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赋分六段，第一段追述少年时志向，第二段回顾前凉之盛业，第三段概括前凉亡后河西衰弱不振景象，第四段写作者于危难之际创建西凉之业，第五段抒发思贤若谒之情，第六段瞻望未来东西奋勇出征的前景。全赋辞采清赡，篇章疏朗，气势峻拔，情挚言恳。
第一段追述自己原本崇尚老庄思想，希企隐逸无为。
第二段解释自己“弃玄览，应世宾”，改变人生态度，入仕任官，乃是出于匡整时局，希图再建虞夏之世的愿望。这段的核心，在于辩白作者自己并没有任何个人荣利追求、权位野心。
第三段分析前、后凉政权灭亡给地区社会带来的丧乱，以及权力真空造成的争夺厮杀的可能与众人“逐鹿之图”、“雄霸之想”的虚妄性，向各路实力派发出告诫。
第四段描述西凉创基的艰难，上下“冥合而一往”、“执同心以御物”的团结精神，广延人才的政策。敞开大门，招揽英雄，向实力派人物表示诚心的加盟邀请。
第五段呼吁各位隽哲，不分出身，不分先后，追踪张良、孔明、曹操、关羽、张飞、韩信、樊哙等豪杰俊彦之迹，把握人生机会，建功立业，共图创建、维护汉家天下。
第六段畅想将来的蓝图，企盼有像当阳长坂坡赵云那样的忠勇之士，拯救西部战局。进而再一次以自己“遗餐而忘寐”的渴念，呼唤人才们上应天意，下审时机。尽早来归。
全赋以个人经历为经，以河西政局衍变为纬，前三段历述西凉建立之前的形势变迁，后三段细评西凉建基以来的惨淡经营，其中表达的志向，是在河西长期纷争动乱中逐步形成的，是面对重重困难不屈不挠要尽力去实现的，统一河西、建功立业，是作者不容推辞的责任所在，面对挫折失败，此志弥坚。
本传所载著作于西凉建初元年（405年）、三年（407年）两次奉表给东晋王朝，前表所云“叩心绝气，忘寝与食，雕肝焦虑，不遑宁息”，后表所云“抚剑叹愤，以日成岁"，反映的也是作者有所作为的急切心情。一赋两表，同期先后写成，相互参照，不禁令人击节称赏。
全赋通体骈偶，辞采清赡，篇章疏朗，气势峻拔，骨力开张，情挚言恳，名曰“述志”，实为一篇政治招贤宣言，体现出作者念念不忘匡复晋室、统一国家的大业，尽管日月流逝，江南无音，但壮怀激烈，情笃意切。
这篇文章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写灵岩及灵岩寺的幽绝。文章第二部分一落笔，先交代朱子颍因公事缠身而未能同游，然后叙述自己在聂剑光的指引下涉水越岭，游历与灵岩相望的琨瑞谷的情景。
文章的构思跳跃性较大，先写灵岩寺的座落方位及寺院附近的景抵接着插入一段聂剑光导游的情况，然后又介绍寺院的修建及与朗公谷的关系，最后又谈到给朱子颍写信。这种写法，接近于游山的散记，但叙写的中心还是围绕灵岩，因此散而不乱。构思的跳跃，反而使文章显得活泼，作者便于多方面地对灵岩进行描写和介绍，使文章内容比较充实。
此文在描写方法上，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作者善于以精练的语言描写事物的状态。如“翳高塞深，灵岩寺在柏中”，“积雪林下，初日澄彻，寒光动寺壁”等。前者状物逼真形象，寥寥数笔便把遍山柏树；灵岩寺隐在柏林中的情况表现出来了。后者写“积雪”、“初日”，“寒光”，又细致入微地写出了季节特点和游人的特殊感受，可谓传神之笔。“桐城派”作家写文章，要求言辞“雅洁”。“雅”是文雅；“洁”是精炼。因此用少的语言恰当地表现出所描写事物的特点，是“桐城派”作家的共同要求，而此文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第二、姚鼐是喜欢考据的，就是写游记，也主张“以考证助文之境”，因此他的游记中，经常出现对名胜古迹进行考证的文字。这篇散文对朗公谷、朗公石的介绍，对庙宇兴废情况的介绍，都属这类情况。游记文学增加考证的内容，容易使文意游离，文气不调谐，而姚鼐行文之妙，在于他善于把考证性出文字与全文结成一体，不仅不是文章的赘疣，反而增加了文章的深度。这也是姚鼐游记文学的一个特点。
在封建社会方面县吏执行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的参与压迫百姓。这首诗就写出了诗人任职期间在履行“拜迎官长”“鞭挞黎庶”等奉上欺下活动时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
开头四句高亢激越，这是压抑已久的感情的迸发。县尉只不过是“从九品”的卑微之职，主管的无非是捕盗贼、察奸宄一类差使。对一个抱负不凡的才志之士来说，是不甘堕落风尘，做个卑微的小吏的。他不由怀念起当年在孟诸（古泽薮名，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这里泛指梁宋一带）“混迹渔樵”、自由自在的生活。“乍可”“宁堪”相对，突出表现了诗人醒悟追悔和愤激不平的心情。不需要烦琐的描绘，一个忧愤满怀的诗人形象便突兀地站立在读者面前了。
“只言”以下四句，紧接“宁堪作吏风尘下”，加以申述发挥，感情转向深沉，音调亦随之低平。诗人素怀鸿鹄之志：“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别韦参军》）到封丘作县尉，乃是不得已而俯身降志。当初只以为邑小官闲，哪知道一进公门，便是自投罗网，种种令人厌烦的公事，都有规定的章程和期限，约束人不得自由。更受不了的还有“拜迎长官”“鞭挞黎庶”时的难堪，这对高适是莫大的屈辱，不能不“心欲碎”，“令人悲”。这两句诗可见诗人洁身自爱的操守，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朽黑暗，对仗工整，情感激烈。
一腔悲愤实在难以自抑，那就回家向亲人诉说诉说吧。不料妻室儿女竟都不当一回事，反而责怪自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自己严肃认真的态度倒反成了笑料，这更可悲。家人的“笑”，正反衬出诗人的迂阔真率，不谙世事。既然如此，只好弃此微官，遂我初服：“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还是抛弃世情，归隐躬耕去吧。然而，眼前还是思归而不得归：梦魂萦绕的旧山不可得见；受命为官，一时又还交卸不了。没有圣明的君主在位，一个小小的县尉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汉代的南昌尉梅福，竭诚效忠，屡次上书，结果还是徒劳，左思右念，倒又想起欣然而赋《归去来兮辞》的陶渊明了。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评高适的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也就是诗的情意真挚，并且气势充沛，造语挺拔。此诗很能体现这个特点。全诗运用质朴自然、毫无矫饰的语言，扣紧出仕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称心而言，一气贯注，肝胆照人，正是这诗感动读者的力量所在。全诗四段，不堪作吏是全篇的主意。开头四句，从高处落笔，自叙本来面目，说明不堪作吏的原由，愤慨之情溢于言表。第二段从客观现实申述不堪作吏的实情，与第一段形成强烈的对照，感情转为沉痛压抑。第三段拓展第二段的内容，表明摆脱这种不堪，提出弃官归隐的愿望。第四段就第三段的意思急转急收，因一时不能摆脱作吏的客观碍难，也就更加向往归隐，与第一段遥遥照应。结构严整而又有波澜起伏，感情奔泻而又有旋跌宕之姿。
此外，这首诗结尾含蓄，扩大了诗歌的容量。诗以“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结束，既能使人想到西汉末年和东晋时期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从而与现实紧密相联系，又能令人想到梅、陶人格的高洁；既有历史的广度，又有现实的深度；耐人寻味。
在句法上，全篇每段四句的一二句为散行，三四句是对偶。如此交互为用，经纬成文，既流动，又凝重；四段连结，造成反复回环的旋律。对偶的一联中，不仅字面对仗工整，而且都是一句一意或一句一事，没有意思重复的合掌，显得整饬精炼；更因虚词的承接照应，诗意联贯而下，语势生动自然，成为很好的流水对，读来便觉气势流转，绝无板滞之病。全诗每段一韵，依次为：仄声马韵、平声支韵、仄声纸韵、平声灰韵。这样平仄相间，抑扬鲜明，随着诗的感情变化，音韵也起落有势，增加了声调的美感。
词的上片抒写了自己羁旅漂泊的辛酸和对虫虫深深的思念。 为了求取功名柳永不得不离开自己深爱的女子浪迹天涯，尝尽了漂泊无依、人生蹉跎的苦涩，此番进京，思及所爱，自然百感交集，情不能自已，所以词作一上来就慨叹：“雅欢幽会”不再有了，多少美好的时光都在羁旅漂泊中“虚抛掷”了，值得注意的是，柳永离京漫游，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寻找仕进之路，而今进京也还是为了在科场上一试锋刃，但在他内心深处， 对“雅欢幽会”却仍是念念不忘，且以为功名误人，漫游拜谒是浪费时光，再联想到他当初名落孙山时发出的惊世骇俗之语：“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黄金榜上》）。一方面，他是一个汲汲进用的士子；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耽于世俗之乐的市井浪人。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柳永一生的悲剧命运，使他每回忆起从前恣情狂荡的生活，都万般留恋。接下来，“愁闷朝夕”一句写追悔之情，说自己自从和虫虫分别之后从早到晚都是愁满心头。并且，从此句后一句开始至词尾，都是设想之辞。“凭谁去”四句说希望有人能替自己向虫虫讲述分别之后的“役梦劳魂苦相忆”之情。但就是这托人传信的愿望也难以实现，所以词中说“凭谁去”。其中的悲哀与无奈令人心折。
词的下片是柳永对所爱之人虫虫的婉转告白，过片“须知最有”三句说虫虫的心思难以理解，希望虫虫珍惜两人之间那份难得的感情。“但愿我、虫虫心下”二句，则是希望虫虫不要再结交他人，而忘了自己，用语含蓄婉转。“把人看待，长以初相识”二句是说虫虫不要与别人有过深的交往，就像对初相识的人应付下就可以了。以下，“况”字领起的二句是对虫虫的安慰和劝勉：春闱就要开了，我一定会科场夺魁。“待这回、好好怜伊，更不轻离拆”三句，郑重的承诺和着万般柔情喷薄而出。
柳永在这首词中，表达了对虫虫深深的思念，和对其真挚而专一的爱情的期待。他们一个是游子，一个是歌妓，特殊的身世，决定了他们对纯真恋情的向往和依赖，但特殊的身世，也注定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往往无结果，或以悲剧的形式告终。这种悲哀与无奈，构成了柳永歌妓情词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