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半阕以“笙歌放散人归去”开篇，可见其着重点不在描写晚上宴会歌舞之盛况，而在抒发乐器放下，宴会解散，人归去之后，词人“独宿红楼”的反思。这里的“红楼”当为南唐宫中的舞榭歌台。鉴于冯延巳当时的官位，故在宴会散后，参加宴会的人各自归去，而他却能“独宿红楼”，享受“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燕歌行》）的特殊恩遇。但是，这并没有使冯延巳产生“紫殿红楼赏春好”（李白《侍从宜春苑》）的愉悦之情，相反，在“周师南侵，国事岌岌”之际，“忧生念乱，意内而言外”（冯煦《阳春集序》）。“月上云收，一半珠帘挂玉钩”（将珠帘半卷，挂在玉钩，此时云儿收起，升起一轮朗月，此情此景，令人心寒，令人孤愁）正是“意内而言外”的最佳选择。
下半阕首两句“起来点检经由地，处处新愁”，紧承上半阕，写出时间的推移，由夜里“独宿红楼”，到次日早晨起来，泛舟离开红楼。其中“点检”二字尤足以表现作者“辞学”造诣之深。钱起《初至京口示诸弟》诗中有“点检平生事，焉能出筚门”之句，这些都说明“点检”为认真考核之意。冯延巳于此时此地着以“点检”二字，表明这离去不是毫不经意，而是一棹一回头，认真考查经由之地的特殊景物，然而感受的却是每经一处地方，就在心灵深处荡起一波新愁。最后二句，“凭仗东流，将取离心过橘洲。”写词人想从这愁苦中摆脱出来。然而，词旨微幽，必得细细体味，才能领悟。“凭仗东流”，照应首句，点明“起来点检经由地”是乘舟而行，引出新愁，但是，还要依仗它来抛下这不断增添的苦愁。“将取”句，则两处用典，意更深邃。一为“离心”，当取屈原《离骚》：“可离心之可同分，吾将远逝以自疏”之意。 一为“橘洲”，当为东流之水中确有长满橘树的小洲树的小洲，因而触发联想，借用杜甫诗句：“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抒发南唐将会在歌舞声中失去江山，自己不如及早离去的感慨，可谓“极凄婉之致也”。
“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 ，写的是郑板桥决定抛弃乌纱帽弃官而去，归里之时两袖清风，一贫如洗。他画了一竿瘦竹，竹子能到清冷的江边作为鱼竿。乾隆十八年，山东大旱，当时做潍县县令的郑板桥因为请求赈济饥民的事，得罪了上司，这首诗是郑板桥被罢官离开潍县回乡时，告别潍县绅士民之作。作者为人正直，只关心百姓疾苦，不愿逢迎吹捧上司，深为上司不满，于是上司借故罢了他的官。时年他已61岁，在潍县担任了7年县令，照理说，至少也该发点小财了，然而他罢官之日，却是囊橐萧萧两袖寒，惟有一囊书画，两袖清风，实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清官。这首诗在用词上很有感情色彩。萧萧寒、清瘦、秋风都从字面上传递出一种萧索、冷落、凄冷之感，与作者的心情和处境和谐一致。
这是一首赠别诗，然而却很特别。
此诗赞扬陈七素有大志，一闻国家有难，即从戎请缨，万里赴边。歌词中处处流露出浑健壮逸的意境，既有称颂又有勉励，既饱含怨恨又无迹可寻，表现了诗人关心国事的感情，预祝友人早日凯旋，也抒发出诗人对明主弃才，友人失意的愤慨。
首联，诗人从日常经验出发，揭示了非凡之人常常在琐碎小事中度日，似乎毫无作为。这种叙述有助于减轻友人因仕途不顺而感到的愧疚，为后文的称颂和鼓励铺垫。首句中的“吾观”表明这种观察是亲身经历，语气坚定，让人不容置疑。
第二联将视野由普遍转向具体，切入描述友人的抱负和经历。前后两联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顺承自然。“鸿鹄志”的三个字既是对友人高尚志向的褒奖，也是表露诗人自身“冲天羡鸿鹄”的雄心。而“蹉跎”一句则道出了友人因才华被埋没而心生愤懑，也映射出诗人壮志难酬，浪费光阴的苦闷之情。
第三联从感伤情怀转向雄浑豪放，通过数字的对仗形成节奏感。“一闻”与“万里”之间的对比，再加上“忽”字，生动地展现了友人不计个人得失，积极投身国难，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
最后以反问句作结，紧扣主题，展示诗人自己也将前往京城谋求前程，同时预祝友人在前程路上获得胜利，早日有所建树。这一句形成了与前文呼应的结局，巧妙地将诗篇落点明确地安置在鼓励友人和展望未来上。
这首诗此诗塑造了一个剑术高超、纵横江湖的少年侠士形象，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的郁闷不平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显示了作者的豪侠气质。全诗情感愤恨激越，形象鲜明生动，风格扬厉雄健。
开首写少年所骑骏马的神骏与装饰之豪华，“平明”写少年在白天骑马相互驱驰，在洛门东结交朋友。接着，“少年”两句写其剑术超过传说中的白猿公，突出其剑术之高超。
接下来八句写其纵横江湖之勇猛形象。特别是“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两句，写尽了少年的豪侠形象。最后几句借荆轲刺秦事抒发内心的情感。与一般的咏叹荆轲刺秦的诗不一样的是，全诗没有出现荆轲的名字，但“缺场”的荆轲事实上是诗中的主角——诗人自己。诗人批评谋划行刺秦始皇失败的燕太子丹，是因为他没有给荆轲创造一个良好的施展身手的条件，反倒找来一个进入秦宫就面如死灰的秦舞阳，帮了倒忙，给剑客造成干正事的掣肘。
这种批评正好表现出诗人渴盼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这首诗虽然有郁闷与不平，但依旧是那种扬厉雄健的风格，很好地表现了诗人的豪侠气质。
在《周颂·访落》中，周成王诉说自己年幼，缺少治国经验，请求诸侯辅助，既陈实情，又表诚意。当然，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诸侯，更需要的是施以震慑。诗中两提周武王（“昭考”“皇考”），两提遵循武王之道，震慑即由此施出。
参与朝庙的诸侯均是受武王之封而得爵位的。身受恩惠，当报以忠诚，这是道义上的震慑；武王虽逝，他所建立的国家机器（包括强大的军队）仍在，这是力量上的震慑。
最有力的震慑是诗中表达的遵循武王之道的决心。如果说“率时昭考”还嫌泛泛，“绍庭上下，陟降厥家”就十分具体了。武王在伐纣前所作准备有一条“立赏罚以记其功”（《史记·周本纪》）与诗中“上下”“陟降”相似，惟成王所处时局更为严峻，他所采取的措施也会更为严厉。舜即位后曾“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尚书·舜典》），这是成王可以效法，并可由辅佐他的周公实施的。
《周颂·访落》其实是一篇周王室决心巩固政权的宣言，是对武王之灵的宣誓，又是对诸侯的政策交代，真诚而不乏严厉，严厉而不失风度，周公也借此扯满了摄政的风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