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一、三、四联着重表现的是兄弟之间的骨肉情谊。首联写在送兄弟到越江边时,双双落泪,依依不舍。起势迅拔奇突,悲情无限,有极大的感染力。在二弟宗直暴病身亡之后,大弟宗一又要北适湘鄂之地安家,作者经不起这样大的打击,故曰“残魂”且已“零落”,神情“黯然”却又加“倍”,其中自有贬谪之苦,孤寂之意。此刻兄弟泣别,双双垂泪,虽为人之常情,却另有深意:诗人在极度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生活,需要亲情友情支撑他那即将崩溃的精神世界,然而贬谪以来,亲人相继弃世,此时宗一又要北去,诗人更觉形单影只,愁苦无依。这两句诗既是铺叙,又是情语,充分表现出诗人苦涩的心境和兄弟之间的骨肉情谊。
第三联是景语,也是情语,是用比兴手法把彼此境遇加以渲染和对照。“桂岭瘴来云似墨”,写柳州地区山林瘴气弥漫,天空乌云密布,象征自己处境险恶。“洞庭春尽水如天”,遥想行人所去之地,春尽洞庭,水阔天长,预示宗一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一抑一扬,蕴愁其中:由于桂岭洞庭,一南一北,山川阻隔,以后兄弟相见恐怕就非常不易了。因而在这稍见亮色的描述中先笼罩了一层哀愁,十分巧妙地为尾联的表情达意伏下一笔。
诗的最后一联说,自己处境不好,兄弟又远在他方,今后只能寄以相思之梦,在梦中经常梦见“郢”(今湖北江陵西北)一带的烟树。“烟”字颇能传出梦境之神。诗人说此后的“相思梦”在“郢树烟”,情谊深切,意境迷离,具有浓郁的诗味。古往今来,这“郢树烟”似的幻象使失意的迁客骚人趋之若鹜,常愿眠而不醒;但又让所有的失意者无一例外地大失所望。这“烟”字确实状出了梦境相思的迷离惝惚之态,显得情深意浓,十分真切感人。
这首诗所抒发的并不单纯是兄弟之间的骨肉之情,同时还抒发了诗人因参加“永贞革新”而被贬窜南荒的愤懑愁苦之情。诗的第二联,正是集中地表现他长期郁结于心的愤懑与愁苦。从字面上看,“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报荒十二年”,似乎只是对他的政治遭遇的客观实写,因为他被贬谪的地区离京城确有五、六千里,时间确有十二年之久。实际上,在“万死”、“投荒”、“六千里”、“十二年”这些词语里,就已经包藏着诗人的抑郁不平之气,怨愤凄厉之情,只不过是意在言外,不露痕迹,让人“思而得之”罢了。柳宗元被贬的十二年,死的机会确实不少,在永州就曾四次遭火灾,差一点被烧死。诗人用“万死”这样的夸张词语,无非是要渲染自己的处境,表明他一心为国,却被长期流放到如此偏僻的“蛮荒”之地,这是非常不公平、非常令人愤慨的。这两句,有对往事的回顾,也有无可奈何的悲吟,字字有血泪,句句蕴悲戚。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柳宗元的这首诗既叙“别离”之意,又抒“迁谪”之情。两种情意上下贯通,和谐自然地熔于一炉,确是一首难得的抒情佳作。
这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提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党的观点。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开头一句,作者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人君要善于辨别。作者首先从道理上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继而引用了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了朋党的“自古有之”;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吾子、小人而已。”“朋党”,指同类人因某种目的而在一起。“自古有之”的“之”是代指“朋党之说”的。“幸”是希望的意思,“惟幸”,说只希望。“其”,代“朋党”,为第三人称“他们”。听说有关朋党的议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希望国君能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
第二段:“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同道为朋”,就是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以”是因为的意思,“以同利为朋”,就是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为朋党。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这里用“然”字转折,问道:“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这是说小人所喜好的是禄利,“禄”是俸禄,小人所贪的是财物。“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党引”是结为朋党,互相援引。这句说,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那是假的。“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及”是到了,“其”代这些小人,“贼害”即伤害。这几句说,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往也少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伪也。”再说君子,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不然”,即不是这样。“守”,是坚守、遵循的意思。“忠信”,是忠诚、守信,“名节”是名誉、气节。君子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以之”的“以”,是凭借的意思,“之”,代上面所说的“道义”、“忠信”和“名节”。这几句说,凭借道义、忠信和名节来修炼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相助而得益,凭借这些为国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协力,始终如一。接着,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强调这些作为与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罢黜,“用”是进用。这几句说: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第二段运用了对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区别时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结,同利则暂时为朋,见利则相互争竞,力尽则自然疏远或互相残害,从实质上看,小人无朋;与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结,以道义、忠信、名节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从这一意义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对比鲜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同时带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广泛列举史实,从各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与上文开头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遥相呼应,对上文结尾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补充和论证。文中正反引用尧、纣时对朋党的利用,加强对比,阐明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有关国家兴亡。再以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晚唐昭宣帝时朱全忠杀害名士的史实,引用反面例证,阐明迫害残杀君子之朋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第三段:作者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史传说中凶狠邪恶之徒,“君子八元,八恺”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恺”是指忠诚的人。传说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后裔,叫做“八恺”。舜辅佐尧黜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而进用元、恺君子之朋党,因而尧的天下得到大治。
至于舜之时,文章写道:“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说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贤臣一起在朝中做官。“更相称美,更相推让”的“更相”,是相互的意思,“更”,读第一声。“称美”,是称颂人家的美德和好处,“推让”是谦虚礼让。这样,他们团结一心,舜对他们都加以任用,天下也获得大治。等等。
第四段:作者带有总结性地论述:“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夫前世之主”的夫是发语词,没有实义。“莫如纣”的“莫”是代词,为无指代词,代人,当“没有人”讲,代物,当“没有什么”讲。这几句说,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成朋党,没有人像汉献帝那样;能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什么时候像唐昭宗统治时那样。这些国君都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这是说:“互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生疑心,没有人像舜的二十二个臣子,舜也不怀疑他们而都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不责备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蒙,反而称颂舜为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啊。”这几句里,“诮”是责备的意思,“以能辨”的“以”是因为的意思。“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举”是全,“其”是代词他,即周武王,这句说他全国所有的三千人臣民,全部结成一个大朋党。“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多”是人数多,“大”是范围广,这句说,自古以来,结成朋党人数多而且范围大没有哪个朝代象周朝那样的。“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用此以兴”的“用此”,就是因此。“善人虽多而不厌”说好人虽多而不满足,也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厌”是满足。
文章末尾,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迹”是历史事迹,“鉴”是借鉴。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
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作者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这就争取了主动,使作者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本词作于作者隐居信州(上饶)带湖别墅前期。生活上的孤独感和政治上的失意感促使词人经常离开带湖去上饶的群山之中寻幽探胜,以开释愁怀,转移精力,然而独游山水时的幽寂空虚又使他时时跌回到更加孤独和失意的深渊中。此词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下的产物。
上阕,写自己多年来受打击、受压抑和缺少政治知音的处境。作者连用兰佩芳菲、蛾眉空好、宝瑟弦断这三个极富象征意义的词,来表明自己虽有高尚的品质和过人的才干,却遭受南宋朝廷当权的主和派的嫉妒和排挤,长期投闲置散,无用武之地,而且知音寥寥,无人理解自己。不如意的处境使他首先想到的是“萧条异代不同时”的千古知音屈原,所以开头三句就化用屈原《离骚》与杜甫《佳人》诗意来表达自己与之相类的幽怨之怀。《离骚》云:“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又云:“纫秋兰以为佩。”作者也满怀深情地采撷兰花为佩,以显示自己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操守;《离骚》云:“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佳人》云:“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作者也在无人的空谷自怨“蛾眉巧”而招嫉。屈原、杜甫、辛弃疾同样生活在一种国家不幸、小人横行的黑暗时代里。在那样的环境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所以他们都遭到中伤毁谤,难于在人世存身。如果要保持高洁,不向恶势力低头屈服,就必然会遭到更大的打击和非难。因正直而遭打击,因遭打击而生“怨”,这只是上阕的第一层意思。
因为,遭到群小打击,还不是最可悲的事。最可悲的是寻遍天下,知音稀少,似乎没有人能够理解和支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抗战主张。这是处在那个不能发现人民力量的时代的一切爱国士大夫和将领们的共同悲剧。年辈早于作者的民族英雄岳飞在他的《小重山》词的结尾感叹说:“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此词上阕最后二句即用岳飞之意,以宝瑟清音,弹得弦断也无人会意为喻,表达了与岳飞同样的怨抑之情。这是上阕的第二层意思,而且是更重要的一层意思。通过这样两个层次的抒写,作者不得志和无知音的悲剧性遭遇充分地展现出来了。
词的下阕,承上阕牢骚之意而把抒情的意蕴进一步深化,感叹自己虚度此生,不能再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下阕头一句,化用《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两句,意极沉痛。接下来“水满汀州,何处寻芳草”二句,用芳洲水涨,芳草难觅喻示自己的理想难以实现。结尾二句:“唤起湘累歌未了,石龙舞罢松风晓,可算全篇的最后一个层次。其用意在于呼应开篇“空谷无人”之境界,再次诉说在人世难寻知音的苦恼。可以看出,词人大醉之中唤起屈原来一起唱歌,表明人世无同调,只得求之于冥冥之中的千载冤魂,这显然是催人泪下的失意哀歌,是千载同悲的凄厉之歌。然而就连这幻想之中想求得异代知音共歌舞的场面最终也不能长久,在阵阵松风中,东方破晓,词人酒醒梦消,一下子又跌回到现实世界中。词的最末一句以景结情,更加浓了全篇的幽婉沉郁的气氛。
这首诗选用诸如“辞”、“去”、“带”、“入”、“辞”、“卷”等一系列动态词语,娓娓道来,贴切自然,清新可读。它属初唐难得的好诗之一。
第一,二句“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以夕阳斜照、“年华”把芳殿、绮宫装扮得更加金碧辉煌来点明皇上于宫苑逢除夕,暗示题旨,给人以富丽堂皇之感。
第三,四句“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紧承首联指出除夕是冬春交替之际——冰雪消融,寒冷的隆冬过去了;暖气回升,和煦的春天来到了。在这里,诗人从时令的转换角度给人以温馨的快意,酿造了一种暖洋洋、乐融融的节日气氛。
第五,六句“阶馥辞梅素,盘花卷烛红。”出句叙写梅花绽开,阵阵飘香。进一步渲染了春意。对句紧扣首联对句突出宫中守岁的景象:宫廷内外.张灯结彩,光辉灿烂;摆上供品,敬神祭祖,守岁辞旧。显得热烈而庄重。
最后两句“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紧扣“守岁”,由宫廷而至天下,推而广之.概述举国欢庆、共度良宵,辞旧迎新的普遍现象,从而浓化了宫苑守岁的热烈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