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本篇有真伪之争。南宋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抄》因篇中提到伍子胥，怀疑本篇和《悲回风》为伪作。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和清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以作品语气而致疑。清吴汝纶《评点古文辞类纂》以《怀沙》为绝笔，又因本篇文词浅显，而疑本篇非屈原所作。今人陆侃如、冯沅君、刘永济、谭介甫、胡念贻等人，也都以本篇无标题且多乱辞等原因，对本篇的作者为屈原提出疑问。然而无论如何，持此种理由的观点说服力不是很强，与持本篇作者为屈原的论点相比，显得不十分有力。因此，自然不能剥夺屈原对本篇的著作权。
《九章·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此篇是作者在临终之前回忆自己平生政治上的遭遇，作者痛惜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遭到奸人的破坏，而未能使之实现，表明了自己不得不死的苦衷，并希望用自己的一死来唤醒顷襄王的最后觉悟。全篇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从“惜往日之曾信兮”至“身幽隐而备之”。追叙自己曾被怀王信任，自己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为楚国的富强出力，但最终因奸人进谗，遭到怀王猜忌而疏远。“惜往日”就是忆往日，痛往日，因回忆过去而哀痛也。《史记·屈原传》说屈原开始时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开头四句与这些是对得起来的，但接下来的话就转了。
“国富强”四句，言当时的楚国，修明法昭，上下一心，确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好景不长，楚怀王委弃良臣，奢侈淫佚。但屈原认为楚王虽然有过失，己犹欲弼正匡辅，此意与《离骚》和《九章·抽思》二篇可以互证。
“心纯庬”四句言由于自己对楚王一片忠心，不肯把秘密泄露给其他同僚，因此引起在位同僚的嫉妒，他们向怀王进谗言，怀王从而对自己发怒、猜忌、疏远，这正是《屈原传》中“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一段的形象写照。“蔽晦君”以下六句，言那些小人蔽塞君王的聪明才智，虚饰罪状，以惑误君，又欺罔之；君王也不参验考核，究其真相，就疏远贬斥了我再不思念。
第二段从“临沅湘之玄渊兮”至“使贞臣为无由”。屈原身临湘水，决心自沉，该段写临死之前的思想斗争，更显得其就义的从容。
“临沅湘”四句，汪瑗认为“上二句是极推己之恶恶之心，不欲与谗人并生于世，盖反言以见其欲死也。下二句是明己之遭君不明，死为无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楚辞集解》）“君无昭”四句言君王不知长短，故不能察，使芳草为薮泽所壅遏而不通；君王如此不明，忍死而无益，于是甘心死之，决不苟活。这四句是对“遂自忍而沉流”的回答。
“独鄣壅”二句谓忠臣非不欲尽力，只是由于“鄣壅而蔽隐”而不得辅佐。此所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
第三段从“闻百里之为虏兮”至“因缟素而哭之”。历举前世君王得贤人则兴盛与信谗言则灭亡的事情来作进一步的对比说明。其中关于介子推的事情叙之尤详，本意是还希望楚王因自己之死，悔悟而改弦更张，振兴楚国。“闻百里”六句，历举百里奚逢秦穆公，伊尹逢商汤王，吕望逢周文王，宁戚逢齐桓公之事迹，此四子，国君用之而国强。
“吴信谗”二句举伍子胥事。吴王夫差听信谗言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死后吴国便被越国灭亡。“封介山”四句举介子推之事。介子推追随晋文公流亡，文公复国不封介子推，介子推逃入深山；文公以火烧迫其出山，子推抱木而死，文公悔悟，追封介子推。屈原在这里以伍子胥死后而吴亡，与介子推死后晋文公幡然悔悟，因而追封介山之事作对比，暗示“存君兴国”之意。
第四段从“或忠信而死节兮”至“使谗谀而日得”，承上文言自古忠臣之死，没有不是因为君王听信谗言而造成的。
“或忠信”四句承前一段列举贤臣之例而进一步发挥。指出忠信者反而被迫死节，奸佞者反而被信之不疑，全都是因为君王不能参验考究加以鉴别，而一味听信小人谎言。“芳与泽”两句言君主如不能按实省察，则不能分别忠信与奸佞。“何芳草”四句言君既不能省察分别忠奸，则忠臣的命运就不会好了。
第五段从“自前世而嫉贤兮”至“如列宿之错置”。进一步陈明自己过去与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如排列天上的列宿那样明明白白。在自己死后，自己所受的委屈，一切都将会昭雪于天下。
“自前世”六句以美女比贤能之人，谓在怀王时代，嫉善忌能，已经是这样子的了。美好的东西被说成是丑恶的，丑恶的东西被说成是美好的，一有好的东西出现，谣言马上就会产生。
“愿陈情”四句言自己的心情与行为光明正大，如星斗罗空，必将愈来愈明白，连“陈”、“白”也都是不必要的了。司马迁曾赞扬屈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日、月、星为三光，“列宿错置”，亦即“与日月争光”。
第六段从“乘骐骥而驰骋兮”至最后为。进一步表明自己将沉江自尽，以身殉国的决心。
“乘骐骥”二句谓驾良马疾驰，却不用控制马匹的器具。
“乘氾泭”二句谓乘木筏沿流而下，却不用船桨而自恃人力。
“背法昭”二句谓背弃法昭而随心所欲地治理国家，就好比上述两种情况，与之并无差别。
“宁溘死”四句写自己赴死之因，屈原谓“恐祸殃之有再”，朱熹说“不死恐‘邦其沦丧’而辱为臣仆……箕子之忧，盖为此也。”蒋骥说：“谓国亡身虏也。”根据当时楚国屡败于秦的形势，朱、蒋二人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最后二句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自己写完这篇诗作之后就要赴水自尽，所以可以判断这篇诗作确是屈原的绝笔。
这篇诗歌语言上最大的特色是文辞质朴率直，浅显易懂，表意十分明白流畅。比如对于楚王的谴责，在《离骚》等其他作品当中，一般比较委婉曲折，往往用“荃”、“灵脩”、“哲王”等来代替，而在此篇中，因是赴水之前的绝笔，则无所顾忌，直接责备楚王为“壅君”。此篇诗作的这种风格，在全部屈赋中是显得十分奇特的。
其次，文章结构上前后照应，诗歌以“明法昭”起，以“背法昭”结，前后呼应。林云铭《楚辞灯》说；“以明法昭起头，以背法昭结尾，中间以'无昭’两字作前后针线，此屈子将赴渊，合怀王、顷襄两朝而痛叙被放之非辜、谗谀之得志，全在法昭上决人材之进退、国势之安危。盖贞臣用则法昭明，贞臣疏则法昭废；及既废之后，愈无以参互考验而得贞谗之实，而君之蔽晦日深，虽有贞臣，必不能用，是君为壅君，国非其国也。”十分准确地说出了本篇这个特点。
乔吉的小令《双调·水仙子·乐清箫台》，使箫台山美丽的故事传遍了五湖四海。箫台山是乐成得名的渊源之地，乔吉借醉卧箫台山下金溪之畔，唤来猿猴拆除张文君的丹灶，表达寻仙访道的意愿；以玉树、白鹤、天风、王子晋写时空变迁，洒落一地风雅。
月明之夜，山风林泉，箫台山顶似有箫声缈渺低吟，这就是乐成八景之一——“箫台明月”。到元朝时，“乐成八景”白鹤晨钟、箫台明月、双瀑飞泉、东塔云烟、西岑松雪、紫芝晚磬、云门福地、盖竹洞天已经形成。明朝嘉靖年间，乐成赵文韶等人仗义疏财，捐建沐箫寺和八老亭。陈璋作有《八老亭记》，赞扬赵文韶等人晚年适志泉亭的高雅情趣。因为沐箫寺前原有六棵枫树，秋来一片红艳，所以又有“六枫秋艳”的名称。
光绪《乐清县志》记载，梅溪书院“旧在东城隅，即王忠文公祠以旁置两斋，令诸生肄业其中，亦曰书院。明隆庆间，令胡用宾重建。”清朝雍正六年（1725），县令唐传鉎把箫台山下的长春道院改为纪念王十朋的梅溪书院，延请徐炯文主持讲席。王十朋《和李花》一诗，小序有“梅溪书院”四字。王十朋称“梅溪书院”或“梅溪书馆”，不像我们今日严格。
清朝嘉庆年间，陈舜咨、林启亨曾主讲梅溪书院。林启亨不屑于科举八股，以笃学藏书被乡里推重。后来，瑞安名儒陈黼宸曾在梅溪书院主持讲学。
梅溪书院有近九百年历史，门生弟子遍海内，把乐清千百年积聚的耕读文化的精华，辐射到乐清全境和书院弟子足迹所到之处。但是，民国年间，梅溪书院毁坏了。现在，王十朋故乡四都的有关部门，正在考虑重建当地的梅溪书院。乐成的梅溪书院则似一首古老而雄壮的“奋进协奏曲”，始终在历史的琴键上跳跃着、轰鸣着。
沐箫泉亭箫台桥，箫台明月箫台巷，小树林中钻出了岑山亭的尖顶，一代代以顽强的生存能力打造乐清风骨的乐清人，为故园家山谱写了一曲曲多么壮美、清新的田园交响诗。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五。下面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霍松林先生对此诗是赏析。
与白居易同时的李肇在《唐国史补》里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召铺宫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这首诗，通过对“京城贵游”买牡丹花的描写，揭露了社会矛盾的某些本质方面，表现了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主题。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买花处所发现了一位别人视而不见的“田舍翁”，从而触发了他的灵感，完成了独创性的艺术构思。
全诗分两大段。“人人迷不悟”以上十四句，写京城贵游买花；以下六句，写田舍翁看买花。
京城的春季将要过去，大街小巷来来往往奔驰着喧闹不已的车马。都说是牡丹盛开的时节，呼朋引伴、争先恐后地赶去买花。一开头用“帝城”点地点，用“春欲暮”点时间。“春欲暮”之时，农村中青黄不接，农事又加倍繁忙，而皇帝及其臣僚所在的长安城中，却“喧喧车马度”，忙于“买花”。“喧喧”，属于听觉：“车马度”，属于视觉。以“喧喧”状“车马度”，其男颠女狂、笑语欢呼的情景与车马杂沓、填街咽巷的画面同时展现，真可谓声态并作。下面的“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是对“喧喧”的补充描写。借车中马上人同声相告的“喧喧”之声点题，用笔相当灵妙。
这四句写“买花去”的场面，为下面写以高价买花与精心移花作好了铺垫。接着便是这些驱车走马的富贵闲人为买花、移花而挥金如土。“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戋戋”，委积貌，形容二十五匹帛堆积起来的庞大体积。古代以五匹为一束。“五束素”，即二十五匹帛。《新唐书·食货志》：“自初定"两税"时钱轻货重，······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当时正行“两税法”，一匹绢为三千二百，那么“五束素”便为钱八万。一株开了百朵花的红牡丹，竟售价八万，其昂贵的确惊人。那么“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其珍惜无异珠宝，也就不言而喻了。
家家以弄花为习俗，人人执迷不悟。以上只作客观描绘，直到“人人迷不悟”，才表露了作者的倾向性；然而那“迷不悟”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仍有待于进一步点明。白居易的有些讽谕诗，往往在结尾抽象地讲道理、发议论。这首诗却避免了这种情况。当他目睹这些狂热的买花者挥金如土，发出“人人迷不悟”的感慨之时，忽然发现了一位从啼饥号寒的农村“偶来买花处”的“田舍翁”，看见他在“低头”，听见他在“长叹”。这种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在热闹喧哗的买花场景中，诗人不失时机地摄下了“低头独长叹”的特写镜头，并以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从“低头”的表情与“长叹”的声音中挖掘出全部潜台词：仅仅买一丛“灼灼百朵红”的深色花，就要挥霍掉十户中等人家的税粮！揭示了当时社会“富贵闲人一束花，十户田家一年粮”的贫富差距。最后这一警句使读者恍然大“悟”：那位看买花的“田舍翁”，倒是买花钱的实际负担者！推而广之，这些“高贵”的买花者，衣食住行，都是来源于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赋税”。诗人借助“田舍翁”的一声“长叹”，尖锐地反映了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敢用自己的诗歌创作谱写人民的心声，这是十分可贵的。
这篇文章出自罗隐自编的杂文集《谗书》，全书共五卷六十篇文章（缺二篇），编次于867年（唐懿宗咸通八年），这年罗隐三十四岁。据他的自序，书名《谗书》，乃是“自谗”（自我毁谤）的意思。又说他著书的原因和目的，在于“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可见他名为“自谗”，实际则是“警世”。全书思想敏锐，笔锋凌厉。
在罗隐看来，抢财物的是强盗，取国家的也是强盗。他举汉高祖刘邦与楚霸王项羽为例，他们夺取天下的本心，不过是羡慕觊觎秦始皇的“靡曼骄崇”，一个是想住进他的宫殿，一个是想坐上他的宝座，如此而已。这种对于封建帝王起事创业的揭发，是大胆而辛辣的，在当时更是针对性很强的。晚唐藩镇割据，群雄蜂起，个个都想取唐朝天下而代之，这些人有许多本来就是“群盗”出身。因此，如果说罗隐这篇文章，揭发的就是当时这批窃国大盗，也是可以的。
本文是苏轼少年时代写的一篇咏物赋。它寓哲理于趣味之中，可以使读者于诙谐的叙述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它就一只老鼠在人面前施展诡计逃脱的事，说明一个道理：人做事心要专一，才不至于被突然事变所左右。《黠鼠赋》，看其表面题旨当是通过黠鼠利用人的疏忽而乘机狡猾脱逃的日常小事，来说明人即使聪明，也须将自身与自然万物合一，否则将“烛使于一鼠”的道理。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将自身与自然万物合一，避免将两者区分开来，而游於万物之外。
第一段叙黠鼠橐中啮咬及坠地逃走的始末。在这一段里，作者赋鼠之黠是虚实相因，老鼠出场不多，直赋其形的只是装死、逃跑，但是老鼠之黠却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正是通过它的对立面——人来完成的。作者赋鼠之黠，穿插写人，不仅使文章生气勃勃，跌宕起伏，意趣横生，无呆板之迹，更重要的是为咏物寓理做了开拓。
第二段通过分析老鼠骗人逃脱的伎俩，写作者悟出鼠的狡滑，感慨身为万物之灵的人也不免被老鼠所蒙骗。这一段于全篇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果说该文是蓄理于叙事之中，这一段则是由叙事转入说理的桥梁，它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先是由老鼠的行动推想它的动机，足以说明老鼠之“黠”；接着又从人能降四物，可烛人比老鼠要高明，但却遭到老鼠的暗算。这就不得不叫作者步水溯源，于是就自然地过渡到下面推原一段，而且显得天衣无缝。
第三段写人为物所用的原因，在于志不凝，心不专。揭示中心：自己不能与自然万物合一，反而受外物左右，这是人被老鼠欺骗的真正原因。这一段是全篇重点之所在。也就是说，作者赋鼠的真正目的在于此。前人谈古文的写作时，谈到“小题大作法”。就以此篇为例，也正是因为一只老鼠引起了一番哲理的阐发。最后两句交待了 《黠鼠赋》的写作由来，是有感而发，即事成篇。在收笔之处，作者以平淡之语写来，虽语朴而情真，绾合叙事之始末。从文章布局来看，于人物也有必要的交代，显得特别严谨。结穴处，我们看到苏子、童子为黠鼠而忙碌，与题目 《黠鼠赋》 又息息相关。
此赋文字简短，仅有二百八十余字。但却洋溢着浓厚的情趣，又渗透着深永的哲理。读之若身临其境，看到了老鼠的一次精彩表演，又好象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哲学课，真可谓“趣幽旨深”，蓄理在中，耐人寻味。就其思想内容来讲，已远远超出赋鼠本身。它借一只黠鼠利用人的疏忽，狡猾地逃脱的日常小事，引出了一番议论。从而 说明一个道理：最有智慧的人类，倘能精神集中，发挥智力，便能搏猛虎，役万物；如果精力分故，懈怠疏忽，就难免不”烛使一鼠“，变色于蜂虿。在艺术表现上，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趣幽旨深。读此赋，我们首先感觉到的是很有情趣。既有如读寓言的一览欲尽的吸引力，又能启发一个人的推理动机。文章的布局结构也很有特色，首先是叙事与说理的密切结合，叙事为说理张本；其次是人、鼠活动穿插其间，使文情错落，不直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