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的是初夏风景，文字通俗易懂，而构思上却独具匠心。
诗人选取了黄莺、桑树、蚕三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意象，又把三者巧妙串连在一起，上承下启，前呼后应，构成一个严谨有序的艺术整体。就在这幅通俗、浅显的乡土风情画中，诗人寄托了他浪迹江湖、一事无成的悲哀。所谓“我行不记日，误作阳春时”、“蚕老客未不”，言下之意是阳春已过，初夏来临，而自己大业未就，虚掷光阴，空度岁月。
正是桑间黄莺的啼鸣惊醒了诗人，时临收获的季节，应当珍惜年华，不能再作无目的漫游了。但是，驱马向前，扪心自问，前途是如此渺茫，令诗人倍感悲凉，尾联收笔联系深层的现实，而表达的情感正是一种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思想情绪，其中也含有羁旅的愁苦以及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全诗先扬后抑，借景抒情，将情与景交融在一起，体现了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的博大情怀。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这是一首题画诗。诗人赞美墨梅不求人夸，只愿给人间留下清香的美德，实际上是借梅自喻，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情操。
开头两句“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直接描写墨梅。画中小池边的梅树，花朵盛开，朵朵梅花都是用淡淡的墨水点染而成的。“洗砚池”，化用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典故。
三、四两句盛赞墨梅的高风亮节。它由淡墨画成，外表虽然并不娇艳，但具有神清骨秀、高洁端庄、幽独超逸的内在气质；它不想用鲜艳的色彩去吸引人，讨好人，求得人们的夸奖，只愿散发一股清香，让它留在天地之间。这两句正是诗人的自我写照。王冕自幼家贫，白天放牛，晚上到佛寺长明灯下苦读，终于学得满腹经纶，而且能诗善画，多才多艺。但他屡试不第，又不愿巴结权贵，于是绝意功名利禄，归隐浙东九里山，作画易米为生。“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两句，表现了诗人鄙薄流俗，独善其身，不求功勋的品格。
这首诗题为“墨梅”，意在述志。诗人将画格、诗格、人格有机地融为一体。字面上在赞誉梅花，实际上是赞赏自己的立身之德。
在这首诗中，一“淡”一“满”尽显个性，一方面，墨梅的丰姿与诗人傲岸的形象跃然纸上；另一方面令人觉得翰墨之香与梅花的清香仿佛扑面而来。从而使“诗格”、“画格”、人格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墨梅》盛赞梅花的高风亮节，诗人也借物抒怀，借梅自喻，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高尚情操。有意见认为，该题画诗，点出创作意图，强调操守志趣，在艺术史上甚至比《墨梅图》本身还要出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