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述的主要是诗人思亲、见亲的全程心灵感受，言语易懂，感人至深。
首二句说妻儿们去远了，相见无期，也就不那么惦记了；而当归期将近，会面有望，则反而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去远”句固然是记录了诗人的实情，然而也深刻地表现了他无可奈何的失望和悲伤，诗人决非真的忘情于妻儿，而是陷于一种极度的绝望之中。“归近”一句正说明了他对亲人不可抑捺的情愫。
“儿女”二句写初见面的情形。因离别四年，儿女面目已不可辨认。陈师道的《送外舅郭大夫概西川提刑》中说：“何者最可怜，儿生未知父。”可见别时儿女尚幼，故至此有“眉目略不省”的说法，表明了离别时间的长久，并寓有亲生骨肉几成陌路的感喟。
“喜极”二句是见面之后复杂心情的表现。久别重逢，惊喜之余，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是相顾无言，泪洒千行，然后破涕为笑，庆幸终于见面。此十字中，将久别相逢的感情写得淋漓尽致，诗人抓住了悲喜苦乐的矛盾心理在一瞬间的变幻，将复杂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来。
“了知”二句更深一层作结，说虽然明知不是在梦中相见，但犹恐眼前的会面只是梦境，心中仍然恍恍惚惚，不能安定。这种心理的描绘，写得入木三分。由此可以推知：在与亲人分离的四年中，诗人多少次梦见亲人，然而却是一场空欢喜，反增添了无限的愁思和悲苦，正因为失望太多，幻灭太多，所以当真的会面时，反而产生了怀疑，唯恐仍是梦中之事，深沉的思念之情便在此中曲折表现了出来。这两句源于杜甫《羌村》组诗中写回家初见亲人的惊喜和疑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意谓久别重逢，如相见于梦中，后来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中“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即用杜甫诗意；而陈师道此二句是翻用杜甫诗的句子，与晏几道《鹧鸪天》中所说的“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意境略同，可见陈师道取前人诗意能点化出新意。
此诗通篇造语质朴浑厚，无矫饰造作之气，读来恻恻感人，其原因主要在于诗人感情的真挚，语语皆从肺腑中流出，所谓至情无文，即是艺术上一种极高的境界。此类浑朴的作品得力于陈师道向古乐府和杜甫诗的学习，然而他并不在字句上摹仿前人，而在格调立意上倩鉴前人，故张表臣在《珊瑚钩诗话》中引陈师道的话说：“今人爱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仿像之，非善学者。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这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已有充分的表现。陈师道论诗标举“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后山诗话》），即是他形成这种创作风貌的理论基础。但此类作品在他的集子中也并不很多，故尤为珍贵。
陈师道论诗，提倡“宁拙无巧，宁朴无华。”（《后山诗话》）此诗就是朴拙无华而感人肺腑的好诗。说它朴拙，因为全诗没有典故，没有藻饰，章法平直，句法简洁，并不追求文外曲致。说它感人，是因为字里行间洋溢着至性至情，深挚敦厚，绝无造作虚饰。然而此诗虽不炼句而炼意：首联写久别重逢之情极为生动，尾联则活画出疑信参半之心态。用极简洁的诗句刻画出复杂深微的感情，所以耐人回味。
陈师道做诗追求古朴，讲究锤炼，自称“此生精力尽于诗”，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也有“闭门觅句陈无己”句，因此，他的诗往往枯涩生硬。这首诗纯是写情，凝练精到，表现了骨肉至情，是他诗中上乘之作。
这首词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他喝了闷酒，醉得有些近乎病态（“病酒”即醉酒，俗谓“醉酒如病”）；黄莺鸟的叫声，本来是悦耳动听的，所以博得了“流莺”的雅号，杜甫也有“自在娇莺恰恰啼”的诗句。可是对这首词中的主人公来说，却只能“唤愁无限”，听得心烦，却又无法封住那流莺的嘴巴，真是无可奈何（“可奈”即“怎奈”、“无可奈”）！主人公的愁从何而来？细细想来，既不是源于病酒，也不是因为流莺。伤春？倒有些相似。你看，“又是一年，花惊寒食，柳认清明”，光阴荏苒，逝者如斯，转眼“又是一年”！春光如许，年复一年，时不我待，触景生情，感到时序惊心，慨叹流年暗换，从而“愁”上心头，“春愁过却病”，美其名曰“伤春”，有何不可？“伤春”一词，不知被古人用过多少次，其实，春本无可伤，可伤者往往是与春一样美好的事物。
总结一下古人的生活经验，春天的本身虽无可“伤”，但它却往往是人们感慨伤怀的诱发物。王昌龄《闺怨》诗说：“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少妇本无愁，所以欢欢喜喜地打扮好。但她一旦登上了层楼，看到了那一派迎风飘舞的柳丝，于是愁从中来，——她想到了远在他乡“觅封侯”的“夫婿”。最好的春光，应该与自己的爱人共赏，一旦“共赏”不可得，便触景生情，对景怀人，这就是所谓“伤春”了。唐人还有这样的诗句：“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对于一个没有心事的人而言，黄莺的叫声是动听的，但是对思妇而言，它阻碍自己梦中到辽西与丈夫相会，所以不惜“打起黄莺儿”。看来，春天是一个怀人的季节，古人从这里选取题材，抒发感情，不知写下了多少诗词！黄简的这首词，也是这样。当他望尽天涯的层层翠巘，心中暗数着那根本数不清的“长亭短亭”，怀人之情油然而生，但天涯各一方，现实的现象不可能，绝望之下，只得象希望于梦中与家人相会。“天涯翠巘层层。是多少、长亭短亭”，是这首词中最关键的句子，也是读者理解和欣赏这首词的钥匙，况蕙风评说：“此等语非深于词不能道，所谓词心也。”（《蕙风词话》）“天涯”一句，是触景生情的诱发点。
上片的流莺、花柳，皆眼前身边之景，对于词境皆止于描述而没有开拓意义，“天涯”一句却既融入了上片诸景，又高瞻远瞩，意象博大，更重要的是它开拓出了“长亭短亭”一境，遂使全词豁然开朗，转出了一片新天地，这是一个成功的过片。“长亭短亭”句接踵“天涯”句而来，是词中主人公望尽天涯的直接所得，是揭示全词情感实质的关键处。“长亭”、“短亭”皆系行人休止之所，后来它就成了天涯羁旅、游子思归的象征。显然，这一句揭示了全词的抒情实质：乡关之思。读到这里，读者才能省悟到，上片所写的“病酒心情”以及流莺唤愁等等，都是主人公内心的乡关之思的外部流露，决不仅仅是因为春天即将逝去而感伤。结拍的“倦倚东风”三句，都是在思归而不能归的情况下的思想活动。实际上的“归”既不可能，只得寄希望于梦，在梦中“飞到”故乡的“银屏”，与亲人团聚，这自然是“好梦”了。虽是梦，也给人以希望和安慰。这三句把思归的心情作了更深一层的抒发。至此，全词所曲曲折折表达的思想感情，就凸现出来了。
作者黄简本是建安（今属福建）人，长期隐居于吴郡光福山，乡关之思，自然深切，至于能把这种感情抒写得如此婉曲缠绵，确实是“非深于词不能道”的。
黄简的词流传至今的，只有三首，皆精于修辞，如《眼儿媚》：“打窗风雨，逼帘烟月，种种关心。”《玉楼春》：“妆成挼镜问春风，比似庭花谁解语？”炼字炼句的功夫十分到家，竟似“妙手偶得之”。这首词中，则有“花惊寒食，柳认清明”。这两句的妙处，首先是如况蕙风所说：“属对绝工”。这两句都是同样的“主谓宾”句式结构，花对柳，是植物性名词相对，“惊”和“认”两个动词相对，“寒食”和“清明”两个表节气的名词相对，分明而严整。富有感情色彩和动作表现力的“惊”字“认”字，把一春郁闷，不觉时光飞逝，见花柳而惊知寒食清明已至的情态活脱脱地表现了出来。这两个极精当极富表现力的动词，不经几番锤炼，是无论如何得不到的，确实是这首词的“词眼”。乍见而“惊”，由“惊”而“认”，细细辨认之后，于是乎确认寒食清明已到，从而想到祖茔在焉的故乡，乡关之思油然而生，“泪眼问花花不语”的情态就出现了。作者选定寒食清明这种时节，也是不无考虑的。
如上所说，这是一个祭扫祖茔的时节，最容易勾起异乡人的乡关之思；同时，这也是一个“断魂”的时刻，往往是雾雨其蒙，雨痕，泪痕，冷冷清清。这种大家约定的、公认的气氛，对全词所要表达的那种比较低沉的乡关之思，自然起到一种烘托、浸染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匠意所在。当然，这首词的艺术精华，并不止于这两句（其整体结构上的匠心独妙之处，已略如上述），但这两句乃“词眼”所在，确实为此词生色不少，因此也就获得了后人的格外垂青。“词眼”所在，确实为此词生色不少，因此也就获得了后人的格外垂青。
此诗通过竹亭述志，赞扬了兄弟之间志同道合、友爱情深的思想感情。全诗叙写自己与诸弟很友爱，且都有远大的志向，像古代的竹林七贤一样，常雅集竹亭，饮酒抚琴，以寄托豪情逸气。
在意象运用上，此诗以竹作为清幽和隐逸的意象。竹在古代，是潇洒挺拔、高雅脱俗的逸士的象征。颈联两句的“竹林”有借竹林七贤喻指诗人兄弟之意。这里继承魏晋风度之气，以魏晋的名士风流来刻画兄弟们的高雅志趣，来烘托他们超然脱俗的品格。而“竹林”同时切诗题中的竹亭，作者也是借阮籍（竹林七贤之一）的出世之志来映照自己对遁迹竹林的出世生活的无限向往。
从写作方法上，此诗运用了白描和用典的手法，写了竹亭集会，赋诗饮酒弹琴的和谐场面，写出兄弟之间的友爱之情。
孟浩然诗中常表现出一种“安以乐”的太平气象，在此诗中则具体表现为“逸气”。逸气是一种超脱世俗的气概、气度。陈贻焮《孟浩然诗选》认为，这里的“逸气”表现出孟浩然高雅的心情；“高雅的心情”是抽象的、综合性的体验，也是孟浩然“韵高”的方面。从陈贻焮的赏评中可以看到，在这首诗歌中，孟浩然将原本矛盾的“鸿鹄志”和“竹林”的清逸洒脱、高雅爽朗进行有意识的协调，并且调和得极为自然。此诗是孟浩然的“韵”和“才”能够统一起来的典型例子。
这首赋开头假设自己（第一人称）受诽谤，引出下文自己不好色，而且用古代圣贤作衬托，重点写赴梁途中的艳遇，再次突出自己不好色，从而表现作者坚守高洁品格的思想。全赋语言清丽华妙，调动多种感官来完成对美女的铺写，在艺术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
这篇文章的构思明显受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赋一开始便写到作者因美貌而受到邹阳的嫉妒，邹阳以作者的美貌作为攻击目标，诬谤相如“不忠”，有染指后宫的企图。梁孝王问作者道：“子好色乎？”作者则以自己不好色作答。这种开始和《登徒子好色赋》基本一样，只是宋玉变成了司马相如，登徒子变成了邹阳，楚襄王变成了梁孝王，且与《登徒子好色赋》相比，此赋中两人问答的针对性更强，连接更紧凑，序文和正文的过渡也更自然，甚至可以把序文看作是正文的一个段落。为了说明自己的不好色，作者首先针对梁王“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的诘问指出孔子、墨子这些圣人虽有回避女色的事迹，并不能证明他们不好色，而是尽量避免受到女色的影响，这又更能说明圣人也不免有好色之心。好色本属于一种心理状态，只有在面临色诱时才能判断是否好色，相反，不接近美色就无法证明是否好色。作者的论述带有非常浓的思辨色彩，也为说明自己不好色奠定了前提。接着，作者举了自己的两件不好色之事。
饮食男女为人之常情。作者这种近女色而不为女色所动的态度，大致出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是过于道德化、理想化的。从人类的自然天性方面说，不一定可取。但从艺术角度说，确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譬如善于选取典型事例。作品中只介绍了两个具体事例，都在说明自己的不好色。前者说东邻女子顾盼自己多年，表现出作者抗拒美色的持久性；后者强调上宫女子之多情，突出了作者拒绝诱惑的坚定性。二者同中有别，意思表达全面充分。再如，善于用情境烘托气氛。尽管作者写了自己在西土时的“室宇辽廓”来概括孤独寂寞的心情，但最为精彩的还在于对上宫客馆中的一段描写。写女子，没有停留于静态容貌的描写，而是从语言、歌声、举止、行为表现其精神意态。不仅如此，还注意到了周围环境，写上宫内外，用了“寂寞云虚，门阁昼掩，暧若神居”和“芳香芬烈，黼帐高张”等语衬托其中女子的娴静美好；写黄昏时则用“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雪飘零”和“金钮熏香。黼帐低垂，捆褥重陈，角枕横施”作对比，反衬出馆中人情的温暖。此外，此赋扬弃了《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丑妇的内容，改变了宋玉一类文学侍臣滑稽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因而显得非常严肃，同时也包含了作者对于女性的几分尊重。
全赋以散体赋的形式写骚体赋的内容，运用比兴的手法进行全文构思，笔调轻巧灵活，语言晓畅秀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