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房宫赋》被选入《古文观止》卷七，编选者指出这篇作品“为隋广（隋炀帝）、叔宝（陈后主）等人炯戒，尤有关治体”，很有见地；但由于对杜牧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态度缺乏了解，还未能准确地揭示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这篇作品的思想意义。此赋运用典型化的艺术手法，在不长的篇幅中，将宫殿建筑之恢弘壮观，后宫之充盈娇美，宝藏之珍贵丰奢，表现得层次分明而具体形象，由此得出秦始皇之所以统治不能久远，即在于暴民取材、不施仁爱的结论，为当时最高统治者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警示。全文除了具有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外，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从内容结构上看，此赋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写阿房宫的雄伟壮观。
开篇先用四个三字短句领起，音节紧凑，气势不凡，达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这12个字，既写出了秦始皇一统天下的豪迈气概，也写出了阿房宫兴建营造的非同凡响，语言简练到不能删削分毫的程度，笔力千钧。接下来从全景到本体构筑，写阿房宫的雄伟壮观。“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勾勒出阿房宫占地广阔、凌云蔽日的宏伟气势，给人一个总体的印象。“出山北构而西折”四句，写阿房宫是依着山势、就着水流而修建的，仍然突出了它利用自然、巧夺天工的气派。以下由写渭水和樊川的“流入宫墙”，自然地过渡到写阿房宫的建筑特点。其中实写了楼阁、廊檐，描绘得细致入微；虚写了长桥、复道，想像得神奇瑰丽。然后用夸张和衬托的手法，借写歌舞的冷暖，描述阿房宫“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的怪现象，陪衬出它的宏大宽广。
第二段，写阿房宫里的美人和珍宝，揭露秦朝统治者奢侈的生活，为下文的议论设伏。
先写“妃嫔”的由来，说明是“六王毕，四海一”的结果，照应篇首。作者一连用了“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等六组排比句式，写宫人梳妆打扮、“缦立远视，而望幸焉”的凄惨生活。镜如明星，鬟如绿云，“弃脂”涨渭水，焚椒兰成烟雾。这些生动的描写，既表现了宫女命运的悲惨，也揭示了秦始皇生活的骄奢淫逸。“燕赵之收藏”以下，由写人的被欺辱转而写物的被践踏。在这里，原来六国珍藏的玉石金鼎，像土块、铁锅一样堆弃着，“秦人视之，亦不甚惜”。
第三段，由描写转为议论，显示出作这篇赋文的本意。
先以“嗟乎”发出感叹，对比人心事理，指出“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进而质问道：“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接着，用了六组“使……多于……”的比喻句排比，尽情地揭露了秦王朝的奢靡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经过重重铺垫，笔锋一转，让“不敢言而敢怒”的“天下之人”同“日益骄固”的统治者进行较量，结果阿房宫成了一片焦土。
第四段，总结六国和秦灭亡的历史教训，向当世统治者发出警告。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这是说“人同此心”，但继之而来的“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却对秦统治者的残民以自肥作了有力的抨击。以下数句尤其精彩：“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是紧承“嗟乎”以下各句而来的。“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两句，“秦”“人”并提。接着以“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的愤慨语总括秦的纷奢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然后用“使”字领起，摆出一系列罪证。秦统治者剥削、压迫人民的罪证是不胜枚举的。文学创作的特点在于通过个别表现一般，因而在一篇作品中也用不着从各方面罗列罪证。作者写的是《阿房宫赋》，即从阿房宫着笔，就前半篇的叙写作出了逻辑的推演。一连串用准确的比喻构成的排句，形象地表现了“秦”与“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一乐一苦的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一句句喷薄而出、层层推进，到了“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已将火山即将爆发的形势全盘托出。再用“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从反面一逼，便逼出“戍卒叫，函谷举”的局面，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终于埋葬了统治者。而供统治者享乐的阿房宫也随之化为灰烬。
作者写《阿房宫赋》，其目的是给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为了丰富历史教训的内容，从“六王毕，四海一”以下，一直是既写秦又不忘六国。就章法说，以秦为主，以六国为宾；就思想意义说，以六国为秦的前车之鉴。阿房宫中的无数美人，乃是六国的“妃嫔”；阿房宫中的无数珍宝，又是六国“取掠其人”的长期积累。六国一旦灭亡，则美人“辇来于秦”，珍宝“输来其间”；那么，秦一旦蹈六国的覆辙，又将怎样呢？秦不以六国为鉴，终于自食其果；那么，当时的统治者又走秦的老路，难道会有什么更好的结局吗？写到这里，真可谓“笔所未到气已吞”！接下去，还不肯正面说破，却以无限感慨揭示出六国与秦灭亡的原因：“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既指出六国与秦的所以亡，又指出倘能“各爱其人”，就不会亡。这才将笔锋转向“后人”──主要是当时的统治者：“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行文至此，作者以饱含激情的笔墨成功地表现了他的创作意图。结句更有言尽意不尽的特点。
结尾的一段议论也是有所借鉴的。《汉书》卷七十五载京房对汉元帝说：“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周幽王、周厉王）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悟乎？……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通鉴·唐纪·贞观十一年》所载马周的议论也与此相类似：“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
不难看出，杜牧“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议论，是和京房、马周的议论一脉相承的。后人只“笑”前人、“哀”前人，却不肯引以为鉴，硬是要蹈前人的覆辙，就只能使“后人而复哀后人”、复“笑”后人，这的确是可悲的。
从艺术手法上，此赋运用了以下手法。
一、想像、比喻与夸张
阿房宫毁于战火，其形制如何，早已无人能够说清，《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见“有关资料”霍松林的《〈阿房宫赋〉鉴赏》引文）也不很详。这给写“阿房宫”造成了困难，但却给作者留下了驰骋想像的空间。可以说，杜牧在这篇赋中艺术地再造了阿房宫。无论是对楼阁廊檐的工笔细刻，还是对长桥复道的泼墨挥洒，都是出自想像。这些奇特的想像不但不给人以造作之感，反而能带动人沿着他开辟的路径走下去，在头脑中活现当年这座宫殿的盛况。这种效果的取得，和本文运用生动的比喻、大胆的夸张有直接关系。如“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一段出于想像，既是比喻，也是夸张，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描写、铺排与议论
从整体结构来看，此赋前两段以描写为主，后两段以议论为主。前面的描写是为后面的议论作铺垫的。但是，无论描写还是议论，都大量采用了铺排的手法，叙事言情，极尽其致，气势夺人，令人耳目一新。描写中铺排的例子，如“明星荧荧，开妆镜也”一段；议论中铺排的例子，如结尾一段的正反述说。这固然是赋体的传统写法，但值得称道的是杜牧没有像编类书一样堆砌相同词语，而是写得不繁缛冗杂，恰到好处。
三、骈句散行，错落有致
此赋发挥了骈文的某些长处，如铺排、对偶、押韵等，但也大量使用单句散行，增强表现力。如在用了“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六个四字句后，接以“盘盘焉，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一个散行的长句。这样，句子整散结合，长短不拘，节奏鲜明，更富于表现力。
文章通过对阿房宫兴建及其毁灭的描写，生动形象地总结了秦朝统治者骄奢亡国的历史教训，向唐朝统治者发出了警告，表现出一个正直文人忧国忧民、匡世济俗的情怀。全文运用了想像、比喻与夸张等手法以及描写、铺排与议论等方式，骈散结合，错落有致。文章语言精练，工整而不堆砌，富丽而不浮华，气势雄健，风格豪放。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全诗大体可分为三层，开头六句叙述离长安西行情景；中间十六句叙述路遇宇文判官情景，最后八句叙述夜宿陇山情景。
诗的开头从离京西上军起。一开始就写浑骑的飞奔。“一驿过一驿”写路程的遥远，也透露着行进的迅速；“驿骑如星流”，写行进的迅速，包包含着路程的遥远。“如星流”这一比喻把飞驰的驿骑写得很形象。接着用“平明发咸阳，暮到陇山头”，对路程的遥远和行进的急切加以补充。以上四句从奔赴边关的急切方面写。以下两句则从奔赴边关的悲愁方面写：“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写抵达陇山及产生的感受。关于陇水，《陇头歌辞》说：“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诗人途经陇山，自然要产生古今相通的行役之情和思乡之感。如诗人在《经陇头分水》中写到的：“陇水何年有，潺潺道路傍，东西流不歇，曾断几人肠”。这正是“愁”的内容。以上点出题目“初过陇山”，写总的感受，以急迫而悲慨的情调引起全诗。
以下十六句写途中遇字文判官及双方交谈所得边地情景。诗中先以“沙尘扑马汗，雾露凝貂裘”来勾划出一个餐风宿露、鞍马风尘的骑者形像，为“谁家子”的出现蓄势；紧接着又用“西来谁家子”一向来强调，然后以“自道新封侯”来点明骑者的身份与心理。“沙尘”、“雾露”两句可见旅途之艰辛，而“自道”一句却又见骑者的兴奋与自豪，在上层“呜咽令人愁”的基础上，格调为之一转。“前月发安西”以下八句是骑者即字文判官叙述沿途情景。先以四句写路途的遥远，又以两句写天气的恶劣，再以两句写道路的坎坷艰难，从各个方面极写“塞垣苦”，描绘极为真切。边塞如此艰辛而逼出的却是极高昂的情调：“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这就直接揭示出骑者的内心世界，以身许国，公而忘私。这样，上面对边塞苦寒的极力铺写，就成为了突出骑者的必要铺垫。建安诗人曹植曾在《白马篇》中描写了一个“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哪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赴边战士的形象。在两诗的比较中可以看到，这种以身报国的爱国精神，是古今相遇的。这些诗句，为“西来”的骑者所“自道”，是戍边将土坦率真诚的表白，也是诗人对他们的赞许，其中也表现了诗人的胸襟。
诗的最后八句又收笔写陇山夜景和诗人心境。诗人以“山口月”写所见，以“溪流与松风”写所闻，构成苍凉荒寒的陇山夜景，用它来牵动、来烘托诗人的“离忧”。“别家赖归梦，山塞多高忧”承上两句夜景写愁怀，诗的情调为之一抑，真切传达出远离家乡的诗人的情怀，而最后两句：“与子且携手，不愁前路修”，情调顿时一扬，扣应题目“呈”字，以昂扬情调结束全诗。
全诗写初过陇山途中情景，时而有急促的行进，时而有深沉的乡思，时而有边塞的艰辛，时而有昂扬的斗志，使诗的情调如波浪汹涌，充分表达了初赴边塞的诗人复杂的情怀；而以“呜咽令人愁”开头，以“不愁前路修”结束，说明“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这种慷慨昂扬的格调乃是作品的主旋律。由于有深刻的切身体验，诗中写景写事写情都极为真切，生动地展现了当时戍边将士的生活图景和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