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佹诗》见于《荀子·赋篇》。《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后附《佹诗》。
关于五篇赋同《佹诗》的关系，前人争议颇多，或以为六篇都是荀子晚年作的一组赋，或以为《佹诗》独立成篇，与前五篇不类，或以为《佹诗》与《小歌》也是并列的两首诗。我们认为，《荀子·赋篇》包括作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两篇作品：前半五首是讔，作于齐宣王朝(前319--前301)初至齐稷下时；后半为赋，作于其初次适楚、又去而至赵国期间。至于《佹诗》后面的“小歌”，就是屈原《抽思》中的“少歌”，与“乱辞”的性质相同，当然是《佹诗》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成篇。 《佹诗》创作的时代背景，《战国策》上有明确记载：齐滑王末年，荀卿因上书齐相不被采纳，遂南适楚，客于春申君。由于谗人的离间，荀卿又不得不离楚去赵。到赵国不久，春申君又使人请荀卿返楚，于是荀卿为书谢春申君，信末附诗一首。《战国策·楚策四》所录送春申君的诗，正是这首《佹诗》的“小歌”，只是《楚策》系节录，略去了头六句，个别字句略有不同而已。可见这首诗是荀子屡遭谗言、政治上极不得意、心灵蒙受重创之下写的。
诗的开篇就描绘大自然颠倒黑白、四时失序，令人可怖的情景。
接着描写人类社会贤良受诬受困、奸佞猖狂肆虐。然后以比干、孔子为例，说明圣哲遇时不祥，古今一律，是规律性的社会现象。但作者又坚信，物极必反，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的天空必将呈现于人间。
“小歌”部分，对前文所讲之意反覆叙说，饱含忧愤地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楚国统治者，揭露他们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作者的谢绝之意，表露无遗，而寄意遥深，盖人穷反本也。
写法上，比兴象征手法运用成熟而得体，意象生动，情感直率而真挚。句式整齐划一，读来朗朗上口，既有回环往复、整齐和谐之美，又带有浓厚的楚歌情调。其中的一段很像屈原《涉江》的乱辞。因此，它是荀子赋中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朱熹《楚辞后语》收录了这首诗，并为叙说，盖亦取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楚辞后语序》)。鲁迅先生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这样评论《佹诗》：“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终亦生牢愁之思乎？”明确指出了它可与屈原赋媲美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水平。
这首词先写孟达作《上堵吟》的历史内容和背景，后写眼前的景物，感叹历史终成陈迹。是苏轼按照孟达《所作上堵吟》的韵调，描写了汉昭烈帝刘备章武间的一段兴衰史，让后人借历史深深反思现实。
第一至第六句，写孟达作《上堵吟》的历史内容和背景。《水经注》：堵阳县（竹山县），堵水出焉，有白马塞（台），孟达为新城守，登之而叹日：“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为《上堵吟》。即苏轼所写“台上有客吟《秋风》”，亦是《上堵吟》的历史由来。为何“悲声萧散飘入空”？为何游女“欲学声同意不同”？两者答案是一个：“千里金城两稚子”，即“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的历史内容。苏轼借以暗示赵宋王朝要吸取的教训。“台”为历史陈迹见证之地，“悲声”，是指“哀切”，“有侧人心”（郦道元《水经注》）之音，“愤激，其哀思之音”。“欲学”，言《上堵吟》“今人仍传此声”（盛弘之《荆州记》）。“两稚子”，言刘封、申耽仍很稚嫩。
第七句至第十三句，写苏轼转向眼前，感叹历史终成陈迹。忆往昔，“白马”山为“塞”，“凤林”为“关”。“过关无百步，旷荡吞楚薮（sǒu）。”（苏轼《岘山》诗）美丽的塞、关，历史千古的名字，如今是“山川无人空自闲”。俱往矣，让今人悲叹“亦何苦”？现实是无情的，“江水冬更深，鳊鱼冷难捕”，百姓的衣食仍难以解决。这是苏轼欲言而未言的词作本意。最后两句，与开头照应，发出让人深思的历史回音。“悠悠江上听歌人，不知我意徒悲辛。”与“台上有客吟《秋风》，悲声萧散飘入空”相比，成为“声同意不同”的历史回声：“山川无人空自闲，我悲亦何苦？”
全词，观历史陈迹，即物抒情，怀古叹今。步孟达《上堵吟》的韵调，追忆了汉昭烈帝刘备章武间的一段兴衰史。天地有情，历史无情。昔日的白马要塞、凤林雄关而今也只是历史陈迹，“山川无人空自闲”，让后人借以去深深反思现实。苏轼的词作本意就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