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为我们描绘了月夜泛舟的情形：明月皎皎，湖水悠悠。洞庭秋水澄澈无烟，水月相映，清辉怡人。
诗人与友人（此处，我们不妨把其族叔也当作友人）泛舟湖上，与清风朗月为伴，不由生出遗世独立、羽化登仙的“上天”之念。但乘流上天终不可得，诗人也只好收起这份不羁的想象，姑且向洞庭湖赊几分月色，痛快地赏月喝酒。
首句写景，同时点出秋游洞庭事。“南湖秋水夜无烟”，初读平淡无奇，似是全不费力，脱口而出，实则极具表现力：月夜泛舟，洞庭湖水全不似白日烟波浩渺、水汽蒸腾之气象。波澜不惊，澄澈如画。无烟水愈清，水清月更明。溶溶月色溶于水，悠悠湖光悠月明。这种景象，这种意味，非置身其中不可得，非写意简笔不可得。诗人虽然没有精工细绘，但读者心中自会涌现出一幅水天一色的美好图景。
开篇二句，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谓深眇则易潜居，如果潭渊明澈见底，就无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山谷此处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山谷称他为“一世豪”是言之有据的。他少年时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常叹惜“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犹“猛志故常在帮，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迹不任了，山谷认为是由于“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而刘裕则已擅政治，军事之大权。刘氏擅权，乱世无道，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作为陶侃后裔，他依恋旧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自彭泽辞官归田时，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晋、宋易代之时（420）还有十五年。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耻复屈身异代”，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山谷博闻强识，熟悉史乘，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愤”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更号为元亮，自别于晋宋之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隐逸传》的“潜字渊明”之误。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字元亮，在宋时始更名潜，仍字元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曾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陶令为晋臣，则宜用其旧名渊明。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诔》，用名不应有误。山谷以“虑愤”目渊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说法。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而山谷却生出“更始号元亮"一说，这是为了借题发挥，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要兴复汉室，汉、贼誓不两立。但晋宋易代，诸臣竞相趋附，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虽说是凄苦，但他仍然“肮脏”，即刚强不屈。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即刘备，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实属创见。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渊明酷似卧龙豪”，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但岁月流逝，壮志未酬，只有好诗流传下来。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其文名至宋而极，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诗，称其为“落笔九天上”。由于尊崇渊明的“忠愤”和诗文，故山谷云：“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这就是说，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其中以渊明为最。尚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的话，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意即上与古人为友，要读懂他的诗文，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经过全面考察，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应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礼也就免了。结句是说自己仿《楚辞·招魂》，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
宋人魏泰曾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旬虽新奇，面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却大体恰当。
文章开始便高屋建瓴，寥寥几笔，就得心应手地勾画出太湖景色的特点：烟波浩渺，群峰绵亘，重涯别坞，幽谷曲隈；并用天下山与水的不能相称，反衬太湖山水的相得益彰，进而概括出滨湖诸山的共同特点：挟湖为胜。文章后半段，作者以王维未能审时度势，致染“羯胡之膻”，反衬王氏父子明时退隐之智；用王维所居辋川别墅的不足，反衬宝界山居能擅千里湖山之胜。全文巧于用笔，善于衬托。
第一段是描写太湖的奇山秀水。太湖的美，在于山水相衬，相得益彰。作者认为，天下之山，得水而悦；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借水而妩媚，水因为山而灵秀，相互修饰弥补对方的缺陋。而五百里太湖，浩瀚澒洞，群峰出于万顷波涛之中，为中原绝不可见的奇观。湖中有数十个岛屿，号称七十二山，实际可以称山的不及其半，如果把所有的洲渚矶浮都算在内则又不止七十二个，正如文中所说：“群峰出于波涛之间以百数”。其中较大的有湖东南的东、西洞庭山和湖西北的马迹山。四面群山环绕，港汊相连，草树繁茂，曲折幽深，湖光山色，风景秀丽，处处都可以说是仙灵栖息之所。作者以神话传说中的“海外绝岛”相比，称之为“中州无有”，表达了无限向往和赞美之情。
文章第二段接着叙述为宝界山居作记的经过和感想。宝界山在太湖鼋头渚，有宝界桥与无锡市区相连。从锡山出发，渡过五里湖，舍舟登岸，便到了王氏父子隐居之处。据传宋人钱绅退休后曾卜筑于此，明清时其遗址尚存。东南有山门，下岭可通石塘，风景与作者早年读书的万峰山相似，“皆挟湖以为胜”，可以尽览湖山之美。登上宝界山向西南眺望，湖中的马迹山和作者所居的长兴县，“往往在残霞落照之间”。反过来说，从长兴向东北望去，也可以看到宝界山。这里通过遐想，将作者与山居主人联系起来，既表达了对王氏父子的仰慕之情，同时也使文章更加富于诗意。
最后一段议论，用意在于称赞王问和王鉴父子二人不慕功名富贵能够激流勇退，为当时的士大夫所不及。文章对王维在安史之乱中滞留长安，未能“引决”，以至“一失足遂不可浣”，虽不免过于苛求，却也反映出作者对气节、人格的看重。
归有光虽然没有到过宝界山，但他对太湖的山川地理十分熟悉，他任职的长兴县，地处太湖西南，与北岸的无锡隔湖相望。湖中和湖周的许多名胜古迹，他都去考察和游览过，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使人有亲临其境之感。全文结构严谨，脉胳清晰，夹叙夹议，文字简洁，不仅介绍了少为人知的宝界山居，而且对太湖风物的描绘尤为生动具体，展现出“东南巨浸”的宏阔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