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令用尖刻的笔触，揭露封建社会人们动辄得咎，常遭横祸的现实，以及百姓无可奈何的处境，后半以天公为例，是一种调侃的手法，更进一步讽刺了社会黑暗。
这首小令以自嘲的口吻，吐诉出处世艰难、一筹莫展的愤慨。即使伏低做小，装痴作傻，还是躲不开“是非”的“着莫”，动辄得咎。“蚕怕雨寒苗怕火”的构思，出自苏东坡的《泗州僧伽塔》：“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但苏诗是说矛盾的两极要求至少还能满足一方，也就是“造物”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周旋余地；而本篇中则阴，也是错；晴，也是错，一无是处。连“天公”也要无端蒙冤，更不用说民间的平头百姓。“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孟郊《追赠崔纯亮》）作品正是以不露声色的议论，表现出同样激越的不平之情。
以冷语峻笔作嬉笑怒骂，是元散曲讽世作品的常法。乔吉有首《山坡羊》就明显模仿了本篇：“装呆装琳，装聋装口吞，人生一世刚图甚。句闲吟，酒频斟，白云梦绕青山枕，看遍洛阳花似锦。荣，也在恁。枯，也在恁。”
全诗意在记叙韩愈撰写“平淮西碑”碑文的始末，竭力推崇韩碑的典雅及其价值。情意深厚，笔力矫健。韩碑既未抹煞李愬雪夜破城的丰功，也未特别铺张裴度的伟绩，态度比较公允。李商隐极力推崇韩碑，也就是同意韩氏的观点。叙议相兼，在艺术风格上受到韩愈《石鼓歌》的影响。清人屈复《玉溪生诗意》中说：“生硬中饶有古意，甚似昌黎而清新过之。
这首诗是一则历史。公元817年（宪宗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率兵平定淮西，但首先破蔡州生擒叛者吴元济的是大将李愬。宪宗命韩愈撰《平淮西碑》时，韩主要是突出了裴度在执行宪宗旨意后的运筹帷幄，引起李愬不满。愬妻（唐安公主之女）进宫诉说碑文不实，宪宗就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观点迥然不同。李商隐是完全赞同韩愈观点的，诗中强烈地表达以对《韩碑》被磨去的愤慨，更热情地歌颂了这篇碑文。本诗基本上是叙述性的，但笔力矫健，很有感情，诗中一些名句也一直为人传诵。
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