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词人与恋人分开后的现状。“槐阴添绿”揭示了时间，“添”为新添，即槐树新添绿色，所以此时应为春季。与后文“正春睡难足”所揭示的时令相符。“雨馀花落”描绘了一幅冷凄之景：被雨淋落的花瓣洒落一地，雨后天地气氛冷冷清清。此句为下文奠定了凄凉的基调，“酒病相续”，词人因消愁而饮酒，因饮酒而生病，所以“相续”。与恋人分别后词人生活是如此地痛苦不堪，终日只能借酒消愁，又因饮酒过度而生病，生活几乎都在醉与病之间徘徊。闲时出外散心，寻见一对杏树，这对杏树仿佛象征着一对相爱的恋人，词人因此驻足凝望。他看到的是：“池塘暖、鸳续浴。”温暖的池塘里，一对鸳续在里面畅游，鸳续成双成对、恩恩爱爱的场景，一方面令词人羡慕，一方面又勾起他的烦心往事。此情此景使其不忍再看下去，只得怀着愁苦心情离去，回内室小睡。但因心事终难排解，所以“正春睡难足”，辗转难以入眠。虽有好梦，梦到与恋人相会，但醒来一切随梦而去，无一物真实可感可触，梦中一切都成虚空，使人不禁感叹万千，帘帐围掩着绣有花饰的卧榻，空荡荡的卧榻上只留下词人的凝目沉思。
下片写词人在“金华坐”内的沉思，他回想过去，感叹现在。“当时共赏移红烛”，以前二人在一起时一边“移红烛”一边“共赏”。“共赏”在此处省去了宾语，所以“共赏”的对象可以更多更丰富，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向花间、小饮杯盘促”，此为二人恩爱的又一场景，面向花丛，一杯接一杯地饮酒，一杯接一杯的豪饮表现了词人愉悦的心情。“蔷薇花下曾记”是“曾记蔷薇花下”的倒装。记得往日在蔷薇花丛中，恋人以绣有凤凰的衣带要词人题写诗词。“别后厌厌”，分别后，恋人亦终日精神不振，与后文“应是香肌，瘦减罗幅”相呼应。本来是丰盈的肌体，却因相思而日渐消瘦，只瘦得罗裙要裁减了才能合身。最后一句“问燕子、不肯传情，甚入华堂宿”，看似埋怨燕子，实则是词人心中烦恼的一种发泄。燕子并不懂人情，“不肯传情”也是常情，只是因为词人相思的苦恼无处发泄，便将一股怨气转嫁到燕子身上而已，颇有指桑骂槐的意味。
全词委婉含蓄，“雨馀花落，酒病相续”与李清照《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的感情氛围有相似之处。虽依旧是儿女柔情，却又与柳永的依依惜别不同，而是追忆旧时旧伴的欢愉时光，蔷薇花下，燕子堂前，如今终究难寻，只余下无限惆怅，与唐玄宗如出一辙。
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
诗的前两句写边镇少数民族将领的逸乐，后两句写关西老将长期征战之苦。诗人把“黑姓蕃王”与“关西老将”作鲜明对照，表现了汉、蕃两族将领的苦乐不均，这首诗就上升到了政治层面，使诗歌境界得到了提升。
“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两句写边镇少数民族将领的逸乐。从三个方面写黑姓蕃王的生活：一是穿着：貂鼠裘以示名贵；二是宴饮：写纵荡不羁；三是玩物：葡萄宫锦以示器物的奢侈。写边镇蕃王，不去写他的军事生活，而是选择一些细节写他的享乐生活，可以看出他们的地位，他们的骄纵。
“关西老将能苦战，七十行兵仍未休。”两句写关西老将长期征战之苦。“能”，主要不是说具有能力，而是说其不得已。一个“苦”字，是关西老将全部征战生活的写照。“七十”，写出了老将年迈而非确指。“仍”概括了老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征战生活，“苦”字自在其中。写“关西老将”专写其征战生活，与“黑姓蕃王”适成鲜明对照。“黑姓蕃王”逸乐如彼，“关西老将”苦战如此，诗人因而感慨。诗中仅把两种鲜明对照的现象作客观罗列，而写的实际是诗人所感。
岑参这篇作品以自己边地所见把“黑姓蕃王”与“关西老将”作鲜明对照，表现了汉、蕃两族将领的苦乐不均，这样，这首诗就上升到了政治层面，使诗歌境界得到了提升。
“屏风”是室内挡风或作为障蔽的器具，为美观设计，上面一般都绘有图画或写有文字，所以它在使用中还有书画的艺术价值。这首诗看似咏“屏风”，实际上是咏“屏风”上怀素的草书。它“通过生动精辟的语言形式，极其深刻地描述了怀素草书的飞动气势和苍劲形象，以及它那无穷的生命力。是为唐人论书名篇之一”（洪丕谟《书论选读》）。
怀素，字藏真，湖南长沙人。原姓钱，幼年便出家做了和尚。生卒年月不可考，活动当在公元八世纪，即唐代中叶。他曾师事张旭、颜真卿等著名书法大师，勤奋好学，后遂以狂草知名，兴到笔运，如骤雨急旋，随手万变，而合乎法度，成为一代大师。他的草书名盛一时，到后来，他的书迹更为人所珍爱，虽片纸只字，亦价值连城。他留存下来的墨迹有《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和《千字文》等，皆系草书，有影印本传世。其中尤以狂草《自叙帖》为最出众有名。
怀素的草书到了韩所在的晚唐、五代，愈来愈为世所珍爱。韩偓不仅精于诗歌，对书法也有一定造诣。据宋代《宣和书谱》卷十载：“考其（指韩偓）字画，虽无誉于当世，然而行书亦复可喜。尝读其《题怀素草书诗》（按即《草书屏风》）云云，非潜心字学，其作语不能迨此。后人有得其《石本诗》以赠，谓字体遒丽，辞句清逸。”由于韩偓对书法有爱好和研究，因而他对怀素遗留在屏风上的草书墨迹表示了极大的爱好。
“何处一屏风？分明怀素踪。”
一开始就以问句突起，好像十分激动地在问主人：“您从哪里得到的这个屏风啊？”惊喜万分之态，溢于言外。而且紧接着就立刻判断，这个分明是怀素的笔迹（“踪”是踪迹，这里指笔迹）。这充分说明他平日对书法极为留心，尤其是对怀素的草书风格十分熟悉，如故人相逢，一眼便认了出来。接下来，作者在惊喜中对屏风上的整幅墨迹作了审视。
“虽多尘色染，犹见墨痕浓。”
前一句从“尘色染”中，看出墨迹流传已久，古色古香，弥足珍贵；但由于长期辗转流传，字幅上侵蚀了尘色，有些斑驳，诗人在极端爱惜中也流露出一丝惋惜之意。后一句说虽然蒙上了很多尘色，但还是可以看见那浓黑的墨迹，从“墨色浓”三字中，仍满含着诗人的惊喜爱惜之情。这里一个“浓”字，生动地描述出怀素草书中那种笔酣墨饱、痛快淋漓的特点，已经把整幅字中体现的风格和意境初步传达给读者，十分形象准确。
前四句一句一转，“何处”、“分明”、虽多”、“犹见”，在转折中步步顿宕，峰回路转，引人入胜，作者的惊悦之情在诗行中不停地跃跃。但一气贯通，流转自如，其欢欣的情绪，犹如一条活泼的小溪，在曲折中畅流而下。这四句显得极为自然，完全是一片真情的流露，读来仿佛如见当时情形。到后四句，作者采用比喻的手法，对字幅中的点画作了具体描述，把这一高度抽象的艺术，十分具体、形象地再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具有怀素书法的特点，使人欣赏赞叹不已。
“怪石多秋涧，寒藤挂古松。”
这两句先是从点画来赞美怀素书法的刚劲有力。前一句是说怀素草书中的点，好像怪石正在向秋涧多走。这一比喻形象奇特，但有由来。晋代卫夫人（笔阵图）说：点，要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这里在“石”前加一“怪”字，就表明它不同一般，体现出怀素草书的“狂”的特色。在“怪石”与“秋涧”间着一“多”字，充分表现了草书中“点”画在映带时那种迅疾有力的动势，十分形象生动。后一句是说怀素草书中竖和弧钩笔画，真像枯藤（即“寒藤”）挂在古松上，这个比喻从欧阳询来。欧阳询《八诀》说：竖，要如“万岁之枯藤”；弧钩，要如“劲松倒折，落挂石崖”。“藤”、“松”已有劲健意味，再用“寒”、“古”来形容，就更具苍劲感。两句中虽只点出点、竖和弧钩这些个别笔画，但却在怀素草书中具有代表性，其他笔画概可想见，那种中锋运笔时饱满、刚劲、浑厚的效果，鲜明地凸现出来。而且，这些“怪石多秋涧，寒藤挂古松”的点画，构成了狂放、豪纵的整幅气度，无一字不飞动，无一字不活泼，体现了生动活泼的气韵。这是书法作品中很难达到的高妙境界。这屏风上生动的草书，激动着诗人的心，不禁萌发奇妙的想象。
“若教临水畔，字字恐成龙。”
如果把屏风搬到水边，每个字恐怕都要化成龙，游到水里去了。这一想象更为奇特，但也并非无来处。古人把写草书比为“笔走龙蛇”，如李白《草书歌行》：“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因为笔画的盘绕曲折，有如龙蛇迅速有力的游动。从这个比喻中，可见怀素草书是何等的笔势飞矫，生动活泼，显现了旺盛的活力。另外，古人常以“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来比喻“书圣”王羲之的字，此处隐然以怀素比王羲之，可见推许之高。“恐”字，不仅有估计的意思，也还恐怕它真化为龙，从水中飞走，而失去这珍贵难得的字幅的意思，有一种风趣的意味隐含其中，曲折委婉地表达了对怀素草书遗墨的万分珍爱之情，使前四句那种惊喜神情一直贯穿到结束，全诗洋溢着充沛的激情。诗人从屏风写起，然后写怀素草书，写怀素草书又先表现整体感觉，然后再以形象的笔墨作具体的描述，全诗层层深入，步步递进，最后又以神奇的想象结尾，留下回味不尽的余意，同篇首暗中照应，在章法上显得严谨、完整，表现出精心的安排。特别是形象的生动描写，激情的强烈抒发，使全篇荡漾着盎然诗意，语语动人心弦，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