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通过作者与妻妾的对话,用浅显的比喻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指出历代帝王无不屠杀广大人民而掠夺其财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君权社会中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全文以日常生活起兴,多用比喻,以浅近渐至深奥,由平缓渐至激烈,亦有孟子辩论的遗风。
题作“室语”,示“小中见大”。一般政论文章都有“严正”标题以揭示论题或意旨,此文则作“室语”,意即在家里说的话,看似闲话家常,实为一篇具有精深政洽思想理论的大文字,足以令世人惊心“骇异”,正是寓大于小,小中见大,而又使人感到平易亲切,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作者的理论观点。
家人团坐,自“食鱼”入题。与一般政论不同,此文先由日常家庭生活入笔,有人物,有闲谈,具有故事性、形象性,由“食鱼”谈起,由近及远,逐步导入。唐子夜饮,家人团坐,一家四口,各有坐向,而夫妻相对,为下文对话作好铺垫。从“食鱼而甘”引出与妾的对话,谈鱼味何以鲜美,为后文伏脉。继而唐子由“饮酒乐甚”忽而“拊几而叹”,再由其妻问故,推出“吾欲有言,未尝以语人,恐人之骇异吾言也。今食是鱼而念及之,是以叹也”一段,先垫以“恐人骇异”,提示将有惊世骇俗之见,引读者注目,而又盘马弯弓,引而不发,以为下文蓄势。其妻“愿子试以语我”一句,便开启下文滔滔滚滚一泻千里之势。
三段推理,论帝王皆贼。唐子先以“大清有天下,仁矣”推挡一句以杜人口,以便下面畅所欲言。紧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果然石破天惊,令人“骇异”,一针见血,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字字闪耀着民主的光辉。旋以夫妻问答,作形式逻辑三段论法推理:大前提为“杀一人而取其布粟者为贼”,小前提为“凡帝王皆杀天下人而尽取其布粟”,结论是“所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继又举“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祖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帝屠城三百”,所谓“善”者尚且如此杀人之多,遑论其他!作者紧接着又假设自己“事高帝”、“事光武帝”,那么当他们屠城之始即“必痛哭而去之矣”,表示出极端厌恶和决绝态度。“吾不忍为之臣也”,等于向“忍为之臣”的古今帮凶们也投去一枪。
文势遒劲,斥天子杀人。妻问“当大乱之时,岂能不杀一人而定天下”很有代表性,并将讨论推进一层,文章波澜迭起。唐子先区分“不得已而杀”的情况共两种,一为有罪者,一为临战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死于这两种情况以外:“过里而墟其里,过市而窜其市,入城而屠其城”,所过之处,滥杀无辜,简直是嗜杀成性!而这些“大将”、“偏将”、“卒伍”、“官吏”的大肆屠杀,都是为了“天子”一家一姓的政权,所以“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真是一刀见骨。此言无罪而杀。“天下既定,非攻非战,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此言非战而杀。文章进而通过尖锐的对比,指出一方面是“暴骨未收,哭声未绝,目眦未干”,而一方面则“乃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贺,高宫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因而怒斥:“彼诚何心而忍享之?”充分暴露历代帝王的狠心与残忍!这二小节文字连用排比,文势遒劲,解剖与批判,力透纸背,使历代帝王反人民的丑恶嘴脸昭然若揭!继之,作者又假设“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则将对历代帝王按“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的原则加以百倍的惩罚,因为“天子”本“天下之慈母”,而竟无故杀天下人,则其罪当然“重于匹夫”!这同样代表了人民的正义之声。
回扣“食鱼”,归尧舜本心。此处又以妻问“尧舜之为君何如者”推开一层。作者指“盘中余鱼”继续从“味甘”说起,生动地描述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按之椹上而割之,刳其腹,㓾其甲,其尾犹摇”,而煎烹以进则人不忍食,而人比于鱼又“不啻太山之于秋毫”,于是推出“杀一鱼而甘一鱼之味则不忍,杀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则忍之”,这是违反“人之本心”的,而“尧舜之道”恰在“不失其本心而已矣”。这里,作者根据孟子“性善论”的观点,企图讽谏最高统治者不要“失其本心”,表现了他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殊不知历代帝王为其反动本性所决定,是决不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妇人孺子,皆闻论叹息。文章主旨论列完毕,作者不忘以一小段作首尾呼应:“妾,微者也;女安,童而无知者也。闻唐子之言,亦皆悄然而悲,咨嗟欲泣,若不能自释焉。”说明唐子之论达理而通情,深刻而感人,妇人孺子无不为之感动,而开篇所出四人皆有着落,从而完整地收结,真乃珠联璧合,浑然一体。
由文章可知作者精熟先秦诸子散文,尤受孟子和墨子影响,人性论、行仁政、民贵君轻等思想源于孟子,“非攻”见解则源于墨子。而逻辑推理,层层深入,善作比喻,自眼前浅近事物说明深刻道理,逐层追问,引人入彀以及排句气势等均与孟、墨之文有同样妙境。而此文理论的高度、批判的锋芒均超越前人。从家常谈话来阐明理论高见,以“食鱼”为题而由浅入深,家人四口均介入,论理与叙事描写相结合,使文章亲切有味,富于生活情趣,语言通俗平易,结构谨严,首尾呼应等,又自属唐子文章所特有。
从西晋后期到东晋前期,正是文学史上玄言诗风形成和开始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学界的情状,如《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郭璞是两晋之交的人物,他在这一时期文学中的地位又是如何呢?《世说新语》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说:“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这等于说郭是玄言诗的倡导者。然而钟嵘《诗品》却说:“(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意见截然相反。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评价,是从不同角度来看郭璞诗的特点而得到的不同结论。郭璞的代表作《游仙诗》十四首,既有表述老庄旨趣的玄言成份,却慷慨多气而非“辞意夷泰”,文采华茂而非平淡寡味。也就是说,它顺应了时代风尚而又超拔于时代风尚。
这里介绍的《游仙诗》十四首的第一首,具有总括全部组诗的纲领性意义。可以看出,诗虽以“游仙”为题,却并不沉迷于完全与人世相脱离的虚幻的仙境。作者把隐逸和游仙合为一体来写,两者常常密不可分。抒发的情绪,是生活于动乱时代的痛苦,和高蹈遗世的向往,但内中又深藏着不能真正忘怀人世的矛盾。这就是所谓慷慨之气的由来。
开头两句双起,以“京华游侠窟”与“山林隐遁栖”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相互对照。“游侠”的现象,古人常从不同角度去看它。在这里,主要是指贵族子弟呼啸酒市、奢华放浪的行径,就像曹植《名都篇》所写的“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那种景象。相比于这一种热烈浪漫、尽情享乐的人生,山林中的隐者,却是孤独而清冷,远隔于尘世之外。两者之间,作者如何取舍?“朱门何足荣”是对前者的否定,“未若托蓬莱”是对后者的肯定。双起之后,一扬一抑,转入主题。“蓬莱”为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它与“朱门”的对照,隐含着这样的意味:朱门虽荣,贵游虽乐,却是倏忽迁变,过眼烟云,不具有仙界超世的永恒。那么,“山林”与“蓬莱”又是何种关系呢?既可以说,隐逸是求仙的前提,又可以说,隐逸和求仙,在超越尘世的浮华喧嚣,探寻生存之本质的意义上,原是一回事。并不一定真的要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
“临源”以下四句,具体描写隐士的生活。他们在澄澈的水源上掬饮清波,又攀上高高的山岗采食初生的灵芝——据说食灵芝可以延年益寿。“灵溪”,《文选》李善注引庾仲雍《荆州记》云:“大城西九里有灵溪水。”“云梯”,李善注谓:“言仙人升天,因云而上。”这二条注有些问题。“灵溪”未必是专名,应只是泛指幽深山谷中的溪流。山水钟天地之灵气,可以养性,故谓“灵溪”。“云梯”更不能指成仙之路,否则“安事登云梯”作为否定的句子,与诗题直接冲突。其实,乘云而上作为政治上飞黄腾达的比喻,由来已久。《史记·范雎传》中,“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便是此意。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山巅水涯,深可流连,无需费心求禄,自致于青云之上。
然则,仕宦的道路,究竟为何是必须抛弃的呢?接着,诗人引用古代贤哲的事例,加以说明。“漆园有傲吏”指庄子,他做过漆园地方的小吏。注意“傲吏”为了与“逸妻”相对,重在“傲”不重在“吏”。因为庄子做漆园吏,根本还够不上“仕宦”,且他也是根本反对仕宦的。据《史记》,楚威王听说庄子贤能,派使者带了重金聘庄子到楚国去任国相。他回答说:卿相固然很尊荣,但就像祭祀所用的牺牛,养得肥肥壮壮,到了宰杀的时候,想要做一头野猪,再也不能够了!“莱氏”指老莱子。据《列女传》,他避世隐居,躬耕蒙山,后应楚王之请,准备出仕。他的妻子劝告说:你今日食人酒肉,受人官禄,明日就被人制约,难免于祸患了。老莱子就听了妻子的话,仍旧过着隐遁生活。这两个故事,都强调了在仕宦道路上,丧失自由,并隐伏巨大危险。因之,所谓富贵尊荣,只是使人失去自由天性的诱饵罢了。联系魏晋以来政治生活中风波险恶的情状,不难想像诗人心中深深的忧惧。
在诗歌的字面上,这些意思都没有明白说出,只是表彰漆园“傲吏”、莱氏“逸妻”,作为自己的楷模。而后用《周易》中典故,点出其中道理。《周易·乾》之“九二”云:“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周易·大壮》之“上六”云:“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蕃羝”两句,意思是说:隐居的贤士,如果进而求仕,固然可能如潜龙之出现,风光一时,为天下所重,然一旦陷入困境,就再也由不得自己,犹如壮羊的角卡在了篱笆上,进不得,退不得。所以在人生的选择上,不能只看到进而“龙见”的辉煌,更要预想退而“触蕃”的窘境。这里都包涵着动乱时代的“忧生”之感。
经过以上的思考,作者得出明确的结论:“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伯夷、叔齐,是古人称颂的贤者,曾互让王位而逃到西伯昌(周文王)那里;后来武王伐纣,他们又为了忠于商朝而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但在魏晋人看来,这种大忠大贤,仍然是牵绊于世网,伤残人生的本性,正是羝羊触蕃的可怜相。远不如高蹈于人世风尘之外,摆脱一切世俗的羁绊。
令人感叹的是:郭璞虽有高蹈的志向,却并不能摆脱仕宦,入隐山林。后更因反对王敦谋叛,遭致杀身之祸,“游仙”的豪情,化作刀下的哀吟。只是在他的诗歌里,留下那一代文人感时伤世的情怀,追求解脱的期望,和进退失据的叹息。在写作手法上,这首诗引用庄子的事迹和思想,引用《周易》的成言,借以表述自己的人生观念,体现了玄言诗兴起时代的文学风气。
这是一首宫怨诗,旨在议论嫔妃宫女的地位和命运,表明妃嫔宫女纵得宠一时,但最终下场和失宠者并无二致。言外之意是警告朋党之辈莫要得意忘形,沾沾自喜。
首先是开头一句“君恩如水向东流”,此句用流水比君王的恩宠,构思极巧妙。流水,则流动不定。君王的恩宠既如流水流动不定,宫女之得宠失宠也随之变化不定。今日君恩流来,明日又会流去,宫女今日得宠,明日又会失宠。一旦失宠,君恩就如流水一去不返。所以无论失宠得宠,等待她们的未来都是不幸。这就逼出了第二句诗句“得宠忧移失宠愁”,此句直接点出宫女的忧愁心情:得宠时候害怕君王感情变化,恩宠转换,而失宠时又愁肠欲断,悲苦难言。所以无论是得到还是失去,宫女妃嫔都得惶惶不可终日,清晰地刻画出宫女患得患失以及矛盾痛苦的心理。句中叠用“宠”字,正说明君王的恩宠对宫女的关系重要。因为宫女的命运,完全操在君王手里。
后两句承接第二句,以失宠者的口吻警告得宠者。“莫向樽前奏花落"一句,喻指伴侍君王宴饮作乐。此处的”花落"借用江淹的《拟班婕妤咏扇》的典故,语含双关,既指曲名,又暗指下一句的花被凉风吹落,“凉风只在殿西头”,凉风不远,最终下场都是一样的,借此典故来抒发己见,警告得宠者,君王之恩宠都是难以维持的。
整体看来,这首诗通篇都用了议论。由于比喻、双关运用得极其巧妙,诗人描写的时候在议论中含着形象,所以令人读来意味深长,比起明白直说更显得含蕴有味。纪晓岚称此诗“怨诽之极而不失优柔唱叹之妙”(《李义山诗集辑评》),正是道出了此诗含蓄的特点。
李商隐的诗就是这样,理解它的典故寓托,能披文揽胜,不理解同样也能领略了其诗的文辞意境之美。
此诗前两句“谷口来相访, 空斋不见君”点明事由,作者来到高冠谷口来拜访朋友,却只见空屋不见人影。大概正因为未见人,就更留意谷口的风景和幽静的环境。“涧花然暮雨,潭树暖春云”,山涧的花在暮雨之中红艳似火,潭边的树为春云笼罩暖意顿生,着实迷人;“门径稀人迹, 檐峰下鹿群”,门前的小径人迹罕至,靠近屋檐的山峰上常跑来鹿群,何其幽静。“衣裳与枕席, 山霭碧氛氲”,屋子里的衣裳和枕席,全被碧色的山雾弥漫侵吞,他的乐于隐居之情溢于言表。
从“谷口”、“涧花”、“暮雨”、“潭树”、“春云”、“檐峰”、“鹿群”、“山霭”等意象,可以看出郑鄂居住地虽然偏僻幽深,却环境优美、高雅、温馨而富有生机,又人人迹稀少和雾气氤氲中可看出郑鄂是隐居山中,过着恬淡闲适生活的隐者。
此诗颇见出岑参写景绘物的不俗功力。诗人艺术嗅觉的灵敏及善于捕捉平凡景物中独特的意蕴,于此诗中得到很好的展现,同时也表现出诗人好新奇巧妙的想象的审美意趣。如三、四句“然”、“暖”二字,即构思巧妙,新人耳目,沈德潜评其“工于烹炼”(见《唐诗别裁》卷十),甚是。全诗优美清幽的环境刻画,渗透着诗人对田园野趣、隐逸生活的追慕和神往,而这种情感又不露声色地隐含在诗人对自然风光细致独特的描写中,这又是岑参诗歌的特色之一。
此诗是高适在蜀州刺史任上寄怀杜甫之作。人日,是农历正月初七日。杜二,即杜甫。杜甫居成都时,高适与之过从甚密,此诗慰故人思乡之情,发世事难料之叹,抒无所作为之憾。
全诗每四句一段,共分三段。每段换韵,开头是平声阳韵,中间是仄声御韵,末段是平声真韵。“人日题诗寄草堂”,起句便单刀直入点题。人日:农历正月初七。古人相信天人感应,以岁后第七日为人日。汉魏以后,人日逐渐从单一的占卜活动,发展成为包括庆祝、祭祀等活动内容的节日。到了唐代,民间仍相当重视人日节。不仅仅专用作祈祥祝安,又衍添了一层思亲念友的气氛。此节亦称“人胜节”、“人庆节”、“人口日”、“人七日”等。“遥怜故人思故乡”,“遥怜”的“怜”,正是表示二人感情的字眼,通篇都围绕这“怜”字生发展开。“思故乡”,既是从自己说,也是从杜甫说,满目疮痍的中原,同是他们的故乡。紧接着“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便是这思乡情绪的具体形容。春天到时,柳叶萌芽,梅花盛开,应该是令人愉悦的,但在飘泊异地的游子心中,总是容易撩动乡愁,而使人“不忍见”,一见就“断肠”,感情不能自已了。
中间四句是诗意的拓展和深化,有不平,有忧郁,又有如大海行舟、随波飘转、不能自主的渺茫与怅惘,感情是复杂的。换用仄声韵,正与内容十分协调。
“身在南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预”是参与朝政之意。尽管如此,诗人的爱国热忱却未衰减,面对动荡不已的时局,自然是“心怀百忧复千虑”了。当时,不仅安史叛军在中原还很猖獗,即就蜀中局势而言,也并不平静,此诗写后的两三个月,便发生了梓州刺史段子璋的叛乱。这“百忧千虑”,也正是时局艰难的反映。杜甫《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叹我凄凄求友篇,感君郁郁匡时略”,是很深刻地领会到高适这种复杂情思的。
“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此忧之深,虑之远,更说明国步艰难,有志莫申。深沉的感喟中,隐藏了内心无限的哀痛。
瞻望未来,深感渺茫,回顾往昔,事难前定。这就自然地逗出了末段。“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诗人早年曾隐身“渔樵”《封丘作》,“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这“愧”的内涵是丰富的,它蕴含着自己匡时无计的孤愤,和对友人处境深挚的关切。这种“愧”,更见得两人交谊之厚,相知之深。
这首诗,没有华丽夺目的词藻,也没有刻意雕琢的警句,有的只是浑朴自然的语言,发自肺腑的真情流贯全篇。那抑扬变换的音调,很好地传达了起伏跌宕的感情。像这种“直举胸情,匪傍书史”的佳作,可算是汉魏风骨的嗣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