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借诗褒扬绿珠坠楼的贞烈,其意在讽刺息夫人面对强权软弱,苟且偷生。不过,表面上是贬挞妇人,其实质却在批判与妇人相关的当权者。全诗不仅立论新颖,发人深省,而且出语含蓄,温柔敦厚而不失讽喻之旨,可谓咏史诗中的佳作。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细腰宫里桃花绽放一派艳丽清新,信念故国默默无语度过多少冬春。
这两句用诗歌形象概括了息夫人的故事。这里没有叙述,事件是通过描绘的语言和具体的意象表现的。“细腰宫”即楚宫,它是根据“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传说翻造的,也就间接指刺了楚王的荒淫。这比直言楚宫自多一层含意。息夫人的不幸遭遇,根源也正系于楚王的荒淫。这里,叙事隐含在造语之中。在这楚王的“细腰宫”内,桃花又开了。“桃新”意味着春来,挑起下文“几度春”三字:时光多么容易流逝,然而时光又是多么难捱啊。“桃生露井上”本属成言(《宋书·乐志》),而“露桃”却翻出新的意象,似暗喻“看花满眼泪”的桃花夫人的娇面。“无言”是本事中的主要情节,古语有“桃李无言”,这是另一层双关。“无言”加上“脉脉含情”,形象生动,表达出夫人的故国故君之思及失身的痛苦。而在无可告诉的深宫,只有“无言”的桃花作她的苦衷的见证了。两句中,桃花与桃花夫人,景与情,难解难分,水乳交融,意境优美,诗味隽永。
“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堕楼人!”小诗的后两句是说,说到底息国灭亡究竟是因为何事?可怜金谷园殉情的绿珠这坠楼人!
诗人似乎要对息夫人一掬同情之泪了。及至第三句突然转折,由脉脉含情的描述转为冷冷一问时,读者才知道那不过是欲抑先扬罢了。“至竟(到底)息亡缘底事?”这一问是对息夫人内心创伤的深刻揭示,这一点在息夫人对楚王问中原有所表现,却一向未被人注意。
末句从对面着墨,引出另一个女子来。那就是晋代豪富石崇家的乐妓绿珠。其事与息妫颇类,但绿珠对权势的反抗是那样刚烈,相形之下息夫人只见懦弱了。这里既无对绿珠的一字赞语,也无对息妫的一字贬词,只是深情一叹:“可怜金谷坠楼人!”然而褒贬俱在此中,令人觉得语意深远。此外,直接对一位古代软弱女子进行指斥也不免过苛之嫌,而诗人把指责转化为对于强者的颂美,不但使读者感情上容易接受,也使诗意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它意味着:软弱的受害者诚然可悯,还不及敢于以一死抗争者令人钦敬。
因此,此诗对人所熟知的息夫人故事重作评价,见解可谓新疑独到,同时又“不显露讥刺”,形象生动,饶有唱叹之音,富于含蓄的诗美。揆之吴乔的两条标准,故宜称为咏史绝句的范作。
这是唐代西北边民对唐朝名将哥舒翰的颂歌。此诗从内容上看,是颂扬哥舒翰抵御吐蕃侵扰、安定边疆的;同时也通过这个形象寄寓了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理想和愿望。“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第一句是起兴,诗人用高挂在天上的北斗星,表达边地百姓对哥舒翰的敬仰。“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牧马,就其含意而言,也就是代指一切侵扰活动。自从遭到哥舒翰的抵御,吐蕃再也不敢越过临洮进行骚扰。
这首诗题为《哥舒歌》,哥舒之所以值得歌唱,是因为他戍边抗敌,保国为民。但是,作者并不从激烈的战斗中直接表现他如何英勇善战,如何机智果敢,用兵如神等等,而是通过侧面描写的手法来突出主题。诗的第一句就把哥舒翰在人民心中的威望渲染出来。人民为何赞扬,吐蕃何故畏惧;过去吐蕃长驱直入,如今又为什么“不敢过临洮”,这都是宣扬哥舒翰的赫赫武功。可见这样的描写是很富于启发性的。“哥舒夜带刀”,这个“夜”字是颇有讲究的,它把起兴的第一句和第二句巧妙地联系起来了,把赞扬和崇敬之情融注于人物形象之中;同时又将边地的紧张气氛和人物的警备神态刻画出来了。“哥舒夜带刀”五个字干净利落,好像是一幅引人注目的人物画像。在那简炼有力、富有特征的形象中,蕴藏了一股英武之气,给人一种战则能胜的信心,而给吐蕃以“屏足不敢近”的威慑。因此,就反映人物内心世界和表现诗的主题来讲,“哥舒夜带刀”比起那种冲锋陷阵的形象更丰富、更传神,更能诱导人们的想象。
这首《哥舒歌》可能是经过修改加工后的作品,但是它那种朴实和巧妙、明朗和含蓄相统一的风格,依然显示出民歌的特色。
书信援引史实,把周公和孔子相互比较,由此说明只有同道知己才能相乐的道理。苏轼又以孔子与其弟子来比拟欧、梅与自己的关系,热烈地推崇他们,充分地表达了士遇知己的快乐以及自己内心高远的抱负。整封信围绕着知己相乐的论点,层层铺展,文章谈古论今,前后呼应,表达了作者对欧、梅的敬仰之情。
这篇文章作者没有直接倾诉胸臆,却是凌空而起,开头叹惜周公之不遇,接着引述孔子师徒厄于陈蔡而弦歌不绝,相得甚欢之事,而后以“乃今知”领起下文,兼收上两层文意,感慨周公虽富贵而有管蔡之流言、召公之疑虑,不如孔子虽贫贱而得天下贤才,其乐无穷。这段文字,劣周公,优孔子,以周公来反衬孔子,出人意外,立意警奇,乍看似乎无关题意,实际上立足点高而自处亦高,是暗以孔子比欧梅,以孔门弟子自况,说明富贵不足重,而师徒以道相乐才是人间最高的乐趣,一扫通常干谒文字浮夸阿谀的风气,表达出作者不同凡俗的高尚情怀和人生追求。而且先以孔子师徒相乐立案,是为了给全文树立主脑,以交游贤才、遭遇知己之乐笼盖全文,提领整篇,使文章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文章这样构思,完全打破了书信的常格,是颇有艺术独创性的。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以下开始折入正题,直叙蒙受识拔、遭遇知己之乐。自述年少时即闻欧梅之令名,稍壮又能读其文想象其人,且设想两公能“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这既显出仰慕之情由来已久,又对欧梅之乐虚点一笔。接着写来京逾年无缘一见,而会试礼部意外地受到识拔,荣幸地获得奖许,十年仰慕无由见,一朝相逢成知己,得意快慰之情可想而知。这一层叙述被识拔的经过,娓娓而谈,感情真挚,文势跌宕,笔墨淋漓。“退而思之”以下,自然地转入议论,表示人之一生既不能够以不光明的手段获取富贵,也不应该庸庸碌碌地甘居贫贱,有大贤人在此而能做他的弟子,也就足以有靠托而值得引为自豪了。这既反映出自己一举中第的内心快慰,又抒写出遭遇欧梅知遇的喜悦之情,同时又回应了上文周公富贵而有烦恼和孔子贫贱而足乐,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荣辱观,反映出作者高尚的志趣和磊落的襟怀,且再用侥幸荣获富贵、车骑雍容、市民围观的世俗之乐来作一反衬,愈加突出了东坡自乐其乐的精诚和真趣。
“《传》曰”以下引述经典,并结合对方的声誉、风采和文章,写梅公虽官非显通却自处坦然,从而颂扬梅公必有乐乎超凡拔俗的明达之道,最后收结到以聆听对方的教诲为请。这既表明二人的志趣完全投合,将彼此的高情雅怀融会为一,意气极为空灵飘洒,同时又承应上文,含蓄委婉地表达出请求谒见的心情,口吻亦十分得体。
综观全文,通篇以“乐”字为纲,用“乐”字呼应。由孔子师徒的相知之乐,写到欧梅的“自乐其乐”,转到自身受知遇之乐,拍合到梅氏必“乐乎斯道”,下笔处处不离“乐”字。作者写乐,一扫中第释褐脱离布衣地位便踌躇满志的浅薄识见,摆脱了乐富贵、忧贫贱的庸俗世风,而升华到超越外物的高雅精神境界,专从遭遇知已、师友以道相乐的角度立论,使文情超拔卓异,洒脱不俗,既表现了对梅尧臣的仰慕推尊,又蕴涵着个人的高自期许,真是高怀雅论,足以大破俗肠。作者写来文势开拓而荡漾,为赞孔子贫贱之乐,先悲周公富贵之不遇,为写欧梅知遇之隆,先叙无缘进谒之久,起伏跌宕,舒卷自然,且语言飘洒而爽畅,文笔摇曳而生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