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思妇望着柳条而产生的纷繁思绪。“馆娃宫外邺城西，远映征帆近拂堤。”首句写柳树所在之地，“馆娃”和“邺城”，都是古时与美女有关的地方，西施曾居于馆娃宫中；邺城有铜雀台，杜牧《赤壁》诗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之句，曹操姬妾歌女，都住在此地。这里用这两个地名，不仅使人想见其树，更想见住在那里的美人。树与人暗自映衬，柳的娇美自在不言中，并含有思妇以美人自况之意。越觉己美，春思愈切，于是举目眺望，所见只是远近垂柳，拂堤映帆。次句写江岸之柳沐浴春风，飘拂多姿，思妇由征帆而想起远去的征人。“馆娃”和“邺城”，一南一北，构成跨度很大的空间，配合着流水征帆、大堤杨柳，构成一幅广阔渺远的离别图。而“馆娃宫外”与“邺城西”、“远映征帆”与“近拂堤”，句中自对，则 又构成一种回旋荡漾的语调，渲染了一种别情依依的气氛。
“系得王孙归意切，不关芳草绿萋萋”二句，是思妇由柳条而产生的奇异想象：芳草可以使游子怀乡，柳条虽不是芳草，然而它也像芳草一样碧绿，而且还有袅袅长丝，它足以牵住远游的人儿，使他思归更切。这种意境是很新颖的。但上文既然说杨柳拂堤，枝条无疑是既柔且长，用它来系住游子的心意，又是一种很合理的推想。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柳”与“留”谐音，折柳相赠，正是为了加强对方对于己方的系念。有这种习俗，又加上柳枝形态在人心理上所唤起的感受，就让人觉得 柳枝似乎真有此神通，能系住归心了。由此在趁势推进一层：“王孙游兮归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作者巧妙地借此说芳草没有能耐，反衬出柳枝神通之广大。
这首词不仅扣住《杨柳枝》这个词调咏杨柳，而且加以生发，决不沾滞在题上。词中的杨柳，实际上是系住游子归意的女子的化身。词中处处有伊人的倩影，但笔笔都只写杨柳；写杨柳亦只从空际盘旋，传其神韵，这是词写得很成功的地方。
篇首预设意脉
本文首句交代虎丘名胜的方位“去城可七八里”，诚然为一般记游散文所交代的文字，但为下文埋设了意脉。尽管“其山无高岩邃壑”，却因其“近城”而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人。这样，作者就确定了他的审美重心，不在林泉岩壑，而在游人旅客，以及他们纵游虎丘的情景图画。“箫鼓楼船，无日无之”，以“无……无……”的双重否定更见其肯定之意的句式，强调了日日如此、月月如此的频率和密度。“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在上文的意绪上递进了一层，突出了“月”“花”“雪”这三个时节对于游人的诱惑力量。作者所用“无日无之”“纷错如织”还是概括性较强的语言，所给予读者的是总体印象，而细致具体的描述则在后面进行，留下审美空间。
观感饶有新意
“而中秋为尤胜”，文意以“而”字形成转折，以“尤”字造成递进。描述经过几次的递进，中心便确定下来了。 需要指出的是，《虎丘记》不是某一次游览的当时实录，这从后文“登虎丘者六”的次数可以看出；也不是某一个中秋日的情景记实。从时间观念上看，显系事后追述；从空间观念上看，是六登虎丘的印象的综合描述。而综合印象中的特定意象则是虎丘中秋。这种记游散文的时空观念是饶有新意的。“每至是日”，就透现了这种非以某一中秋，而是概括几个中秋特征的审美意向。
情景墨色润畅
一旦进入具体的情景描述，作者就显得墨色润畅。笔态飞舞在虎丘山前山后，构成一幅全景俯瞰图。从“倾城阖户，连臂而至”开始，拉开了这幅全景图的描述画面。“衣冠士女，下迨踚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这里的“衣冠士女，下迨踚屋”把“倾城阖户”具体化了，作者特别点出“踚屋”，把下层市民也包括进去。在盛大的郊游行列中已有广大的市民参加，这反映了明代的特点，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就有类似的情景描绘。和古典的山水游记不同，和以单纯的自然景物描写不同，这里更多地表现了市民阶层的郊游生活，或者说，作者是把“衣冠士女”和“踚屋”的市井细民作为同一的对象来描述。作者不是从自然山水本身获取诗情(他明确地认为“其山无高岩邃壑”)，而是在“踚屋”市民参加的游览热潮中觅得了新鲜的审美感受。这种审美感受反映了明代审美理想和意绪的特征。“莫不靓妆丽服”的打扮装饰，“重茵累席”的席地而坐，“置酒交衢间”的旅游方式，都有浓重的世俗情味，较少古典色彩。
文势气沛畅达
作者在纵意描述之后，猛然拉成一个大镜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作者以远眺作为审美视点，在纵横交织的铺衍勾划中辅之以夸张，间之以比附，形成一气如注的滔滔文势。“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是空间范围的概括，形成画面的横向开阔感，吻合着远望的审美视觉特征。“从……至……”的提顿，一连出现“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 云泻”三句比喻中兼具夸饰的描绘。像梳齿一样靠拢的游人，是对其密度的形容。“檀板”暗勾下文“呕者百千”；“樽 ”隐联上文“置酒交衢”，内脉密合。如丘积、如云泻的比喻夸张，既是绘其郊游的特定情景，更是形容游客如云的盛况，服务于本段的审美重心，连用四个四字结构句，其目的是在蝉联而下的文句中形成文势的气沛畅达。
比喻虚实相间
行文至此，于“远而望之”四字，回拢到主体的视点上来，文气稍有提顿，遂发为奇颖的比喻句“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雁”句言其盛，“霞”句言其色，“雷”句言其声，声色交错，染色于画卷，倾声于画外，连珠式的四字结构句型，同样有文势的波荡，有主体赞美之意的浮动。比喻句的联缀，既形成气势的喷注，又使描述对象的瑰丽色彩及其喧阗声势具体化了。比喻是求取形象的确定内涵，而旋即跳成“无得而状”作为本段的收煞，意绪得以翻变，是从比喻的具体到抽象的概括，旨在说明这一切情景都是无法用比喻而得其盛状的。惟其用“无得而状”的模糊语，才更显示这幅云蒸霞蔚般的郊游图的美不胜收。
描绘具体细致
在全景图的空阔而舒卷的纵意渲染和鸟瞰拍摄之后，作者进入具体细致的艺术描绘。而这一艺术描绘在审美选择上的别开生面是扣住一个“唱(呕)”字，笔墨由疏放趋向深细。“唱”的听觉形象最能显示有市民层参加的虎丘中秋郊游的特征，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审美趣味。因而，本文审美重心的确定导源于主体的审美欣赏意识的定向功能，使中秋时节的虎丘情景描述在审美选择上显得别具一格，另奏风调。而这一大段描述又独特地借助于“布席之初”到“未几”“已而”“比至”的表示时间观念的词语的微变，带动出意象的轻转，使一幅幅情状图画冉冉扑来。而这一切，以“露”的笔墨出之，牵引了“藏”着的主体审美趣味的变化，其用笔如此，堪称精妙。中郎描述的这一声态情景是流动、变化的，即由繁闹到幽静。“声若聚蚊，不可辨识”，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嘈杂的声浪，莫之能辨，是中秋虎丘热烈情景的生动、具体的写照，但不是作者审美的最终目标，他所欣赏的是“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是“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可见，作者审美上所追求的是清幽而又明亮的声态。而这一声态又是产生于“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月影横斜，荇藻凌乱”的幽静而又雅丽的环境之中。声、色、境以明丽的格调和交融的整一形式出现，才是作者审美意趣的真正寄托者。他从这里获得了审美感受，确定了他独特的审美个性，他为之神驰和击节的不是钟鼓齐鸣的交响乐，而是轻悠亮彻的小夜曲。艺术作为主体对于客体的审美观照，作者的审美趣味在选择过程中显示出独特的主导作用，由此又产生出作者独特的审美评价：“听者魂销”，“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一大段作为全文描述重心，不是在横长的空间感上取胜，而是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上使意境导向深入，并以鲜明的层次加以显示。值得细加玩索的是，这一大段声态描述的时间、人数、主体审美趣味是密切融合而又同步推进的。布席之初──唱者千百，未几──数十人，已而──三四辈，比至──一夫。从不可辨识至音若细发，却响彻云际，境界每一移位，则主体审美情思便深入一层，如螺丝钻木，又如开沟掘井，直至审美的核心地带，发露最主要的审美情趣为止，即“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里时域的按步换形，带来审美趣味的登堂入室。 声态描述至此已是情尽意满，作者才突然抽出笔来，写到虎丘的自然山水景象，“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这一飞来之笔似与上文意脉不相关涉，大有突兀而起之势。而这一点恰恰体现了袁氏“公安派”的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信口而出，信口而谈”(袁宏道《与张幼于》)，兴之所至，不拘成法，显得洒脱自如，擒纵自便。到这一段，全文才写到游虎丘的主体“我”，这和传统的山水游记笔法大相径庭。而主体登临时的特点又不是径宣纸面，而是隐藏在直接形象之中，引导人们去体味间接形象的存在。
语言质直洁爽
“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天池山简直像是千顷云山的几桌一样，这是在形象与形象间的对比中加以突出，反衬出千顷云的高，也显示出主体审美视点的高。“面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这又显示出主体的视线之远。这一段直接描述虎丘剑泉一带的自然景象的文字，作者仿佛随意拈出，稍加轻涂，没有腴言芜词，一切显得质直洁爽，而一切又无不蕴含着主体的审美感受，成为袁宏道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叙小修诗》)的实践。例如，见千顷云之峻高，峦壑竞秀，生发出的“最可觞”的情趣；“过午则日光射人”所产生的是“不堪久坐”的感受；至于欲祠韦苏州、白乐天，却因事过境迁而未成，最终还是“兴阑”所致。主体的审美感受在所有物象的描述中成为归结点，这正体现了袁宏道山水游记的基本特色。 最后一段，就更具有感受性了。“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任吴县县令达两年时间，登临虎丘有六次之多。可见，他对虎丘山水的留连的感受之深，由此也透露了他写《虎丘记》是综合概括再加审美选择的构思特色。最后一次是“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这一次所见月是怎样的娇妍，因与主体感受的关系不大，就略而不写。
鄙薄官场生活
作者从“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情景中，感喟系之，“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显露了对官禄的鄙夷，这一点，跟他《与丘长孺书》所表达的对苟且蝇营的官场生活的鄙薄之情，同归一源。对官场生涯的目击，“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隔膜，深化着袁宏道的内心苦闷。这种隔膜使得他无法领略“听曲此石上”的迷人情趣。这是袁宏道审美个性和所处地位产生出来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在当时的特定内涵体现为感性和理性的冲突。而这一矛盾所引起的内心刺激，生发出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是“去官”，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他日”“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的决绝誓词，才有“解官，称吴客”的庆幸，才有“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的对月发问。六登虎丘，最后一次的刺激成为袁宏道呈请解官的重要契机。明乎此，我们才会明了这位以发抒主体感受为特征的“性灵说”的倡导者的审美个性的执著，也才会明了他辞官后审美个性得到无所拘制的发展写下《晚游六桥待月记》的原因所在了。作者写作本文的意图在于记述虎丘胜景，重点记八月半中秋之夜虎丘的清唱竞赛场景，表达他无官—身轻的闲适心情。
结语
总之，《虎丘记》以作者的感受作为内脉，这里有审美感受和环境的审美场的矛盾，这种矛盾本身就具有感受性质。通篇写山水少，写游况多，均发轫于作者的审美感受；文势时有腾挪，意象或作变化，一路写来，均有作者感受的隐隐跳跃。感受深者，则用墨如注；感受浅者，则微微点染，不受自然山水散文通常受客体对象规范的传统笔法，显示出审美感受作为观照万物的“性灵”特征。作者对世俗情趣的郊游浓墨泼洒，主体感受的往返流转，笔触章法的任情而为，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传达这三者都带有明代山水游记文典型的时代审美特征。
此词是作者怀念苏州去姬的词。
“梦醒芙蓉。风檐近、浑疑佩玉丁东”二韵，从盼望去姬归来兴起。芙蓉帐中梦醒，听到房檐风声，还疑似去姬衣带上玉佩丁东作响。
“翠微流水，都是惜别行踪”一韵，见景思人，写惜别之情。门前的青山绿水，都引发对去姬行踪的怀恋之情。“都是”二字，形容思念之深，映入眼帘的一切景象，都能勾起对爱姬的惜别之情。这里可能就他们分手之处，当时离别的行踪，念念不忘。
“宋玉秋花相比瘦，赋情更苦似秋浓”一韵，写相思之苦。宋玉有悲秋之赋，今日“我”的痛苦，比宋玉悲秋更苦，这是更进一层的写法。衬出对去姬怀恋的苦衷。作者喜用“瘦”字，如：“泪鸿怨角，空教人瘦”（《瑞龙吟》）；“玉痕消，似梅花，更清瘦”（《夜游宫》）；“诗清月瘦昏黄”（《高阳台》）。这大概受李清照名句“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绿肥红瘦”（《如梦令》）的影响。
“小黄昏，绀云暮合，不见征鸿”一韵，写时间转瞬已是黄昏日落，但仍不见鸿雁传书。
词的上片，从梦醒至黄昏，终日思念去妾，依依惜别、望归之情，渗透纸上。
“宜城当时放客，认燕泥旧迹，返照楼空”一韵，承上回溯爱妾初去之时，如今燕泥旧迹犹存，但已人去楼空了。一个“认”字，写出对去妾的念念不忘。“返照”与上片“黄昏”相应。此韵用顾况《宜城放琴客歌》典故，隐示作者苏州去妾之事。
“夜阑心事，灯外败壁哀蛩”一韵写今情。夜深人静，心事重重，室外破墙根下，蟋蟀哀鸣。一个“哀”字，衬托出心事的哀苦。以景衬情，情景交融。
“江寒夜枫怨落，怕流作，题情肠断红”一韵，承上进一步写“夜阑心事”。由秋枫叶落联想到红叶题诗故事。这是唐代盛传的良缘巧合的传说。唐宣宗时，舍人卢渥偶从御沟中拾到一片红叶，上面题有绝句一首，他就收藏在箱子里。后来宣宗放宫女嫁人，卢渥前往择配，恰巧选中题诗者，婚后，宫女在箱中发现红叶，卢渥方知题诗者就是他的妻子。（见范摅《云溪议》卷十）这个典故本极平常，作者用一“怕”字，反其意而用之，完全融入个人爱情悲剧。“怨落”与“肠断”都是作者的心理反映。这里见出活用典故的方法。
“行云远，料淡蛾人在，秋香月中”一韵，写去姬远在月中。这里连用“行云”、“淡蛾”，暗喻去姬，引发读者联想美女的形象。人在月中，可望而不可即，一个“远”字，写出作者相思的怅惘之情。
词的下片重点描绘作者的“夜阑心事”，“哀蛩”、“怨落”，把昆虫、植物拟人化，又活用红叶题诗典故，都反射出作者对去姬思念之深，怀恋之切。
这首词描绘作者终日思念去姬的心绪，在艺术手法上有两点较为突出。
一是见景生情：清晨梦醒，听风声、水声、观秋花，处处都引发惜别之情。又“小黄昏、绀云暮合”夕阳西下，不见传来书信，内心何其失望与惆怅。由“灯外败壁哀恐”，搅扰“夜阑心事”。见到月中桂树，联想到“行云远”人在月中。情景相融，意境优美。
二是活用典故：如“宋玉秋花相比瘦，赋情更苦似秋浓”，用一层写法，自己怀人之苦，甚于宋玉悲秋。又如“宜城当时放客”，用顾况诗意自喻苏州去妾之事，亦较自然。又如以红叶题诗之典，加一“怕”字，境界耐人体味。尾韵暗用楚王与神女相会之事以及嫦娥奔月故事，与作者思念去姬之情，也较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