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首先写草堂，举其四景：堂西的竹笋，堑北的行椒，园中的梅子，久七前的松树。诗人处在这远离闹市的幽静环境之中，因看到园中将熟的梅子，便想到待梅熟时邀朱老一同尝新；因看到堂前的松树，便希望和阮生在松荫下尽情地谈古论今。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对草堂的爱赏，以及他对生活的朴素的要求。他久经奔波，只要有一个安身之地就已经满足了。显然，这首诗虽属赋体却兼比兴，于平淡的写景叙事中寓含着诗人的淡泊心情，以作为组诗之纲。当时杜甫因好友严武再镇而重返草堂，足证严武在诗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但这里他所想到的草堂的座上宾都不是严武，而是普普通通的朱老和阮生。这就可见诗人当时的心境和志趣了。
（二）
第二首诗写浣花溪，状其水势浩大，借“欲作鱼梁”而抒情，非真“欲作鱼梁”也。因为“作鱼梁，须劈竹沉石，横截中流，以为聚鱼之区，因溪有蛟龙，时兴云雨，故公不敢冒险以取利。”（《杜诗详注》卷十三引）对此解说，浦起龙《读杜心解》认为“是为公所愚也”。他说：“须知‘蛟龙，之想，只从‘云覆、‘雨寒，生出，值云雨而墩起文情也。”是有道理的。但浦氏以为这首诗“为作鱼梁而赋，而自况不凡”，则未免有点牵强。其实，这首诗并非什么“自况”，只是流露出诗人对能否在洗花溪畔的草堂安居下去的担心情绪。这才是“不敢安”三字的真实含意。诗人觉得自己在草堂尽管心境淡泊，无所奢求，但仍难保不测。诗中谓溪下有坟龙，时兴云雨，固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却也十分形象化，隐隐可以显示出诗人身居草堂对成都局势的担心情状。这也正是诗人当时“三年奔走空皮骨”的心理状态。
（三）
这组诗一开始写草堂的春色，情绪是陶然的；而随着视线的游移、景物的转换、江船的出现，触动了他的乡情，四句景语完整表现了诗人这种复杂细致的内心思想活动。此诗两两对杖，写法非常精致考究，读起来却一点儿也不觉得雕琢，十分自然流畅。把读者由眼前景观引向广远的空间和悠长的时间之中，引入对历史和人生的哲思理趣之中。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黄鹂、翠柳显出活泼的气氛，白鹭、青天给人以平静、安适的感觉。“鸣”字表现了鸟儿的怡然自得。“上”字表现出白鹭的悠然飘逸。黄、翠、白、青，色泽交错，展示了春天的明媚景色，也传达出诗人欢快自在的心情。诗句有声有色，意境优美，对仗工整。一个“含”字，表明诗人是凭窗远眺，此景仿佛是嵌在窗框中的一幅图画。这两句表现出诗人心情的舒畅和喜悦。“西岭”，即成都西南的岷山，其雪常年不化，故云“千秋雪”。“东吴”，三国时孙权在今江苏南京定都建国，国号为吴，也称东吴。这里借指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千秋雪”言时间之久，“万里船”言空间之广。诗人身在草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胸襟何等开阔！这两句也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境界开阔，情志高远。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拓宽了广度，使得全诗的立意一下子卓尔不群，既有杜诗一贯的深沉厚重，又舒畅开阔，实为千古名句。
苏轼曾经说过：“少陵翰墨无形画”。此诗就像一幅绚丽生动的山水条幅：黄鹂、翠柳、白鹭、青天、江水、雪山，色调淡雅和谐，图象有动有静。画的中心是几棵翠绿的垂柳，黄莺儿在枝头婉转歌唱；画的上半部是青湛湛的天，一行白鹭映于碧空；远处高山明灭可睹，遥望峰巅犹是经年不化的积雪；近处露出半边茅屋，门前一条大河，水面停泊着远方来的船只。从颜色和线条看，作者把两笔鹅黄点染在一片翠绿之中，在青淡的空间斜勾出一条白线。点线面有机结合，色彩鲜明而又和谐。诗人身在草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胸次开阔，出语雄健。全诗对仗精工，着色鲜丽，动静结合，声形兼俱，每句诗都是一幅画，又宛然组成一幅咫尺万里的壮阔山水画卷。
（四）
第四首诗为药圃而赋。王嗣爽《杜臆》说：“公常多病，所至必种药，故有‘种药扶衰病，之句。”（《杜诗详注》卷十三引）。今影印本《杜臆》元，仇氏（仇兆鳌）当另有所据。”前两句写药圃景色，种药在两亭之间，青色叠映，临窗望去，油然而喜。后两句虽也是写药物的生长情状，与前两句写药物出土，发苗及枝柯的生长过程相连，对一药物生长于隙地的根部的形状作了描绘，足见诗人对药用植物形态学的认识；但就药寄慨，与首章淡泊之意略同，却不是一般的咏物诗，更绝非某些赏花玩月的作品可比。仇兆鳌注：“彼苗长荒山者，不能遍识其名，此隙地所栽者，又恐日浅术及成形身。”浦起龙亦说：“空山隙地，萧间寂寞之滨也，亦无取于见知矣。”可以参看，以见杜甫虽因严武再镇而重返草堂，但仍担心着“不测风云”，总是把自己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毕竟不是那种忘乎一切的趋炎附势之人。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
这首词是柳永年轻时在长安为与其相知的汴京妓女所作，代歌妓抒写被遗弃的痛苦，表现词人对歌妓命运的同情。全词运用直接抒情的手法，语言明白如话。
开端两句是说：又是一个无眠的夜，主人公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窗前，想起自己的风尘生涯，不由得暗暗伤心，潸然泪下。感慨自己的一生似乎总在歌舞欢笑中度过，可最终只落得凄凉满怀。接着她想起过去与意中人一起度过的无数良宵，风清月朗的好景良天，深闺中的温情蜜意，不能一下子就忘记。可是自己的意中人，他也许早就忘了，而是和另一位佳人去欢度良宵了。
过拍两句是说：自己的意中人往往一去就音信皆无，几年都不回来一次，但自己仍这样苦恋着他。现在想来，只有自己安慰自己，这样苦苦地迷恋着他，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结末，但她仍然摆脱不了对情人的思念和猜测，反复思量他的万千柔情，猜测他也许遇到了什么事情，暂时不能回到自己身边，也许他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心转意，最终能和自己长相守呢。
这首词所写的多情歌妓，如同柳永《斗百花·煦色韶光明媚》等词中的形象，她对情人思念到不管对方感情如何也不改变自己思情的程度。此词没有用任何景物来烘托歌妓的痛苦心情，而是直接抒情，语言也明白如话，但把歌妓的心理活动描摹得很细腻。特别是结尾三句，生动地揭示了歌女的内心世界。那位“动是经年去”的王孙，对她的感情未必真的有多深厚，说不定只是一般的逢场作戏，但在这位歌妓看来，那却是万种千般的情分，值得她牵肠挂肚，反复回味。这种现象，与其说她多么多情，不如说她不由自主的不幸命运。沦落风尘的女子与仕途失意的文人，本来就有相通之处，最容易产生惺惺惜惺惺之感。这首词可以看作词人对歌妓的理解和同情，但也可以看作他自己的心声。“一生赢得是凄凉”，不止是歌女的感叹，也是柳永的心声，将这首词理解为男性词人的口气，也未尝不可。
施肩吾有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儿，在诗中不止一次提到，如：“姊妹无多兄弟少，举家钟爱年最小。有时绕树山雀飞，贪看不待画眉了。”（《效古词》）而这首《幼女词》更是含蓄兼风趣的妙品。
诗一开始就着力写幼女之“幼”，先就年龄说，“才六岁”，说“才”不说“已”，意谓还小着呢。再就智力说，尚“未知巧与拙”。这话除表明“幼”外，更有多重意味。表面是说她分不清什么是“巧”、什么是“拙”这类较为抽象的概念；其实，也意味着因幼稚不免常常弄“巧”成“拙”，比方说，会干出“浓朱衍丹唇，黄吻烂漫赤”（左思），“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杜甫）一类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此外，这里提“巧拙”实偏义于“巧”，暗关末句“拜新月”事。读者一当把二者联系起来，就意会这是在七夕，如同目睹如此动人的“乞巧”场面：“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林杰《乞巧》）诗中并没有对人物往事及活动场景作任何叙写，由于巧下一字，就令人想象无穷，收到含蓄之效。
前两句刻划女孩的幼稚之后，末二句就集中于一件情事。时间是七夕，因前面已由“巧”字作了暗示，三句只简作一“夜”字。地点是“堂前”，这是能见“新月”的地方。小女孩干什么呢？她既未和别的孩子一样去寻找萤火，也不向大人索瓜果，却郑重其事地在堂前学着大人“拜新月”呢。读到这里，令人忍俊不禁。“开帘见新月，即便下阶拜”的少女拜月，意在乞巧，而这位“才六岁”的乳臭未干的小女孩拜月，是“不知巧”而乞之，“与‘细语人不闻’（李端《拜新月》）情事各别”（沈德潜语）啊。尽管作者叙述的语气客观，但“学人”二字传达的语义却是揶揄的。小女孩拜月，形式是成年的，内容却是幼稚的，这形成一个冲突，幽默滑稽之感即由此产生。小女孩越是弄“巧”学人，便越发不能藏“拙”。这个“小大人”的形象既逗人而有趣，又纯真而可爱。
这类以歌颂童真为主题的作品，可以追溯到晋左思《娇女诗》，那首五古用铺张的笔墨描写了两个小女孩种种天真情事，颇能穷形尽态。而五绝容不得铺叙。如果把左诗比作画中工笔，则此诗就是画中写意，它删繁就简，削多成一，集中笔墨，只就一件情事写来，以概见幼女的全部天真，甚而勾画出了一幅笔致幽默、妙趣横生的风俗小品画，显示出作者白描手段的高超。
这首诗用的是汉代乐府诗的题目，有意学习乐府诗的传统，但比汉代那首《战城南》写得更形象，更深刻。这首诗是抨击封建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桑干”、“葱河”、“条支”、“天道”都是边疆地名。整首诗大体可分为三段和一个结语。
第一段共八句，先从征伐的频繁和广远方面落笔。前四句写征伐的频繁。以两组对称的句式出现，不仅音韵铿锵，而且诗句复沓的重叠和鲜明的对举，给人以东征西讨、转旆不息的强烈印象，有力地表达了主题。“洗兵”二句写征行的广远。左思《魏都赋》描写曹操讨灭群雄、威震寰宇的气势时说：“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此二句用其意。洗兵，洗去兵器上的污秽；放马，牧放战马，在条支海上洗兵，天道草中牧马，其征行之广远自见。由战伐频繁进至征行广远，境界扩大了，内容更深厚了，是善于铺排点染的笔墨。“万里”二句是此段的结语。“万里长征战”，是征伐频繁和广远的总括，“三军尽衰老”是长年远征的必然结果，广大士兵在无谓的战争中耗尽了青春的年华和壮盛的精力。有了前面的描写，这一声慨叹水到渠成，自然坚实，没有一点矫情的喧呶叫嚣之感。
“匈奴”以下六句是第二段，进一步从历史方面着墨。如果说第一段从横的方面写，那么，这一段便是从纵的方面写。西汉王褒《四子讲德论》说，匈奴“业在攻伐，事在射猎”，“其耒耜则弓矢鞍马，播种则扞弦掌拊，收秋则奔狐驰兔，获刈则颠倒殪仆。”以耕作为喻，生动地刻画出匈奴人的生活与习性。李白将这段妙文熔冶成“匈奴”两句诗。耕作的结果会是禾黍盈畴，杀戮的结果却只能是白骨黄沙。语浅意深，含蓄隽永。并且很自然地引出“秦家”二句。秦筑长城防御胡人的地方，汉时仍然烽火高举。二句背后含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和诗人深邃的观察与认识，成为诗中警策之句。没有正确的政策，争斗便不可能停息。“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这深沉的叹息是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为背景的。
“野战”以下六句为第三段，集中从战争的残酷性上揭露不义战争的罪恶。“野战”二句着重勾画战场的悲凉气氛，“乌鸢”二句着重描写战场的凄惨景象，二者相互映发，交织成一幅色彩强烈的画面。战马独存犹感不足，加以号鸣思主，更增强物在人亡的悲凄；乌啄人肠犹以不足，又加以衔挂枯枝，更见出情景的残酷，都是带有夸张色彩的浓重的笔墨。“士卒”二句以感叹结束此段。士卒作了无谓的牺牲，将军也只能一无所获。
《六韬》说：“圣人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全诗以此语意作结，点明主题。这一断语属于理语的范围，而非形象的描写。运用不当，易生抽象之弊。这里不同。有了前三段的具体描写，这个断语是从历史和现实的惨痛经验中提炼出来，有画龙点睛之妙，使全诗意旨豁然。有人怀疑这一句是批注语误入正文，可备一说，实际未必然。
这是一首叙事诗，却带有浓厚的抒情性，事与情交织成一片。三段的末尾各以两句感叹语作结，每一段是叙事的一个自然段落，也是感情旋律的一个自然起伏。事和情配合得如此和谐，使全诗具有鲜明的节奏感，有“一唱三叹”之妙。
汉《战城南》古辞主要是写战争的残酷，相当于李白这首诗的第三段。李白不拘泥于古辞，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性。内容上发展出一、二两段，使战争性质一目了然，又以全诗结语表明自己的主张。艺术上则揉合唐诗发展的成就，由质朴无华变为逸宕流美。如古辞“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和“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此诗锤炼为两组整齐的对称句，显得更加凝炼精工，更富有歌行奔放的气势，显示出李白的独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