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正是清明节，诗人杜牧在路上行走，遇上了下雨。清明，虽然是柳绿花红、春光明媚的时节，可也是气候容易发生变化的期间，常常赶上“闹天气”。远在梁代，就有人记载过：在清明前两天的寒食节，往往有“疾风甚雨”。若是正赶在清明这天下雨，还有个专名叫作“泼火雨”。诗人遇上的，正是这样一个日子。
诗人用“纷纷”两个字来形容那天的“泼火雨”，真是好极了。“纷纷”，若是形容下雪，那该是大雪。但是用来写雨，却是正相反，那种叫人感到“纷纷”的，绝不是大雨，而是细雨。这种细雨，也正就是春雨的特色。细雨纷纷，是那种“天街小雨润如酥”样的雨，它不同于夏天的倾盆暴雨，也和那种淅淅沥沥的秋雨绝不是一个味道。这“雨纷纷”，正抓住了清明“泼火雨”的精神，传达了那种“做冷欺花，将烟困柳”的凄迷而又美丽的境界。
这“纷纷”在此自然毫无疑问的是形容那春雨的意境；可是它又不止是如此而已，它还有一层特殊的作用，那就是，它实际上还在形容着那位雨中行路者的心情。
且看下面一句：“路上行人欲断魂”。“行人”，是出门在外的行旅之人，不是那些游春逛景的人。那么什么是“断魂”呢？在诗歌里，“魂”指的多半是精神、情绪方面的事情。“断魂”，是极力形容那一种十分强烈、可是又并非明白表现在外面的很深隐的感情，比方相爱相思、惆怅失意、暗愁深恨等等。当诗人有这类情绪的时候，就常常爱用“断魂”这一词语来表达他的心境。
清明这个节日，在古人感觉起来，和我们今天对它的观念不是完全一样的。在当时，清明节是个色彩情调都很浓郁的大节日，本该是家人团聚，或游玩观赏，或上坟扫墓，是主要的礼节风俗。除了那些贪花恋酒的王孙公子等人之外，有些头脑的，特别是感情丰富的诗人，他们心头的滋味是相当复杂的。倘若再赶上孤身行路，触景伤怀，那就更容易惹动了他的心事。偏偏又赶上细雨纷纷，春衫尽湿，这给行人就又增添了一层愁绪。这样来体会，才能理解为什么诗人在这当口儿要写“断魂”两个字；否则，下了一点小雨，就值得“断魂”，那不太没来由了吗？
这样，我们就又可回到“纷纷”二字上来了。本来，佳节行路之人，已经有不少心事，再加上身在雨丝风片之中，纷纷洒洒，冒雨趱行，那心境更是加倍的凄迷纷乱了。所以说，纷纷是形容春雨，可也形容情绪；甚至不妨说，形容春雨，也就是为了形容情绪。这正是我国古典诗歌里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一种绝艺，一种胜境。
前二句交代了情景，问题也发生了。怎么办呢？须得寻求一个解决的途径。行人在这时不禁想到：往哪里找个小酒店才好呢？事情很明白：寻到一个小酒店，一来歇歇脚，避避雨；二来小饮三杯，解解料峭中人的春寒，暖暖被雨淋湿的衣服；最要紧的是，借此也能散散心头的愁绪。于是，向人问路了。
是向谁问的路呢？诗人在第三句里并没有告诉我们，妙莫妙于第四句：“牧童遥指杏花村”。在语法上讲，“牧童”是这一句的主语，可它实在又是上句“借问”的宾词——它补足了上句宾主问答的双方。牧童答话了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以“行动”为答复，比答话还要鲜明有力。
“遥”，字面意义是远。但我们读诗的人，切不可处处拘守字面意义，认为杏花村一定离这里还有十分遥远的路程。这一指，已经使我们如同看到。若真的距离遥远，就难以发生艺术联系，若真的就在眼前，那又失去了含蓄无尽的兴味：妙就妙在不远不近之间。“杏花村”不一定是真村名，也不一定即指酒家。这只需要说明指往这个美丽的杏花深处的村庄就够了，不言而喻，那里是有一家小小的酒店在等候接待雨中行路的客人的。
诗里恰恰只写到“遥指杏花村”就戛然而止，再不多费一句话。剩下的，行人怎样地闻讯而喜，怎样地加把劲儿趱上前去，怎样地兴奋地找着了酒家，怎样地欣慰地获得了避雨、消愁两方面的满足和快意……，这些诗人就“不管”了。他把这些都含蓄在篇幅之外，付与读者的想象，由读者自去寻求领会。他只将读者引入一个诗的境界，他可并不负责导游全景；另一面，他却为读者展开了一处远比诗篇所显示的更为广阔得多的想象余地。这就是艺术的“有余不尽”。
这才是诗人和我们读者的共同享受，这才是艺术，这也是我国古典诗歌所特别擅长的地方。古人曾说过，好的诗，能够“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拿这首《清明》绝句来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当之无愧的。
这首小诗，一个难字也没有，一个典故也不用，整篇是十分通俗的语言，写得自如之极，毫无经营造作之痕。音节十分和谐圆满，景象非常清新、生动，而又境界优美、兴味隐跃。诗由篇法讲也很自然，是顺序的写法。第一句交代情景、环境、气氛，是“起”；第二句是“承”，写出了人物，显示了人物的凄迷纷乱的心境；第三句是一“转”，提出了如何摆脱这种心境的办法；而这就直接逼出了第四句，成为整篇的精彩所在—“合”。在艺术上，这是由低而高、逐步上升、高潮顶点放在最后的手法。所谓高潮顶点，却又不是一览无余，索然兴尽，而是余韵邈然，耐人寻味。这些，都是诗人的高明之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的地方！
读《史记》有感——这标题真是巨大无比，虾蟆吃天，且看他如何下口：“试课阳坡，春后添栽，多少杉松。”——谁也想不到，此篇竟会是这样一个开头：词人悠哉优哉，踱到自家庄园的南山坡上来核检开春后新栽树木的棵数了。此情此景，实即辛弃疾同调词《灵山齐庵赋》中之所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见出作者此时也已告老还乡。但这和读《史记》有什么关系？让我们耐着性子再往下看：“正桃坞昼浓，云溪风软，从容延叩，太史丞公。”——啊，原来在这之前词人确曾研读《史记》来着，不但读了，而且还有许多感想，这不，他乘着春光明媚，东风和软，悠到当然挨得着。这就叫文学艺术么。
君不见刘过有一首《沁园春·斗酒彘肩》词，把唐代白居易、北宋林和靖、苏东坡都找来，与自己（南宋人）在西湖聚会吗？文学就有这种思接千载、打破时间、空间的法道。在这首词中，实则词人只不过把眼前的深邃山林看作司马迁罢了。同上引辛弃疾词就有“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的形象比喻，程词仍由此生发而出。
词人究竟向司马迁叩问了些什么呢？其一：“底事越人，见垣一壁，比过秦关遽失瞳？”——《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春秋时名医秦越人服了神人长桑君给的灵丹妙药，从此能“视见垣一方人”，即隔墙见人。靠着这双魔力无边的神眼，为人看病，尽见五脏症结之所在。后入秦都咸阳，秦太医令李醯自知医术不如，遂使人刺杀之。对此，词人质疑道：越人既能洞察他人肺腑，为什么看不出李醯有谋杀他的用心？难道说他的“x”光透视眼一入秦国便不灵了么？其二：“江神吏，灵能脱罟，不发卫平蒙？”——《史记。龟策列传》载长江神龟出使黄河，中途被宋国的渔人以网捕获。龟乃托梦给宋元王，向他求救。王遣使者自渔人处求得此龟，正要放生，宋博士卫平却说此龟乃天下之宝，不可轻易放过。于是元王便剥龟甲为占卜之具。这个故事，词人认为也难以置信；龟为江神使者，其神异乃能托梦给宋王，从而逃脱渔人之网，却为何不能令卫平增智，使自己免遭杀身之祸？
如此叩问，真是闻所未闻！这哪是什么“请教”？套用一句大白话，诚所谓“一根筷子吃藕——专挑眼儿”了。《史记》能够这样去读么？其实，以上二问，不过是词人抖出的两段“包袱”，无非“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辛弃疾《西江月。遣兴》）之意，实质性问题还在下阕：“休言唐举无功，更休笑丘轲自阣穷。”——战国时，燕国人蔡泽四处干谒诸侯，皆不见用，遂请唐举相面。唐举见其形象奇丑而挖苦他。但蔡泽自信必能富贵，并不因此而自卑，乃继续游说不已，后终得秦昭王赏识，拜为丞相。事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与蔡泽相比，孔丘、孟轲的运气要糟得多，是地地道道的“倒霉大叔”。他们周游列国，竭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却无功而返，只好退而著书。见《史记》的《孔子世家》及《孟子荀卿列传》。读了上述几篇人物传记，词人的感想是：不要因为蔡泽的富贵而去评说唐举的相面术没有功效，更不要由于孔、孟的穷困潦倒而去笑话他们缺乏能耐。一言以蔽之，政治上的显达也罢，沉沦也罢，都不值得关注。此话怎讲？待我们读了下面几句再说。
“算汨罗醒处，元来醒里；真敖假孟，毕竟谁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忠于楚国，直言极谏，先后遭到怀王、顷襄王的放逐。他披发行吟于洞庭湖畔，面容憔悴，形容枯槁，有渔父问其何故至此，他答道：“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又《滑稽列传》载春秋时楚国贤相孙叔敖为官廉洁，死后家无余财，其子只好靠背柴度日。于是滑稽演员优孟便妆扮成孙叔敖模样，往见楚庄王。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欲以为相。优孟诈言回家与妻子商议，三日后答复庄王说：妇言楚相不足为。孙叔敖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国，使楚王得以称霸诸侯，但他死后，儿子却没有一席之地。与其作孙叔敖，还不如自寻短见呢。庄王闻言大惭，遂赐孙叔敖之子封地四百户。四句语意紧承上文，略谓：细细想来，屈原自以为清醒，其实这正说明他的沉醉，因为他还没看破红尘，还执着于政治啊！从政有什么意思？君王们向来妍媸不分。请看，真孙叔敖和假孙叔敖，楚王到底封的是谁吧！读到这里，我们总算恍然大悟了：词人并非真的在和司马迁抬杠，正相反，他是把司马迁看作同调，在向那牢骚满腹的太史公倾吐自己的满腹牢骚呢。读其《洺水词》中《水调歌头主战的爱国之士；观》洺水集《里论备边、蠲税诸疏，又可知其拳拳于国计民瘼，是立朝以经时济世自任的名臣；及览》宋史《本传，更可知其晚年因受奸相史弥远的猜忌，处处受别于人，因此屡请退休养老。知人论世，我们不难理解词人读》史记《时何以会有这样的感慨。
作者的问题业已提尽，牢骚也都发完，现在该轮到司马迁作答了。可是——“太史亡言，床头酿熟，人在晴岚烟霭中。”——司马迁竟然不赞一辞！是被词人问得无言以答，还是对词人的“高论”表示默许？或者，两方面兼而有之？这些都不必深究，反正词人想说的话俱已说出，可以从精神苦闷中自我解脱了。
家酿新成，正堪痛饮；山林晴好，不妨优游。于是作者勒回野马般的思绪，依旧去检阅自家的杉松：“新堤路，喜樛枝鳞角，夭矫苍龙。”——看，那新堤路上枝干弯曲绞结的松木，树皮如鱼鳞，丫杈似虬角，形状象夭娇的苍龙，多么可爱！词人终于在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中暂时平息了对于世事的不平之鸣。
这首词，以记叙文的笔法写议论文的题材，把易流于呆板的内容写得极其活泼；以旷达的笔调写愤懑的心胸，把易失之浅露的情怀写得十分深敛。笔力遒劲，笔势飞舞，笔锋犀利，笔墨停匀。以叙事起，以绘景结，步步推进，徐徐引去，而中间说理，过片不变，反复论难，纵横捭阖，结构奇特，章法别致，波涛起伏，妙不可言，确能使人耳目一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洺水集》谓程珌“诗词皆不甚擅长”，就总体而论是客观的，但三流作家有时也能写出一两篇质量较高的作品来，操选政者宜披沙简金，勿使有遗珠之憾可也。
“秋草生庭白露时，故园诸弟益相思”，值此白露时节，秋草已生满庭院，更加思念远在长安的亲人。“秋草”、“白露”更加形象的体现出秋天的清冷，为下文抒别情离思定下基调。南朝宋诗人谢惠连有《捣衣》诗，亦写秋景秋意，其中有云“白露滋园菊，秋风落庭槐”，韦诗与之如出一辙。所不同者，谢诗写思念丈夫，韦诗写思念诸弟而已。
唐代草书大家怀素与韦应物生活在同一时代，年岁也相仿。据说怀素在寺院附近种有一万多株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蕉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由于没日没夜地练，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个办法，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肤迸裂，他还是在所不顾。写完一处，再写另一处，从未间断。这就是有名的怀素芭蕉练字的故事，在当时就颇为流传。诗人戴叔伦比韦应物大五岁，晚年上表请为道士，他写过一首《赠鹤林上人》绝句：“日日涧边寻茯苓，岩扉常掩凤山青。归来挂衲高林下，自剪芭蕉写佛经。”可见在芭蕉叶上写字、抄经卷在当时已形成一种风气。据统计，“芭蕉”意象在《全唐诗》中出现过七十次，多与思人有关。诗人于百无聊赖中，乃于芭蕉叶上题诗。“独”字的运用更突现思弟心情之急，更见情深意长。
这首诗并无太高深的思想，也无特别突出的艺术技巧，只是以“芭蕉题诗”一句画龙点睛，表达出一种生活化的细微感触和情怀。其实，中国的古诗，都特别富有这种“琐屑”的韵致。这种“琐屑”，可以是感情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上的。感情往往因为平淡而愈显得真实，没有大喜大悲的做作，只是平心静气，节制简洁。不仅如此，在遣词布局上，韦诗也都以淡泊质朴见长。总之，用琐屑细致的描写手法来表达自己深沉的思想情感，没有磅礴的气势，却以微小的细节打动人；没有华丽的语言修饰，却在平淡中见真知，这是韦应物写诗的一大法宝。与之相比，韩愈喜欢剑走偏锋，用一些怪的字句，不免有逞奇之弊。白居易的诗虽然平易，但在布局上往往过于讲究回环曲折，与韦诗相比，又少了一份古朴温厚之气。
这首诗与《七律·咏贾谊》是姊妹篇。首句写贾谊杰出的才华“世无伦”，次句猛转写贾谊遭贬，三四句写对贾谊的死不以为然，表达对贾谊因自责和哀伤而死表示了无限的痛惜之情。诗题直用人名，不曰“咏”，不曰“叹”，不曰“悼”，纯以中性形态出之，此为“藏锋”之法。情在诗中，不假诗题以张扬。
“贾生才调世无伦”开门见山，高度赞扬了贾谊杰出的才华，并下了一个“世无伦”的定位。在这里作者化用了李商隐《贾生》中的“贾生才调更无伦”成句，只改动一字，易“更”为“世”，就使境界拓宽了许多，“更”为比较说法，“世”为历史品评，议论入诗，一言九鼎，更加实在地肯定了贾谊无与伦比的才华。
“哭泣情怀吊屈文”猛转为贾谊遭贬，概写贾谊被贬至长沙任长沙王太傅时，曾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写过《吊屈原赋》，借凭吊屈原抒发了愤世伤时之情和怀才不遇之感。一句诗，追怀两个历史人物。贾谊被贬，与屈原被逐，势不同而运同。贾谊吊屈原，这叫同命相怜。故《汉书·贾谊传》亦说：“追伤之，因以自谕”。毛泽东注意到这一点，将二人并写并论，是体认到历史的不公正性和正人君子的命运多舛。
“梁王堕马寻常事”作者平静讲述梁王堕马而死不是稀奇的事情。汉文帝把贾谊召回长安，很看重他的才学及品德，任命他为梁怀王刘胜的太傅。后来梁王堕马而死，这是一次意外事故，贾谊有责，仅为护理不周。文帝不责，贾谊自责，或性格中“认真”的成分太重，或律己的“压力”太大，一遇变故，万念成灰。这是贾谊深受儒家“忠恕仁义”思想影响，实践其舍生取忠取义的愚忠信条。本来梁王坠马而死不是什么特别不得了的事情，竟然令贾谊哀伤致死。
“何用哀伤付一生”笔锋一转，又回到贾谊身上，惜贾谊宏才不用，惜贾谊因“寻常事”而死，归结为惜人才。“付一生”与“寻常事”对照鲜明而强烈，从而表现了诗人对才华绝世的贾谊因“梁王堕马”而哀伤早逝的深深惋惜之情。“才调世无伦”的贾生竟然因此哀伤而死，实在令人难以接受。结尾一句有诗意未尽之效，留给了读者许多想象的余地。同时也是作者发动“反右”的一种“自我坦白”。
全篇以议论为主，也夹杂着作者似赞似怜，亦颂亦讽，既赏爱又痛惜的复杂而含蓄的情感，作者的这种相反相成的情感是对贾谊才华与命运之反差的悲叹。贾谊的《治安策》对历史与现实作了深入透辟的分析，提出了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重农抑商，抗击匈奴等重要的举措，而文章的开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既透露了贾谊忧国忧民，感时伤事的情怀，却也显示了其性格的柔弱、脆弱，这既成就了贾谊，也伤害了贾谊，是其性格的悲剧，也是其命运悲剧的原因之一。
整首诗反映了作者对贾谊“世无伦”的才华十分赞赏，对其怀才不遇、仕途受挫、未获重用、早亡，非常惋惜；同时对贾谊那种自伤、脆弱、愚忠、迂腐的性格作了委婉的批评。语言明白流畅，化用前人诗句，洒脱自如，韵味深长。
上片，写词人再次来杭复又离去，在饯行席上产生的依依难舍的心情。第一、二句交代行踪，表白恋情。“旧路”表明东坡重来杭州，“刘郎”词人自指，引刘晨、阮肇人天台山采药遇仙而隔世的故事，表明人世沧桑，时事速变。不说词人再来杭州，已是踪迹渺然，而只说刘郎来又去成为“应恨”。“来又去”，包涵着词人黄州生活之后的仙道缥缈的生活色彩。“别酒频倾，忍听阳关第四声”，写饯行席上的盛情，酒一杯一杯地倾倒，忍听着别后那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离别之音。字里行间，饱含着词人对杭州的眷恋，对西边的京城朝廷生活的厌倦之情。
下片，承上一转，进一层渲染“怀恋”杭州“仙乡”般的生活能否重新获得。“刘郎未老，怀恋仙乡重得到”，写词人第二次来杭州，“仙乡”重现，发现自己青春“未老”的喜悦心情。“重得到”的是词人特别值得“怀恋”的“仙乡”道佛生活。在他经历黄州的大劫之后，再次来到杭州，实是万幸万幸。最后两句。写词人仍心有余悸：怕只怕朝廷“因循”旧路，诬陷忠良，我东坡这次别离杭州，不知能不能“前度刘郎今又来”，能不能再度见到“劝酒人”。然而历史是无情的，真的应验了。东坡自此以后再没有到过杭州了：“草树总非前度色，烟霞不似昔年春。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见当时劝酒人。”
全词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再现了词人第二次离开杭州前的矛盾心情，意欲复朝而又“怀恋”杭州。尤其引用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仙而隔世的故事，恰到好处，让整个词篇充满了仙道色彩，从中可以窥见词人惊魂未定的矛盾心绪仍未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