，全部蕴藏在“叹息”二字里，从而自然地过渡到下片。国势日非，可南宋统治者仍纸醉金迷，西湖内外，一派歌舞升平景象，使得作者感到忧伤。歇拍句“是梦耶非”不过是以不肯定的语气，来肯定归来所见所感的真切罢了，对比在金陵的所见所感，起着感情的深化作用，讽刺意味是浓郁的。
下片直抒自己对南宋君臣文恬武嬉、歌舞湖山的愤慨。“诸君傅粉涂脂”九句，承“对西湖叹息”，由“人”及“物”具体展开描述，来说明“叹息”的原因：首先是南宋统治阶级只知游山玩水、沉迷声色、不问战事的荒淫腐朽。“南北战争都不知”一句，以嘲弄的口吻，突出地反映他们享乐腐化的程度，表达作者强烈的愤恨。这与孙权、刘备的志在天下、身体力行是很好的对照；其次是西湖的自然秋色一派萧索凄凉，太令人感伤。这与游建康、巴陵一带所见山河壮丽景象又是一对照，烘托出国势的衰危；最后是“诸君傅粉涂脂”的严重后果：蒙古军队加紧侵扰，从东边的淮水到西边的四川，战火遍地，民不聊生。“万里腥风送鼓鼙”一句形象地表现出敌人进犯的嚣张气焰。这些景物便成了作者感情外射的产物，寄托他对国危敌占的强烈愤恨和忧伤，深刻地表达他对国家、人民命运的关切。最后三句却又调转笔锋，向文墨之士猛击一掌，指出国家政局已败坏到如此地步，会耍笔杆子也无用。于国事毫无补益，只能表明自己的幼稚可笑。以此提醒人们应该用长枪利剑去抵抗敌人，挽求国难，收复失地。作者对这些文人的鄙视（亦包含对自己的嘲笑），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他对抗敌救国的积极态度和急切心情。
全词对比衬托强烈，脉络清晰，感触深刻。作者对南宋统治集团的愤恨，实际也是“胸中之勃郁”的集中表现，因为国事的忧与愤，对一个爱国者来说，往往是交织在一起而难于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