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作者品尝友人谏议大夫孟简所赠新茶之后的即兴作品。
此诗内容可分为三部分。开头写谢谏议送来的新茶，至精至好至为稀罕，这该是天子、王公、贵人才有的享受，如何竟到了山野人家，似有受宠若惊之感。中间叙述煮茶和饮茶的感受。由于茶味好，所以一连吃了七碗，吃到第七碗时，觉得两腋生清风，飘飘欲仙，写得极其浪漫。最后，忽然笔锋一转，转入为苍生请命，希望养尊处优的居上位者，在享受这至精好的茶叶时，知道它是无数茶农冒着生命危险，攀悬在山崖峭壁之上采摘来的。诗人期待茶农们的苦日子能有尽头，诗里蕴含着诗人对劳苦人民的深刻同情。
全诗奇谲特异，句式长短不拘，错落有致，行文挥洒自如，直抒胸臆，一气呵成。
第一段分两层。头两句为第一层：送茶军将的叩门声，惊醒了他日高三丈时的浓睡。军将是受孟谏议派遣来送信和新茶的，他带来了一包白绢密封并加了三道泥印的新茶。读过信，亲手打开包封，并且点视了三百片圆圆的茶饼。密封、加印以见孟谏议之重视与诚挚；开缄、手阅以见作者之珍惜与喜爱。字里行间流溢两人的互相尊重与真挚友谊。
第二层写茶的采摘与焙制，以烘托所赠之茶是珍品。头两句说采茶人的辛苦。三、四句天子要尝新茶，百花因此不敢先茶树而开花。接着说帝王的“仁德”之风，使茶树先萌珠芽，抢在春天之前就抽出了金色的嫩蕊。以上四句，着重渲染珍品的“珍”。以下四句，说像这样精工焙制、严密封裹的珍品，本应是天子王公们享受的，而今竟到这山野人家来了。在最后那个感叹句里，既有微讽，也有自嘲。
以上全用朴素的铺叙，给人以亲切之感。诗中虽然出现了天子、仁风、至尊、王公等字样，但并无谄媚之容，而在“何事”一句中，却把诗人自己和他们区别开来，把他划入野人群中。作为一个安于山林、地位卑微的诗人，他有一种坦直淡泊的胸襟。卢仝一生爱茶成癖。茶对他来说，不只是一种口腹之欲，茶似乎给他创造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似乎只有在这片天地中，他那颗对人世冷暖的关注之心，才能略有寄托。第二段的七碗茶，就是展现他内心风云的不平文字。
反关柴门，家无俗客，这是一种极为单纯朴素的精神生活所要求的必要环境。只有在这种环境中，才能摆脱可厌的世俗，过他心灵的生活。纱帽，这里指一般人用的纱巾之类。诗人纱帽笼头，自煎茶吃，这种平易淡泊的外观，并不说明他内心平静。读完全诗，读者才会见到他内心炽热的一面。
碧云，指茶的色泽；风，指煎茶时的滚沸声。白花，煎茶时浮起的泡沫。在茶癖的眼里，煎茶自是一种极美好的享受，这里也不单纯是为了修饰字面。以下全力以赴写饮茶，而所饮之茶就像一阵春雨，使他内心世界一片葱翠。在这里，他集中了奇特的诗情，并打破了句式的工稳。在文字上作到了“深入浅出”，或者说“险入平出”。七碗相连，如珠走盘，气韵流畅，愈进愈美。“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看似浅直，实则沉挚。第三碗进入素食者的枯肠，已不易忍受了，而茶水在肠中搜索的结果，却只有无用的文字五千卷。似已想入非非了，却又使人平添无限感慨。第四碗也是七碗中的要紧处。他写来轻易，笔力却很厚重。心中郁积，发为深山狂啸，使人有在奇痒处着力一搔的快感。饮茶的快感以致“吃不得也”的程度，可以说是匪夷所思了。这样的情况虽然可能也有，但也应该说这是对孟谏议这位饮茶知音所送珍品的最高赞誉。同时，从结构上说，作者也要用这第七碗茶所造成的飘飘欲仙的感觉，转入下文为苍生请命的更明确的思想。这是诗中的“针线”，他把转折处连缝得十分熨贴。
蓬莱山是海上仙山。卢仝自拟为暂被谪落人间的仙人，想借七碗茶所引起的想象中的清风，返回蓬莱。因为那些高高在上的群仙，不知下界亿万苍生的死活，所以想回蓬莱山，替孟谏议这位朝廷的言官去问一下下界苍生的事，问一问他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喘息和休息的机会。诗人期待劳苦人民的苦日子能有尽头，得有喘口气的一天。可知诗人写这首饮茶歌的本意，并不仅仅在夸说茶的神功奇趣，背后蕴藏了诗人对茶农们的深刻同情。
内容点评
《辋川别业》是一首写景言情的七律，写王维在辋川隐居时期的田园生活。此诗先写作者来到辋川将近一年，回来时正好赶上春耕的农忙季节。沿途所见雨中浓绿的草色，足可染物；水上火红的桃花像是要燃烧起来，十分迷人。作者与乡间的人们相处无间，无论是僧人还是隐居乡里的老人，一听说作者回来了，都披衣倒屣赶来相见，开怀畅谈柴门之前。这与陶渊明的“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一样，表现了乡里间淳朴亲密的人际关系，与“人情翻覆似波澜”的官场形成鲜明的对比，表现了作者对乡间田园生活的喜爱。
前四句诗中作者运用了夸张的设色法。春播的季节，山野之中最惹人注意的就是春草与桃花。春草是怎样的，桃花是怎样的，人们大都有亲身感受。所以，要处理得使人如身临其境，是不大容易的。但王维自有见地，他使用了“堪染”来突出一个“绿”字，用“欲然”来突出一个“红”字，这就是画家的眼光、画家的用色法。把红与绿给予高度的强调——红得似乎要燃烧起来；绿得好似可以用作染料。于是盎然的春意，便通过红绿二色的突出与夸张而跃然纸上了。
颔联两句为传世名句，写的是辋川春天的景色。将静态景物，写得具有强烈地动感，使本已很美的绿草、红花，被形容得更加碧绿，更加红艳。这种色彩明艳的画面，反映了诗人“相欢语笑”的喜悦心情，意境优美，清新明快。这两句以夸张的手法写秾丽的春景，与“桃花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王维《田园乐七首》）有异曲同工之妙。
格律分析
从格律上看，此诗有四处拗，其中前两处可以确定有救。全诗后半部分平仄较为混乱，出律颇多。第一处是第三句“雨中草色绿堪染（仄平仄仄仄平仄）”第五字本应用平声，这里用了仄声，对句“水上桃花红欲燃（仄仄平平平仄平）”第三字变仄为平救。第二处是第六句“伛偻丈人乡里贤（仄仄仄平平仄平）”第三字本应用平声，这里用了仄声，句内第三字变仄为平救。第三处是第七句“披衣倒屣且相见（平平仄仄仄平仄）”第五字本应用平声，这里用了仄声。第四处是第八句“相欢语笑衡门前（平平仄仄平平平）”，首先，第八句与第七句失对；其次，第五字本应用仄声，这里用了平声，三平尾在格律诗中几乎是一种错误句式，但在此诗的特殊情况下，或可理解为是对第七句拗的一种另类补救。此诗还存在“失对”现象。第六句根据第五句平仄情况，格律本应为“平平仄仄仄平平”，但此处却用了粘，是为失对。第八句根据第七句平仄情况，格律本应为“仄仄平平仄仄平”，但此处却用了粘，再次失对。此诗后半部分发生的连续失对，拗而不救，三平尾等现象的集中出现，在格律诗中非常罕见。
这首词通过描写钱塘江潮的气势，及其与历史潮流的关系，表达了作者对旧时代的追忆，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时代变革的理智认同。在艺术特点上，作者加入了西方哲学思想，但仍然保留了传统词的感发力度。
“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几句，是套用纳兰性德的“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珏”。纳兰那首词本来是用来悼念亡妻的，王国维却把这个“辛苦”拿来形容江潮，一开口就给了江潮人的感情。“日日西流”是写潮起，“日日东趋海”是写潮落。但那“西流”的势头是不可能持久的。
“两岸越山澒洞里”的“两岸”曾作“终古”。是为了避免与前面的两个“日日”重复，因为前面的日日就有终古如此的意思。“澒洞”是形容大潮来的样子，就如同人们常说的山是永恒的，水是无常的。这是对钱塘水潮的描写。
“说与江潮应不至”是王国维对潮神同情的劝告。王国维在这里讲诉了一些事实，多少历史朝代都成了过去。关于越国必然灭吴的预言固然成了现实，可是越国后来不是也被灭掉了。楚平王死了，伍子胥还可以鞭打他的尸体泄愤，而吴王夫差花费巨大财力修建姑苏台成了麋鹿游戏的荒野，一代人的是非恩怨纵然轰轰烈烈，但与永恒的大自然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所以“灵胥抱愤终何是”一切的成败都是相对的，不要指望那么一天讨回一个绝对的公道。
所以，在这首词中，作者的感情和理智实际上也像光泽的钱塘江潮水一样，一个西流，一个东趋。他的感情赞美潮起西流的悲壮，他的理智认同潮落东趋的结果。而这种潮起潮落的意象，正是作者内心矛盾冲突的形象化反映。这首词虽然也有悲观忧郁的色彩，但更以激情与义愤见长。它确实包含有哲理的理智，但它的形象和议论中都带有极强烈的直接感发力量。
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