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中咏梅之作屡见不鲜，自北宋林逋称道梅花的“暗香”以来，诗人们更是常常笔底流香，盛赞梅花。林古度的这首《吉祥寺古梅》，也是众多“梅花颂”中的一篇，表现了作者对梅花清冷香气的由哀赞叹。
开头两句用“赋”的写法，总说古梅概貌并自己初来观赏之缘起。首句直写所见，“一树古梅花数亩”，即上引《金陵览古》“拜梅庵”条记载的内容，不同之处是突出了“花”，“扶疏十亩”的，不仅有盘曲环绕的“虬枝”，而且还有缀满枝头、“千朵万朵压枝低”（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的繁花。在用字上，以“一”领起，前四字与后三字似对非对，梅才“树”，花有“数亩”，于描摹形相的同时，也流泄出诗人的赞叹之情。诗人在明朝灭亡后就住在南京，故以“客子”自称。从时间顺序说，第二句在前，先有来游的客子，然后才见到盛开的古梅，这里为了突出“吉祥寺古梅”，故将写古梅的笔墨提前。一、二句看似平淡，但品味一下，又觉得不是无关诗趣的冗笔。正因为初来乍到，看到盛开的古梅，新鲜感自然特别强烈，若不是“乍来看”，下文对于香气独特感受恐怕就不会那么深了。
三、四两句凝聚着作者的亲身体验，也是此诗的意趣所在。作者本意是赞美梅花冷香扑面而来，但不从正面描写梅香，而是说赏梅时只觉得春寒料峭，袭人肌骨，却不知道这是梅花冷香逼人之故。这种春寒的感觉愈强，愈显出梅花幽香之清冷逼人。明写春寒，暗赞冷香；故意说“不知花气”，实则是深深感到了花气之冷，清冷到了使人都误以为春寒浸身的程度。这就是作者故作不知梅香而蕴含的妙趣。花香，是嗅觉所闻；寒冷，是触觉所感梅花的冷香竟使人产生寒的感觉，这是运用了通感的艺术手段所产生的效果，真切地再现了梅花香气的特征。
这首诗融合了视觉、嗅觉，触觉的感受来咏梅，清新自然，有一定的韵味。
这首诗，是诗人方干旅居洋州时写的。洋州，今陕西洋县，在汉水北岸。
首句以“非我有”扣诗题“旅次”，说明举目所及都是异地之景，托出自己落泊失意、他乡作客的境遇，透露出一种悲凉的情调。次句写诗人触景而起对家乡的怀念。身处异地而情怀故乡，不难想见其失意之状和内心的苦涩。“举目”、“思量”是诗人由表及里的自我写照，抬首低眉之间，蕴含着深沉的感伤之情。
第二联写鹤从高空向孤屿盘旋而下，蝉鸣未止，拖着尾声飞向别的树枝。诗人写景寄情，即以鹤蝉自况，前者脱俗，后者清高。这是说自己空有才学，不能凌云展翅，占枝高鸣，却落得个异地依人、他乡为客的境地，犹如这鹤投孤屿、蝉过别枝一般。一个“投”字，一个“过”字，一个“孤”字，一个“别”字，寄寓着怀才不遇的身世之慨，自怨自艾，自悲自叹，却又无可奈何。
“鹤盘远势投孤屿，蝉曳残声过别枝”，这两句前人十分称道，被认为是齐梁以来所未有过的佳句。（见尤袤《全唐诗话》）从写景角度而言，诗人眼耳并用，绘形绘声，传神逼真，对蝉声的描写更有独到之处。骆宾王诗“西陆蝉声唱”，许浑诗“蝉鸣黄叶汉宫秋”，黄庭坚诗“高蝉正用一枝鸣”，都写蝉在通常情况下的鸣叫；而方干此诗，则是蝉在飞行过程中的叫声，不仅蝉有动势，而且声有特色：诗人捕捉的是将止而未止的蝉声，这种鸣叫有独特的声响和音色，能诱发读者的想象。一“曳”字用得新颖别致，摹状精切传神，前所罕见。
第三联：“凉月照窗攲枕倦，澄泉绕石泛觞迟”。前一句写月夜独处。一个“凉”字，一个“倦”字，极写诗人的冷寂凄清，孤独无聊。后一句变换场景，写饮宴泛觞的场面。泛觞是一种游戏，古时候，园林中常引水流入石砌的曲沟中，宴会时，把酒杯放置水面，任其漂浮，飘到谁的面前，就该谁饮酒。饮宴游戏，高朋满座。诗人置身于这热烈气氛之中，却神游于此情此景之外，他对着那在水池中慢慢流动的酒杯呆呆地出神，显出一幅寡言少欢的神态。“泛觞迟”的“迟”字，既写景，又出情。
这一联，以月明之夜和宴乐之时为背景，用反衬的手法，表现诗人的自我形象。上下两句场景虽然不同，人物形象如一，显示出难以消解的情怀，却又藏而不露。直到第四联，作者才将内心的隐痛全盘托出。
“青云未得平行去，梦到江南身旅羁”，意思是说：遗憾啊，仕途多阻，未能平步青云。虽然做梦都梦到江南故乡，而此身却在异地作客。末句以“身旅羁”和首句的“非我有”相照应，又回扣诗题的“旅次”二字。结构严谨。
从全诗的艺术风格来看，这一联显得过分率直而欠含蓄。不过，由于有了前面一系列的铺垫和渲染，倒也使人觉得情真意切。大概方干对自己功名不就，耿耿于怀，如鲠在喉，但求一吐为快吧。
1906年初，王国维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堂去了北京，在晚清学部图书局任职。因一时尚难安定，故与罗振玉之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同住在罗振玉家。罗家有个男仆叫冯友，喜欢上一个旗人洗衣女子，这女子也常去罗府。刘季英便戏吟出两句：“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可能一时没写成，也可能后来失了兴致，这两句就一直被压在砚台下面。王国维偶然看到这两句，觉得写得很有神韵，当然他也知道这两句背后的故事，据此足成《蝶恋花》一首（参龙峨精灵《观堂别传》）。词云：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
大概在这首词创作后不久，王国维就将其编入《人间词甲稿》，发表在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这也是少数写于北京却被收入甲稿的词作之一。后来，王国维应吴昌绶之请，将之前发表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进行删订整合，并补充甲乙稿发表后所写，手写一本《人间词》，这首《蝶恋花》仍在其中。
龙峨精灵即刘蕙孙，乃刘季英之子。因为有了刘蕙孙的追记，使得这首词的本事变得很明确了。虽然刘蕙孙在后来写的《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关于本事的描述有一些变化，譬如与冯友的关系便没有再提，旗女的身份虽然没有变，但前者说是洗衣女子，后来说是一家卖水老虎灶打水的女子。关于这首词的创作，也变成刘季英与王国维因为经常同时出门，总是看着这个大脚的旗女，便起了调侃之心，刘季英先作得“窈窕”二句，为静安所赏，但刘季英无力或无心成篇，遂将此二句奉送静安，数日后，静安续成此词。
其实，刘蕙孙后来的文字删去了旗女与冯友的恋爱关系，对于解读这首词倒是更称便捷了。除了“年十五”乃指称此女子已至“及笄”，是待嫁的年龄，可能与婚恋有关以外，此词本身并无爱情方面的直接描写，若因为刘蕙孙早期的文字而强作联想，也许语境就被刻意支离了。
无论是根据刘蕙孙的追记，还是直接勘察语境，此词的核心都是描述这位旗女的“天然”之态。“天然”的具体表现有三：其一，身材长相的天然之美，如“窈窕”“一树亭亭花乍吐”，都是状其身姿有一种自然风韵，而“亭亭”二字，尤可见其身材之修长；其二，举止自然大方，如“惯曳”二句，一方面写出了旗人惯常的装束，更以“不作纤纤步”表现出此女并未如汉族女子一般裹脚，而是一种天足，因为天足之自如，故其步履自然不是纤纤之态了。萧艾说：“‘惯曳长裾’，旗装也。‘不作纤纤步’，天足也。唯卖浆旗下女子，足以当之。”（《王国维诗词笺校》）是契合词境的。“曳”长裾正是为了便于放开步履，再缀一“惯”字，可见其素来天足大步之习惯。特以“不作”二字，状其自然之天性；而且此“不作”二字，实有藐视传统的意味，因为“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自来将纤纤细步视为女性柔婉品性之体现。其三，笑容灿烂之美。“嫣然”是描写其笑靥迷人之状。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句，《文选》注即以“笑貌”来解释“嫣”字，阳城、下蔡皆为古地名，宋玉极言其笑容之美在当地引起的关注和震动情形。
王国维写这种“天然”的魅力，除了直接描写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比的写法。
上阕是将旗女与“人间”的女子群体作对比，此旗女在人群中一出现，就觉得其他女子不堪与比，黯然失色了，因为那种源自天然的窈窕身姿和嫣然之貌，是如此的清新脱俗。这一层对比其实已经将旗女之美拔出在众女之上。“通一顾”即仔细看一遍的意思。陈师道《小放歌行》诗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这首诗素被视为是陈师道以娉婷美女自喻高才，大概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不惜卷帘通一顾”了，目的是让“君”看分明。王国维当然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了。陈师道诗之“通一顾”乃自炫之意，王国维词之“通一顾”不过是为了与人间的美女更多地进行比较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颜色”本身就是形容有姿色的女子，如白居易《长恨歌》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人间这些平常看来颇有姿色的女子，在此旗女的映照下，也不免相形见绌，可见此旗女的美确实不同凡响。
下阕则将燕姬与吴娘进行地域性的对比。燕姬就是北方美女的意思，《古诗十九首》即有“燕赵多佳人”之句。而吴娘一般指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的女子。王国维此词虽然作于北京，但也是从苏州离开不久，故吴娘之美自是尚在印象之中。苏州女子以善舞出名，白居易《忆江南》有“吴娃双舞醉芙蓉”之句，极力形容吴地女子的舞姿之美。舞者多细腰，此细腰往往非天然长成，而是因舞蹈之需刻意训练而成，故此细腰多失自然之美。《韩非子》即有“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之说，可见此细腰背后其实饱含着心酸。且吴娃双舞，多因酒宴助兴而起，为取悦客人，自是极力表演。而一旦与“表演”有了关系，“天然”的韵味便不能不受到遏制。王国维《留园玉兰花》也有“窈窕吴娘自矜许，却来花底羞无语”之句，这种“矜许”自然有失天然了。所以客人虽或因一时之兴，曾当吴娘面夸其舞艺精湛，而吴娘遂因之更加卖力，浑然忘却“天然”之美实远在表演之上。
“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乃是对此旗女的点睛之笔。为了突出“天然”二字，王国维真是用尽笔墨，在铺张中强化，在强化中点题，将一个长相出众、身姿绰约修长、笑容嫣嫣、步履大方的北方旗女形象塑造出来。这样健康、自然、大方的女性形象，在诗词中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刘季英和王国维固然是因一时之兴而作，或不无雅谑之意，但客观上呈现出来的这一种女性美却也一新耳目。
如果仅从字面上勘察这首《蝶恋花》，上面的分析自是切合本事、圆融自如的。刘季英或许只是欣赏旗女本身之美，故其拈出二句，也只在身姿体态的描写上。而王国维不仅用对比的手法将此旗女之美予以强化，更以“天然”二字涵括这种美之特质，则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国维的审美观，当然是合乎情理的。陈永正说：“本词也可以作一篇词论读。”（《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叶嘉莹认为此词通篇都具有象喻的潜能，“很可能是王氏将自己的为人修养与论词之见解的两种抽象情思化为具象之表达的‘造境’之作”（叶嘉莹、安易《王国维词新释辑评》）。而在我看来，这首词未必句句象喻，也不止是一篇词论，而完全可以视为在审美观念上以“天然”为旨归的一篇文学通论。参诸王国维其他论诗词曲之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王国维对自然美的推崇之情可见乎词。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曾将元曲视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又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可见，“自然”乃是王国维对文学经典的一种基本认知。元曲“自然”品格的形成正因为那些作者在创作杂剧时，并非要以之求得名誉，也没有如司马迁一样要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报任安书》），以获后世之共鸣。“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乘兴而作，是他们笔下文字自然真实、活泼有致的原因所在。如《蝶恋花》中之旗女天足大步，即非邀人之赏，而是一种乘兴的姿态，故深得王国维欣赏。
比《宋元戏曲考》完成更早的《人间词话》，虽然以境界说驰名，但境界的核心也仍是落在“自然”二字。如关于造境与写境之分，写境本自然而来，造境也必合乎自然，这是王国维明确要求过的。他评价姜夔的词虽然“格韵高绝”，但毕竟读来如雾里看花，终究相隔一层，他把“不隔”作为词之审美的基本标准，也是心中悬着“自然”的缘故。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被王国维视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原因无非是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果不论这些具体品评，王国维关于“大家之作”的总结性意见，也不过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三句话而已，而每一句都关合着“自然”的要义。明乎上述种种，可见王国维对“自然”的推崇固是一贯的，则其对生活中所遇见的具有自然之美的女性会多一份关注和青睐，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因为他反对“矫揉妆束之态”，则其对吴娘善舞却为腰肢所误，自可对应来看。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皆撰于此《蝶恋花》之后，我们固然可以将此二书对自然之美的推崇视为是《蝶恋花》对“天然”之美特加赏爱的延续。但若由《蝶恋花》一词追溯其源，则王国维此前所撰《文学小言》一组17则，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作为早期文学观念的集中表述，王国维承西方之思想，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之说，而所谓“游戏”，就是排除了利禄的诱惑和刻意修饰的艺术。所以在王国维的语境中，“的文学”“文绣的文学”，都不是真文学，因为其背离了“游戏”之心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的底蕴尤在“真实”二字。真实既是一种人格体现，又是一种艺术传达。王国维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人作为中国文学之杰出代表，即是其“高尚伟大之文学”中包含着“高尚伟大之人格”。这种文学与人格的合一，在艺术上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根植于真实的自然。如屈原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便是最突出之例，而宋玉、景差及以下辞人便不免愈趋而下了。
很显然，《文学小言》的文学观念，在这首《蝶恋花》中有着生动的回响。王国维以一个旗女的“天然”之美，与有着“妆束”“文绣”嫌疑的吴娘之舞对照而言，再度将“自然”之韵致彰显出来，并在此后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中继续拓展深化这一话题。由这一理论的演绎过程，也可见出《蝶恋花》一词在这种审美思想前后绾合中的特别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