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的诗歌成就,在盛行王、孟和元、白诗风的中唐时期,往往不被重视,甚至还受到一些人的贬损。韩愈在这首诗中,热情地赞美李白和杜甫的诗文,表现出高度倾慕之情。在对李、杜诗歌的评价问题上,韩愈要比同时的人高明许多。
此诗可分为三段。前六句为第一段。作者对李、杜诗文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并讥斥“群儿”抵毁前辈是多么无知可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二句,已成为对这两位伟大诗人的千古定评了。中间二十二句为第二段。力写对李、杜的钦仰,赞美他们诗歌的高度成就。其中“伊我”十句,作者感叹生于李、杜之后,只好在梦中瞻仰他们的风采。特别是读到李、杜天才横溢的诗篇时,便不禁追想起他们兴酣落笔的情景。“惟此”六句,感慨李、杜生前不遇。天帝要使诗人永不停止歌唱,便故意给予他们升沉不定的命运。
“平生”六句,作者叹惜李、杜的诗文多已散佚。末十二句为第三段。“我愿”八句,写自己努力去追随李、杜。诗人希望能生出两翅,在天地中追寻李、杜诗歌的精神。他最后四句点题。诗人恳切地劝导老朋友张籍不要忙于经营章句,要大力向李、杜学习。
韩愈在中唐诗坛上,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流派。叶燮《原诗》说:“韩诗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诗人以其雄健的笔力,凌厉的气势,驱使宇宙万象进入诗中,表现了宏阔奇伟的艺术境界。这对纠正大历以来诗坛软熟浅露的诗风,是有着积极作用的。而《调张籍》就正像诗界异军突起的一篇宣言,它本身最能体现出韩诗奇崛雄浑的诗风。
诗人笔势波澜壮阔,恣肆纵横,全诗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奔流直下,而其中又曲折盘旋,激溅飞泻,变态万状。如第二段中,极写李、杜创作“施手时”情景,气势宏伟,境界阔大。突然,笔锋急转:“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豪情壮气一变而为感喟苍凉,所谓“勒奔马于嘘吸之间”,非有极大神力者不能臻此。下边第三段“我愿”数句,又再作转折,由李、杜而写及自己,驰骋于碧海苍天之中,诗歌的内涵显得更为深厚。诗人并没有让江河横溢,一往不收,他力束狂澜,迫使汹涌的流水循着河道前泻。此诗在命题立意、结构布局、遣词造句上,处处显示出作者独具的匠心。如诗中三个段落,回环相扣,展转相生。全诗寓纵横变化于规矩方圆之中,非有极深功力者不能臻此。
尤可注意的是,诗中充满了探险入幽的奇思冥想。第一段六句,纯为议论。自第二段始,运笔出神入化,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用大禹凿山导河来形容李、杜下笔为文,这种匪夷所思的奇特的想象,决不是一般诗人所能有的。诗人写自己对李、杜的追慕是那样狂热:“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他长出了如云般的长翮大翼,乘风振奋,出六合,绝浮尘,探索李、杜艺术的精魂。追求的结果是“百怪入我肠”。此“百怪”可真名不虚说,既有“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又有“腾身跨汗漫,不着织女襄”。下海上天,想象非常神奇。而且诗人之奇思,雄阔壮丽。韩诗曰奇曰雄,通过此诗可见其风格特色。
诗人这种神奇的想象,每借助于夸张和比喻的艺术手法,就是前人所盛称的“以想象出诙诡”。诗人这样写那些妄图诋毁李、杜的轻薄后生:“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设喻贴切,形象生新,后世提炼为成语,早已家喻户晓了。诗中万丈光焰,磨天巨刃,乾坤间的巨响,太山、长鲸等瑰玮奇丽的事物,都被用来设喻,使诗歌磅礴的气势和诡丽的境界得到充分的表现。
此诗乃“论诗”之作。朱彝尊《批韩诗》中所谓的“别调”,其实应是议论诗中的“正格”,那就是以形象为议论。在此诗中,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夸张、比喻等表现手法,在塑造李白、杜甫及其诗歌的艺术形象的同时,也塑造出作者其人及其诗歌的艺术形象,生动地表达出诗人对诗歌的一些精到的见解,这正是此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值得珍视的地方。
这是一个从北方、从金人统治下南逃的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诉说故都及其附近荒凉景况和自己的悲惨经历。诗歌通篇都是这位“北来人”说的话,诗人没有出面铺叙事件、描绘场景,也没有穿插任何评判的语言,而诗人的思想感情完全可从北来人的叙述中体会出来。这样的叙事诗,显然是从杜甫“三吏”、“三别”一类的诗化出。这两首五律,记录了一个从金人统治的北方南逃的人的血泪控诉。
第一首描述北宋都城汴梁被占后的状况。开头“试说”二字含义深婉,隐约透露主人公不愿说、不忍说的悲抑心境。从而表明他的诉说是应别人的要求,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样,一箭双雕,写说者也就写了听者。听者身居东南,心里却老是惦记着北方的骨肉同胞,急欲知道他们的近况;对于故都汴梁,更是魂牵梦萦,一往情深。面对这样的问讯者,“北来人”诉说着,带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以致白发频添,忧伤至极。接着正面写东都,交代忧伤的原因。宫殿、铜驼,是都城内的景物,石马是北宋诸帝陵园中的景物。然而,陵园内的石马已残破不堪,长眠于此的北宋诸帝死后还要蒙受亡国之耻。官门外的铜驼倾倒在荒烟蔓草之中,回忆昔日的繁华景象,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悲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泣下如雨。诗人选用这些最富特征的事物,涂以想象的浓烈色彩,对人于金人之手的都城面貌进行了艺术概括,用笔简洁而境界全出。“寝园残石马,废殿泣铜驼”,上句一个“残”字显示了陵园的悲惨变化;下句一个“泣”字则寄托了京都居民的哀痛,彼此映照,情景相生,感慨万千,低回不已。故都虽已残破不堪,而遗民的复国信念却始终没有动摇过,以致把边境传来的于南宋不利的消息,当作谣言,不愿听信。那些旧日京师的妇女,如今虽已素发飘萧,境况凄凉,但衣着妆束仍是当年模样。故国之思,终未消歇。
第二首由“北来人”介绍自己南逃的际遇和感触。一家十口同时离开北方,为的是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频罹祸患,亲人相继丧生,如今独自一人,伶仃孤苦,犹如失群的孤雁,竟至无处栖身,被迫寄宿荒凉的寺院,吃的是自家种的蔬菜,穿的还是从中原带来的金人服装。个人的遭遇已然不堪忍受,国家的境况更加令人沮丧。南来以后看不到卧薪尝胆、秣马厉兵的图强之举,那些深院大宅里的当权者,整日歌舞宴乐,不问边情,不忧国事,长此以往,恐怕连偏安的局势也难维持,收复失地更是遥遥无期。“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结语哀痛绝望。
此诗在表达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诗人不转述中间环节,让主人公直接面对读者说话,这样,读者便会感到诗中所陈都是诉说者的亲身所历,语语发自肺腑。其二是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中原遗民思念故国与南宋小朝廷权贵歌舞升平相对比,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其三是以叙事代替抒情。诗中也有直接抒情的语言,如开头的“试说东都事,添人白发多”和结尾的“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等,但纵观全篇,叙事是其基本手段,从东都说到南国,依次点染,脉络分明,其中提到的人和事都具有某种典型性,融汇成一体,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长情意。总之,这两首诗注重写实,却不使之板滞,原因在于以情疏导,质朴之外,更见自然流动,颇能体现诗人自己的风格。
张巡于天宝中任真源县令,安禄山叛乱时,起兵戡乱,先守雍丘,后与许远共守睢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南)。他们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亲率将士浴血奋战。这首诗即张巡在围城中耳听笛音、心怀激慨所写成的一曲壮歌。首联写孤城被围的紧张情形,颔联描绘浓郁的战斗气氛,颈联写战士们顽强的战斗精神,尾联则表现诗人忠贞不屈的崇高品格。诗人在诗中描述了战斗的激烈和形势的险峻,表现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全诗语言洗炼,富有理性,沉郁苍凉。
首联写登城俯瞰所见。和通常的登城览眺有别,作为守城的主帅,诗人的登临自是为了俯察敌情,故第二句即书即日所见敌军围城情景。着一“附”字,逼真地描绘出围城的叛军紧贴着城下的危困之状。诗人在守城后期与许远分城而守,他所分守的北城与东城,正是敌军的主攻方向,“虏骑附城阴”正显示出叛军密匝匝地紧紧围住城北的态势,既显示出形势的危急,也透露出一种责任感。
颔联写登临所感。“风尘”承“虏骑”,“不识” “安知”, 因果关系显然。这是诗人坚守危城经年所获得的深刻体验认识和坚定信念。睢阳保卫战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诗人与许远有兵六千八百人,而他们所抗击的安史叛军多达十三万。从至德二载正月到十月,大小四百余战,累计杀敌十二万。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如此巨大的战绩,如果主帅和将领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杰出的才能,如果没有广大士兵、民众的坚决支持,绝不可能支撑危局如此之久,更绝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战绩。这两句诗,正是诗人作为守城的主帅,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对“天地心”亦即天下民心向背所获得的深刻感受体验的艺术概括。它表达了一种坚定的信念,而用“风尘色”来借指战争,则战尘弥漫的惨淡之色可见;用“天地心”来借指民心向背,而天地之心与人心浑然一体。故两句虽出以议论,却毫无枯率之病,而是既生动形象,又沉着深刻;境界亦开阔舒展,毫无逼仄之感。
颈联,遥应首联而双伸展颔联进一步描绘睢阳守卫战的战略重任和战斗的艰苦情形。睢阳地处中原腹地,“营开”处本不会见“边月”,但如今虏骑长驱直入,睢阳已成抗击东线叛军的“边城”和主战场,起着屏蔽江淮、保卫唐王朝生命线的重要战略作用,故在作为军中主帅的作者眼中,营门之外的月亮也就成了“边月”。“近”字透露出边塞气氛的浓郁和守卫疆土的责任感。下句“战苦阵云深”则显示了战争的长久、艰苦、惨烈和战云弥漫层深的惨淡景象,“深”字同样透露出诗人心情的深沉凝重。
尾联点明登楼闻笛,暗暗透露出以上三联所写的情景都是在登楼闻笛的过程中展现的。如果说“虏骑”句和颈联是写登楼所见,颔联是写登楼所感,则尾联便是写登楼所闻;点出“横笛”暗示系敌营胡兵所吹;说“旦夕”,则不只此日此夜,而是每天都能听到。这旦夕传来的胡兵吹笛声渲染出一种四面楚歌的气氛,“闻” 中自有所感,但诗人却只轻点即止,留下非常大的想象空间让读者自己体味。
诗作于睢阳保卫战的后期,形势已经非常危急,这从“虏骑附城阴” “战苦阵云深”等诗句中可以看出。但诗中却流露出一种坚定的信念和镇定从容的气度,让读者丝毫感受不到危城将破时的悲伤绝望和惊惶失措,也没有剑拔弩张之态,这正是诗人人格力量和儒将风度的体现。全诗的艺术感染力也集中表现在这一点上。
诗的开篇,描写的是百花盛开、阳光明媚的春天景象:树木、小草披绿叶翠,郁郁葱葱;重重地垂挂在枝头的花朵,在微风的轻吻下摇摆不停;小蜜蜂贪婪地采集花蜜;婀娜多姿的鸟儿抖着美丽的衣裙,成双成对地在花丛中尽情飞舞,杜鹃鸟的歌声清凉动听,在树林里盘旋回荡。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春天里,人们领略到了鸟语花香的盎然春意。诗人在这里描绘的是斑斓多姿、美丽动人的春景,但细细品位不难发现这其中还用了两个比喻,一是用林以花暗喻“女人以色媚人”,一是用鸟以意哀来暗喻“男以情动人”。这里用的是暗喻的修辞手法,明写花香鸟语,暗写男女之情。
一位游春的少女在野外尽兴地玩耍,温柔的春风轻轻地撩开了少女的罗裙。这本是自然现象,但诗人却赋予春风以生命,仿佛它也有了人的感情。春风尚且多情,有情的男子又在哪里呢?这美丽景色倘有意中人相伴,那该别有一番情趣。诗人在这里表现了少女对爱情生活的热烈追求和无限向往,而这一切由明白晓畅的语言娓娓到来,犹如涓涓细流,润人心田,好似一支优美的乐曲,清新悦耳,回味无穷,使人得到美的享受。
这首诗的显著特点,便是写活了一个“春”字。前三句都以“春”字开头,又用“春林”、“春鸟”、“春风”将三句紧密钩连在一起,这种手法在古诗中称为“钩句”,从另一个角度看,三句诗反复使用一个相同的字“春”,这种现象叫做“重字”。在唐以前的古诗中,特别是南朝民歌中,“重字”是发挥强调、反复、回环作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反复使用“春”字,起到了点题的作用,浓化了诗歌的意境,尽情地讴歌了春天。
这首诗写法含蓄,明写春景,实喻男欢女爱。全诗无一个描写爱情生活的词语,但却蕴寓着浓厚的爱情生活气息。诗人以鸟喻人,同时赋予春鸟、春风以多情恋人的性格特征,写来巧妙、委婉,富有极为动人的艺术感染力量。四句二十字,把一个少女春情萌动,热烈企盼恋爱的心理表现得精妙绝伦,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