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不见半年馀，每望吴云辄流涕。
苹溪松江同一波，半年不见当奈何。
长安市上相就处，弟能起舞兄能歌。
兄令赐第南薰殿，满戴宫花上林宴。
弟归便着堕游冠，他时山中傥相见。
吴王台畔杨柳黄，吴姬对坐调丝簧。
阿兄自对吴云坐，呼弟不来应断肠。
书来不应寄他物，只要秋林一双笛。
当使蛮奴月下吹，此时此夜须相忆。
自从不见半年馀，每望吴云辄流涕。
苹溪松江同一波，半年不见当奈何。
长安市上相就处，弟能起舞兄能歌。
兄令赐第南薰殿，满戴宫花上林宴。
弟归便着堕游冠，他时山中傥相见。
吴王台畔杨柳黄，吴姬对坐调丝簧。
阿兄自对吴云坐，呼弟不来应断肠。
书来不应寄他物，只要秋林一双笛。
当使蛮奴月下吹，此时此夜须相忆。
这是一首咏史诗，全诗的特点是借古讽今。诗人借汉武帝的事例，深刻地讽刺了当时朝政的弊端与崇尚迷信的风气，目的是为了打破宋真宗东封泰山后所产生的虚妄的吉庆气氛，体现诗人的忧国情怀。
“汉武高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两句是以状物起兴。汉武帝一生好为崇楼峻阁，奉巫祠神。元鼎三年（前114年）春所作柏梁台，高二十丈，“用香柏百余，香闻十里”（《封禅书》），是用来供奉长陵女巫神君的。以后又兴建通天台，高三十丈；井干台、神明台，均高五十丈（《封禅书》），诗中的天台即是这众多仙台的总称，“天”，以言其高。这二句诗抓住了天台“高”而“入云”的两个侧面，以精丽的语言，创造了笼罩全诗的迷离虚幻的气氛。天台之高，竟直切绛河(即银河)。“切”字特为天台拔地矗起、如锋锷参天的气势传神。“非雾”指五色祥云，与上句“绛河”互映，便见彩霭氤氲。又用“半涵”两字，“半涵”与“非雾”相配，加深缥缈空灵之意；切天台含云吐雾，郁郁纷纷，犹如紫气护绕的仙家灵山。“郁嵯峨”三字为二句殿末，水到渠成，工巧而自然。
“桑田欲看他年变，瓠子先成此日歌。”两句引用沧海桑田的典故并言明汉武帝的教训。诗人借仙女麻姑三历人间沧海桑田之变而自己不变老的典故，明说汉武常修天台的目的是为了敬奉神仙，以求保佑江山稳固、天下苍生安宁、自己成仙登天。而急转直下写汉武帝修仙台祈福，不但没保国泰民安、自己成仙，反而黄河的瓠子口连连决口二十余载，多次修治无效，汉武帝亲自督塞也未果，只能望决口而作歌：“匏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间殚为河。”（《河渠书》）诗人取材汉武帝塞河决这一事例，形象指出求仙梦的破灭。此二句转折突兀却流荡妥贴的倒装句，则顿然给人以洪水浩渺之感，有力地表达了诗旨。
“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波。”两句写造镇国之鼎、修跨海寻仙之桥都难保国势人运盛衰兴亡。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九鼎在汾水边现世，汉武信方士“出与神相通”之言，“上封则能仙登天矣”（《封禅书》），于是即东封泰山，复巡蓬莱，冀遇诸神。在位的二十多年里遍封三山五岳，求仙不止。秦始皇也曾多次封禅东巡，修桥寻仙，愚举一生。唐李贺曾作《苦昼短》：“刘彻茂陵多滞骨，赢政梓棺费鲍鱼。”是对两位雄主不羡江山只羡仙可悲结局的真实写照。这两句承三、四句转折之势意讽真宗见祥瑞而乱封禅不智之举应以先帝君之愚举为鉴戒。
“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两句以司马相如作《大人赋》的典故点睛结尾。汉武帝侍臣司马相如曾作《大人赋》以讥仙家的虚妄，却因描过甚，结果“天子大悦，飘飘然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汉书司马相如传》)，“谏意不切”，其含意更深。诗人用此典故，承上讽喻意，称自己也只能与相如一样以作诗为讥，不知真宗见后，是否也象汉武帝一样辜负臣子的初衷，此诗收于叹息期盼之情。
全诗多用典实，深奥但非僻冷，位置妥帖，并不堆垛，这是因为此诗内容充实，不同于西昆体常有诗风；而另一重要因素是结构颇见匠心，既保持了西昆体组织细密的特点，又深得李杜七律构思神理，语言清丽，议论恰到好处。
此诗抒发了诗人构祸南谪的痛伤之情。作者自称君子，诗中愤愤不平地诉说自己曾为国事操尽了心，并以“南国之纪”的江汉，比喻自己曾是国家的重要角色。可是如今却被放逐江南，受着无穷的灾难。因此他恨自己不是鸟不是鱼，不然就可以上天入渊，逃之夭夭了。在这无可奈何中，他只得以诗来寄托自己的悲哀。从诗中“卒章显志”的末两句“君子作歌，维以告哀”来看，诗中抒发了强烈的悲愤之情。后世屈原《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其情实与此诗一脉相通。那么，诗人为什么要“告哀”，告什么哀，这可从前面七章找答案。
前三章是“哀”的内容。二章的“乱离瘼矣，爰其适归”是哀的集中表现，诗人颠沛流离，遭贬谪，被窜逐，无家可归，贫病交加，仓皇狼狈，犹如丧家之犬。
流亡或流放的本身已够悲惨，而主观心境与客观环境更加深了这种悲哀的程度。从首章“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呼天抢地声中，可见诗人怨愤之深。他不是平民，更不是拾荒流浪汉，而是勋戚贵族的后裔。他说：现 在遭受莫大苦难，先祖在天之灵怎会忍心看我受罪而不加荫庇？逝世的先人当然无辜，诗人的用意自然是指斥活着的当道者刻薄寡恩，对功臣后裔尚且未加眷顾，更何况他人。对照屈原《离骚》的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用自己先祖的高贵，表示对楚怀王流放、迫害自己的不满，两者用意如出一辙。
在客观环境上，一是写经历时间之长，从“四月维夏”到“冬日烈烈”，整整三个季度。从京城流放到目的地，需长途跋涉九个月，道途之凄怆艰辛，流放地的僻远蛮荒可想而知。二是写各季的自然环境，四月到六月是炎蒸伏天，酷热溽暑尽在不言中。“徂暑”，好不容易熬过了暑天，盼望能熬出头，却不知路还远着呢！接着是秋天，“百卉俱腓”，一派萧瑟恻怆景象；再接着是冬天，“飘风发发”，狂风怒吼，严寒凛冽。人们蜷缩在家里，或围炉取暖，或饮酒作乐，他却要在天寒地冻刺骨寒风中跋涉前进，那真是够悲哀的。用心境、环境烘托和加深对“哀”的表现，这种艺术手法运用得很成功。顺便说一句，诗的第三章与《小雅·蓼莪》第五章几乎全同，这种句段互相移用的现象在《诗经》中并不罕见，原因可能是诗在当时非常流行，如同民歌民谣一样被广泛传诵吟唱，因而其中某些切景切情的句段会不期而然地被撷取移用，天衣无缝，如同己出。
后四章是“哀”的原由。前面三章给人迁徙动荡之感，四章起季节与地域都已相对静止，着重抒发诗人的心理活动，这是一种痛定思痛的反思。四章点出莫名其妙地受谗毁中伤，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此章“获罪之冤，实为残贼人所挤。‘废’字乃全篇眼目。”因为“废”，哀才接踵而至。五章追思遭“废”的缘故，当是不肯同流合污吧。泉水有清有浊，自己不能和光同尘，所以一天天遭祸、倒霉。屈原有一篇《渔父》，写他志尚高洁不同流俗而遭放逐，游于江潭。渔父对他“举世皆浊己独清”的品格进行批评劝导，屈子不为所动，渔父鼓枻而去，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其意境颇与此章相通。
诗人在流放地安顿后，在周围漫步，附近有山，山上有栗树梅树，山间还有潺潺流泉，山下则是波浪滔滔的长江、汉水，这就明确点出了放逐的地域在南国。长江汉水有条不紊地容纳统领着南方诸水系，而朝廷却纲纪弛败，忠奸莫辨，鞠躬尽瘁却不被信任重用。五章表明自己清白无辜，也包含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后世大诗人杜甫也继承了这种忠君爱国情操，他的《江汉》诗说：“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古往今来，这种耿直倔强的“腐儒”真不少。
七章继续写所见所思。雕鹰振翅在高空中翱翔，鲤和鲔在深水中潜游，它们能避开猎人的矰缴和渔夫的钓钩，全身远祸。诗人见了不禁神往，叹息道：可惜我不能像雕鹰鲤鲔那样，逃避那人间的桎梏与祸害。诗人脱离现实的向往与追求，也正反映了现实的黑暗与残暴。全诗以一己为代表，在暴露现实方面有相当深度与广度，不愧是现实主义的力作。
这首诗脉络清晰，层次井然。在写法上，大抵前两句言景，后两句抒情，景和情能丝丝入扣，融为一体，把“告哀”的主旨表现得真挚深沉。
姚燧这首小令，是一首离别之作。周德清将它选入《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题作“别友”。可见，当时就已脍炙人口。
此曲大半篇幅极写愁恨，雅致精丽，最后三句忽然纵笔作旷达语收束，正显出旷达放逸之本色，此是元代曲家与前代词人不同之处。
这首诗一共二十句，可以分两大段，前十句为第一大段，后十句为第二大段。前十句回忆往昔扫灭薛举的征战，追述了作者当年满怀壮气，仗节破敌，“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后十句描述李世民即位后暂停华轩，瞩目俯视旧日战地的情景。这首诗雄放宏拔，颇见动感与力度。
第一大段是描写诗人当年的英姿豪气和与薛军激战的情形。
前四句：“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 诗人回忆起自己少年时期，英气逼人，提戈持节，英勇杀敌，心胸高如空中的朗朗晴日，志节如同秋霜一样纯洁。
后六句：“移锋随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诗人以一系列新颖的意象来作比喻：唐军在征战之时，其锋芒所向，有如随电骤起，其势如长河的奔涌，一泻而出。薛军的营垒如同天外星陨，顷刻粉碎沉落，而兵阵亦如风卷横云，顿时四分五裂，这样，一次大战，使得敌军气焰大为收敛，再次战斗，就将凶暴的敌人彻底消灭。在这六句中，诗人略去了战争中的细节，而是用高度概括的形象，一气直下，势如破竹，具有雷霆万钧之力。
第二大段写重过战地的所见所感。
前两句：“于兹俯旧原，属目驻华轩。”诗人来到扶风战场，停下有华盖的帝王之车，俯视着旧日激战的川原。
“沉沙无故迹，减灶有残痕。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这四句正是他所看到的场景。当年双方激战的痕迹，似乎被沉沙掩埋，看不出什么迹象了，只有军灶还依稀地残留着一点痕迹。“减灶”，语出《史记·孙子传》，齐将孙膑用增兵减灶的计谋，以示兵力虚弱，诱魏将庞涓进入包围圈，将其歼灭。这里的“减灶”，实指军灶，同时也补足了上一段对战争的描写：不仅有战场上的力的明争，而且有帷幄中的智的暗斗。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成为历史的陈迹了。那中原上的水波在晚霞的照射下，多么明净；远处的峰峦有如莲花，在薄雾的笼罩中，显得朦朦胧胧。
“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斗转星移，世界转眼之间千变万化，人间万物，今昔非比。想想多年来的沙场浴血奋战，看着眼前的太平天下，才深感自慰。
这首诗在表现手法上颇具特色。为了表达“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的感叹，作者在前后两大段中采用了对比的手法。首先是人物形象的对比，篇首，作者提戈仗节，生龙活虎，是雄姿英发的少年，而篇末感喟世途流易，人事沧桑，则显然已渐入老成。其次是环境的对比，当初激战时有如电起河决，星沉云裂，一派剧烈动荡之势，而驻轩属目时，却是故迹沉沙，水净莲昏，一片安谧宁静气氛了，动静之间，对比十分强烈。第三，由此而引出了情绪上的对比，前一段意气昂扬，雄伟奔放，真有不可一世柏壮志豪情，而后一段则显得雍容稳健，深沉凝重，在胜利的自豪中，掺和着一种因为时光易逝的淡淡的哀愁。这些前后不同的变化和对比，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也使得诗思更为深厚，耐人寻味。
这首诗在形式上也自有其特点。除开始二句和结尾二句为散句外，中间全是一对一对的联句，排叠而下，很象后来的排律，不过平仄不合粘对原则罢了。它在语言的工整和词性的对偶上，继承了齐梁诗的特点，为唐诗逐步向排律发展，起了首开风气的作用，是一种创造中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