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从外间移来了一株小小杨柳,将它栽种后院,从此它就脱离了横遭攀折飘零之苦,言下之意颇为自得。杨柳垂条轻盈袅娜,诗词中常与美人纤腰互为比喻。此处“学舞宫腰”就将杨柳拟人化,开篇便宛然有一个歌女兼舞女的形象。“学舞”云云,可见其年尚小,不特“二月青犹短”的形容而然。这样,移柳之事似乎暗示着一个小歌女脱离风尘,进了人家宅院,于是境遇大变:“不比灞陵多送二,残丝乱絮东西岸。”灞陵自汉唐以来均为折柳送别之地,“残丝乱絮”抛置之多,不言自明。这二句暗示歌女脱离为人随意作践的境地,有了一个好心的主人扶持。
下片词意忽生转折。“寒不展”的叶儿,是皱眉的样子,看得出是情绪低落。以杨柳嫩叶比美人之眉,仍是继续前面的拟人,连下句依旧是描述那年少歌女的样貌。“莫唱《阳关》”,这一句点出离愁别绪,因为《阳关》乃是送别曲,而自然是与上文中的好心人离别了。主人将外出,故伊人依依难舍。“人言柳叶似愁眉,更有愁肠似柳丝。”(白居易《杨柳枝词》)可见“真个肠先断”中的“肠”与“眉”均是借喻柳。末二句则是更清楚地说明了肠断的缘由,兼寄词人的感慨,其中代用了唐人雍陶《题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的名句,似乎那柳丝也不是柳丝,条条尽是离人怨苦之具象了。
此词将人柳合一,若粘若脱,畅而不拘,收放随心,末句点明题意,尤贵于深有寄托。将柳叶、柳枝比作纤腰、美目、愁肠,这在词人之前便已有之,然而妙于运用,以此造成一个浑然天成的艺术人物,展示出一段曲折哀婉的特殊情事,则是独创。词先写佳人于坊间饱受折磨,移入人家后有所改变,但仍有不美满者。词人将此种旷怨之情融入柳寄离情的比兴境界中来表现,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这篇文章作者先写关中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向往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写弱冠之时,无暇欣赏关中之美,长大后想象与友人结庐南山,闭门读书,伸眉高谈,脱屣世事;如今友人归秦,而自己未能同行,遗憾之情,跃然纸上。最后作者对追名逐利的世俗之人进行了讽刺,表达来春与友人相聚秦中的美好愿望。文章质朴恬淡,潇洒自然。
文章开篇落笔,便直写秦中风土民情之美,并以“天下莫与为比”的赞语和“有四方之志者,多乐居焉”的事实加以突现。接着是作者回忆秦中往事。随着阅历增多,元好问由“沉涵酒间,知有游观之美而不暇”,以至于每闻谈及秦中风物“则喜色津津然动于颜间”。然后引出送别之人,言昔日常相约在终南山“寻一牛田,营五亩之宅”,“脱屣世事”,过游山访古的自在日子。只可惜“家在嵩前”,终难如愿,不禁为“二三君之便于归”慨叹不已。若是一般送别文字,到此当可收煞。然而作者笔锋陡转,另起一端,锐意讽刺那些沽名钓誉、迫名逐利的仕途小人,表达自己对朴素、恬淡的田园生活的神往。显然,作者巧妙地以送别为名写秦中之美,其最后归向是表白自己洁身自好、愤世嫉俗之心,故冲淡了离情,而由归去之乐占据上风。
文章以浓墨重彩极写山川之胜,人情之美,且皆从大处着手,虚处落笔。如介绍秦中奇观天下为尊,一概粗略勾勒,在整体上给人大致印象。虽提及周汉都邑、蓝田、鄂、杜,却又似蜻蜓点水,不作深入细致描写,仅以作者对秦中由来已久的切身体会来着意渲染,字里行间真情洋溢。同时,写秦中诸人,以“二三君多秦人,与余游,道相合而意相得也”一笔带过,然后补叙闲居南山的旧约。“二三”乃虚数,实为几人不得而知,其余就更是无可奉告了。虚写秦中秀色,易激发读者好奇心,探寻关中究竟美在何处,于是就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引人神往;“二三君”不明其人,可作“质直尚义”的关中人物代表。作者与之志同道合,反衬出秦中人情之醇美古朴,民风的慷慨耿介。作者此笔,虚实相映,于空灵中见深意。同时,人情美与自然美的融合,使读者从整体上把握秦中之美。而这种浑然一体的美,又恰好与后文作者所竭力鞭挞的“众人所必争”、“造物者之所甚靳”的“美食大官、高赀华屋”相比较,关中自成了净土和归宿。
缘情而化,跌宕成韵,显示了文章的语言风格。“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至于山川之胜,游观之富,天下莫与为比。”皆四六句相间,整饬精巧而又流转活脱,胸中情致随之直泻而出;抒写“二十许时”、“长大来”对关中的不同感受,则又笔法酣畅悠忽、疾徐有致,“津津然”喜气溢于言表;提及闲居之乐,则不乏桃源之风,至于澹泊清纯,语言也近乎典雅,往往使人想起终南山、“五亩之宅”(《孟子·梁惠王下》)、“伸眉”高谈(司马迁《报任安书》)等掌故;指斥世俗污浊,歌咏“方之外者”(《庄子·大宗师》引孔子语),顿然浩气充溢。文风沉稳而峭拔,句式不求工巧,唯在气魄。篇末以呼告式语句“行矣诸君,明年春风,待我于辋川之上矣”结束,又与前之“清秋扬鞭,先我就道,矫首西望,长吁青云”一气贯通,文人才子潇洒飘逸、倜傥风流之态,呼之欲出。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闽童被掠为奴的经过,第二部分透过这一生活现象,揭示出奴隶们的满腔怨愤,第三部分用细腻的笔触描写父子离别时痛不欲生的情景。
第一部分的前三句交代了这种野蛮风俗盛行的地区(闽方)、戕害闽地儿童的凶手(闽吏)以及戕害儿童的方式(绝其阳),极其简练。然后叙述奴隶的痛苦生活。诗人没有列举具体生活事例,而只是并列摆出一种极不公平的现象:奴隶为主人“致金满屋”,本应受到较好的待遇,然而却被视如草木,受到非人待遇。金,极言其贵;草木,极言其贱。一贵与一贱,两相比照,揭露奴隶所受待遇的不合理,写出了奴隶生活的不堪忍受。
第二部分,诗人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出奴隶们的满腔怨愤:“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悲惨的身世,痛苦的生活,使他们的怨愤非常之深,以致连封建社会里视若神圣的“天道”和“神道”,都被他们诅咒起来──都是上天和神灵无知,才造成如此不公平的世道!这里“彼”“我”对举,形象地揭示出对立的阶级关系──奴隶主们之所以能够大享其福,正是建筑在奴隶遭受荼毒的基础上的。这四句心理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奴隶们的思想感情。
第三部分,诗人抽出一个具体场景,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囝被掠为奴,同郎罢分别时父子痛不欲生的情景。诗人把囝同郎罢的心理对照来写,笔墨摇曳多姿,错落有致。写郎罢,处处从他违反常情的心理着笔。在封建社会,人们都希望人丁兴旺,又由于重男轻女的习惯,尤其希望生男孩。可是这位做父亲的却后悔不该生男孩,生下后更不该养育他。这看来很“反常”。然而,正是从种“反常”中,才表现了他的断肠悲痛和对孩子的深爱。“人劝不举”一语更进一步说明,受这种野蛮风俗之害的,绝不是一家一户的个别现象,闽地人民受害之惨,受害之广,使人人都心怀恐惧。写囝,则是着力刻画他对郎罢的依恋,完全是小孩子的心理。这种对照的心理描写,生动细致地刻画出父子相依、不忍分离的骨肉亲情。而造成生离死别、痛不欲生的,却正是那些掠卖儿童的人。所以,这种描写既是对苦难人民的深厚同情,也是对残民害物者的愤怒控诉。
诗人在这首诗的小序中说:“哀闽也”。对闽地人民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却通篇不发一句议论,而是用白描的手法,把血淋淋的事实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事实来说话,产生了雄辩的力量,因而比简单的说教内涵更丰富。诗人继承《诗经》的讽谕精神,形式上也有意仿效诗经,取首句的第一个字为题,采用四言体,并且大胆采用了闽地方言如“囝”“郎罢”入诗,使诗歌在古朴之中流露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此诗一开始,直写时事:“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这一年的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洛阳成了叛军的政治中心。洛城西南的天津桥下血流成河,洛城的郊野白骨如山。“我亦东奔向吴国,浮云四塞道路赊”,报国无门,空有一身匡世救国之心的诗人李白无奈只能奔往东南吴地以避战乱。
就在这时,李白遇到了“扶风豪士”。“东方日出啼早鸦”以下十句,描写在豪士家饮宴的场景。这一段写得奇宕,就是叙事过程和描写场景有很大的跳跃与转换。经这一宕,转出一个明媚华美的境界,这是闲中着色:四句赞美环境,四句赞美主人,两句赞美盛筵。这些诗句并不意味着李白置国家兴亡于不顾而沉溺于个人安乐,而不过是即事即景的一段应酬之辞罢了。从章法上说,有了这段穿插,疾徐有致,变幻层出。
李白并没有在酣乐中沉醉。铺叙过后,转入抒情:“原尝春陵六国时,开心写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报恩知是谁?”这里举出战国四公子,用以引发下面的自我抒怀。在战国那个动乱的时代,战国四公子各自蓄养了数千门客,其中不乏杰出人物。信陵君门客重义气,轻死生,以大智大勇协助信陵君成就了却秦救赵的奇勋,千秋万代,为人传诵。此时又逢罹乱,李白很想效法他们,报效国家。眼前这位扶风豪士虽然不能给李白提供立功报国的现实机会,但他“开心写意”以待李白,使李白顿生知遇之感,禁不住要将胸中事一吐为快。“明日报恩知是谁”一句极为自负,大意是说:我今天受了你的款待,明日定要干出一番事情来教你瞧瞧!诗人故意用了反诘语气,将下文引出:“抚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脱吾帽,向君笑;饮君酒,为君吟: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末段表明心迹,一片真诚。南朝陈代诗人江晖有句:“恐君不见信,抚剑一扬眉。”(《雨雪曲》)古乐府《艳歌行》有句:“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李白化用其语,以“三三七”的句法出之,“清水白石”比喻心地光明,“脱吾帽”四句益发烂漫,活画出诗人率真的天性。接着,以张良为喻。李白把张良的事迹倒转过来,说“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这两句的大意是:我之所以没有象张良那样随赤松子而去,是因为功业未成,国难当前,我更得报效于国家。耿耿此心,黄石公可以明鉴。
李白七言歌行自由挥洒、不暇整饬,诗人的思想往往只包含在某些片断和句子中。《扶风豪士歌》以系念时事发端,以许国明志收束,这正是诗的本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