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君之出矣》是乐府旧题,题名取自东汉末年徐干《室思》诗句,《室思》第三章:“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自六朝至唐代,拟作者不少,如南朝宋时的刘裕、刘义恭、颜师伯,陈朝陈后主,隋代陈叔达等,均有拟作,唐代作者尤多,见于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这些拟作,不仅题名取自徐干的诗,技法也仿照徐干的诗。雍裕之这首诗(《吟窗杂录》载辛弘智《自君之出矣》与此诗相同,并收入《全唐诗》),模仿的痕迹尤为明显。这首诗表现了思妇对外出未归的丈夫的深切怀念,其手法高明之处在于立意委婉,设喻巧妙,所以含蓄有味。
自从夫君外出,思妇独守空闺,整日相思怀念;平日梳妆打扮,都是为了让他看了满意,而今他走了,便不必再去对镜簪花了,她想:“这宝镜为谁明呢?”意思是宝镜既不为谁明,也就自然不明了,是“明镜暗不治”的进一层说法,比李咸用《自君之出矣》“鸾镜空尘生”说得更为委婉。这种表达方式,不只是徐干《室思》的继承和发展,其源可上溯到《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意思是:“妆扮美容,只是为丈夫;丈夫不在,何必梳妆?”这就是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说的“女为悦己者容”,正表现了女子对于丈夫的忠贞。
思念夫君,就像陇头的流水,长流无极;听到陇水呜咽的流声,让人肝肠断绝,感伤悲泣。在徐干《室思》中,只是说“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是一般化的说法;雍裕之则将“流水”具体化为陇水,这就如同北朝无名氏的《陇头歌辞》中的句子:“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四野。”以及“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这首歌刻画了一个漂泊他乡的游子的形象。“思君如陇水,长闻呜咽声”,因为暗用了《陇头歌辞》,便使所思念的夫君在外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内容,即在外过着凄凉漂泊的生活;这个“思”字,便更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主人公简直要声泪俱下了。除了“陇头流水”的联想之外,这里还保存着徐干《室思》“思君如流水”这一巧妙的比喻。这种比喻是将感情物化,即以有形的物体的形象来比喻无形的内心的情思。以流水喻思君之情,可以兼含多种意思:第一,以水流不断,比喻日夜思君,如“无有穷已时”即取此义;第二,以水流无限,比喻思妇情长。如李白“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以流水之长比喻情意之长,即取此义;第三,以流水呜咽,比喻情意凄切。如果说前二义可以在流不断与思不断、水无限与情无限之间直接找到“相似点”,那么水流呜咽与情意凄切便很难直接找到“相似点”,必须加以联想,由流水联想到水声,由水声联想到呜咽哭泣之声,由呜咽声再联想到感情的凄切。这是超越“相似点”的比喻,是“不似之似”,修辞学上称为“曲喻”。李贺《天上谣》“银浦流云学水声”,即属于此类比喻。由于《自君之出矣》后两句的比喻十分巧妙,不仅化无形为有形,增加了诗的形象性,而且具有多种含意,这就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联想天地,使读者读了感到余味无穷。
本文是作者所作的三篇一组的寓言,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作者通过麋、驴、鼠这三种动物形象,借题发挥,揭露了当时一些达官贵人、得意小人的丑态,并预言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文章语言简洁凝练,以小见大,耐人寻味,具有强烈的现实讽刺意义。
《临江之麋》一篇以揶揄的口吻讽喻了社会上“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忘己之麋”任性妄为,冒犯外物,以寻得快乐,可当它失去了主人的庇护,轻而易举地就被外犬“共杀食之”。更加可悲的是它至死还没有明白个中原因。古往今来,行事不知推己之本,躺在别人怀抱里讨口饭吃还自鸣得意的人,并不少见。从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深刻的讽喻意义,正是它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所在。
《黔之驴》是这三篇中最广为流传的一篇。它深刻地批判了无才无能却又惯于逞能炫耀的“叫驴”式人物。结合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可见他是针对政敌而写,讽刺了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柳宗元通过想象、夸张的手法,抓住了驴、虎之物类的特征,刻画社会中某些人“出技以怒强”的行径,生动形象。同时,这篇寓言也为后人留下“庞然大物”、“黔驴技穷”两个成语。
《永某氏之鼠》嘲讽了社会上“窃时以肆暴”的一类人。这类人抓住侥幸得到的机会肆意胡作非为,以为能够“饱食无祸为可恒”,让人深恶痛绝。这则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巧妙地批判了封建社会丑恶的人情世态。
这三篇寓言在艺术表现上有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临江之麋》写主人抱幼麋归家,一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八个字活画出群犬一拥而上,急欲啖食之态。下文写麋与犬狎戏,说“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写犬畏主人,一面与麋周旋,一面垂涎三尺之状,也十分传神。《永某氏之鼠》写在主人放纵下,群鼠猖獗之状说:“某氏室无完器,橇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可谓淋漓尽致,穷形尽相。
第二,虽属寓言,状写动物,叙写却入情入理。见出作者体味物情之细,文字叙述之工。如《临江之麋》写麇与犬相熟过程,开始入门,群犬垂涎,所以主人叱喝。之后,主人抱麋与犬习熟,由开始之不动,渐至与犬戏耍。进一步写麋渐大,与犬已熟,随意戏闹,竟忘了己之为麋,这个发展过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黔之驴》中对虎的心理描写也极其细腻逼真。开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所以“蔽林间窥之”。次后,“稍出近之”,然而“愁愁然莫相知”。下面写初听驴呜,大骇远遁,以为要吃自己。及至往来观察,终觉其似乎没有什么突出本事,于是做各种试探。到了摸清底细,乃跳踉大咽,尽食其肉而去。一笔笔写来,自然而真实。
第三,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读者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临江之麋》末尾只一句收束,“麇至死不悟。”寓意深沉。《永某氏之鼠》结尾:“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也是意味深长,只有《黔之驴》结尾议论较透一些。
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三篇寓言主题统一而又各自独立,形象生动而叉寓意深刻,篇幅短小,语言简练而又刻画细致、传神,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