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仲则于乾隆34年(1769)冬天到达湖南。他凭吊了汨罗江畔屈原、贾谊的祠堂,登临衡山,观赏了南岳风光。名胜古迹,振奋了诗人雄奇的意气,也引发诗人无限慨叹。虽然谒见了湖南观察使王太岳,但并未找到安身之地。终于在第二年春末夏初,怀着忧伤心情,“浮洞庭,由大江以归”。即将离开湖南时,面对浩浩洞庭,诗人写下了这首词。
洞庭湖烟波浩渺,水天相接。正如诗人在《洞庭行赠别王大归包山》中所云:“洞庭一泻八百里,浮云贴天天浸水。”词限于句式,仅用“湖天阔”三字,概括了这种境界。“清湘望断三更月”,诗人极目回望经过的湘水,依依不舍。“三更月”,言凝望之久,清凉的月光也给人凄凉之感。“猿声是泪,鹃声是血”,形容伤感之极。《水经注·江水》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名句,从此猿鸣与眼泪结下了不解之缘。《华阳国志》谓蜀帝杜宇化为杜鹃,声声哀鸣,乃至流血。白居易《琶琶行》把两者合而为一:“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猿声鹃声,血泪和流,是古代文学表示悲伤的典型事物。上片泛写伤感,下片月明离愁。
“清湘望断”,在久久的凝视中,浮现出湘水女神的形象。屈原《远游》云:“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湘灵鼓瑟成了人们神往的情景。唐代诗人钱起《省试湘灵鼓瑟》,对此作过描摹,其著名的结句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里的“曲终数月烟鬟没”,略作变化,曲终人杳,神女隐于湘水之中。烟鬟,指妇女鬓发,借指神女,喻其风神。“数月”,影影绰绰,不甚分明的样子,托出神妙气氛。湘水女神相传是大舜妻子娥皇、女英两姊妹。舜南巡不返,葬于苍梧之野,娥皇、女英思念不止,泪下沾竹,成为斑竹(见任昉《述异记》)。因此,“此间自古离愁窟”,娥皇姊妹与舜的生离死别成为千古悲剧,现在尚有“几丛斑竹,临江犹活”可证。用一个“活”字说明它曾惹起古今多少黯然销魂之感。
此诗为李贺组诗《马诗》二十三首的第十八首。诗中说,有匹生着旋毛的千里马,庸人们认不出,于是克减草料,且虐待备至,导致它缺食少力;善于相马的伯乐一看,才认出是匹千里马。诗人以倍受摧残的骏马作比,表达了对良才受到压抑和虐待的愤慨。
刘辰翁谓“赋马多矣,此独取不经人道者。”盖李贺此二十三首皆借马以抒感。王琦谓“大抵于当时所闻见之中,各有所比。言马也而意初不征马矣。”二人所论皆是。此诗就是设为伯乐叹息良马不遇爱马之主,无从显其材,可为咏物诗之规范,所谓“不即不离”、“不粘不脱”于此诗中可以明见。
此诗前四句写景,以疏烟、明月、树木、微雨、落花、村落背景的怆凉衬托杜鹃的声声哀鸣,气氛极浓。后四句抒情,叙述自己本来已经伤心,听到杜鹃声就更悲伤了,因而产生了思家的念头。全诗基调激越,主体和客体两两相形,蕴露有法。
此诗一开始,诗人便以杜鹃自喻。杜鹃的声声嘶鸣,凄切动人,蕴含着自己的万古冤屈。
颔联写杜鹃生活之环境,诗人叠用六个名字,营造出了雾霭弥漫、烟雨迷茫、明月凄清、落花遍地的客观环境,这实际上是诗人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曲折反映。现实世界知音难觅,诗人内心的冤屈无人可以申诉,也无人可以分担。这一联是写景。
诗的下半部分,明写自己的内心世界。诗人泪将干,魂欲断,自怨自艾,自惭自伤。因此,他深深责怪自己“谬从科试”作茧自缚。如今,听到杜鹃的声声哀啼,他越发思念家乡,甚至意欲远离仕途,回归家园。特别是诗歌尾联,虽然表面上是对自己的责怪,然而读者从中却可以体味到诗句的言外之意。仕途的险恶、科举的束缚、人生的无常,使诗人产生了抱负成空、年华虚度的精神苦闷。如果联系余靖的生平,就能领悟这诗句所包蕴的人生况味。余靖出身于仕宦之家,性聪慧,少年师从林和靖先生,23岁便进士及第,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书、集贤院学士等。宋景祐三年(1036),因向皇帝上书为被贬的范仲淹辩护而遭贬。因而,诗人发出了“名缰惭自束,为尔忆家园”的感叹。
全诗托物寓怀,抒写了身世之感。以杜鹃的声声嘶叫表现诗人的万古之冤,用杜鹃声引发诗人“将干泪”、“欲断魂”体现诗人寸肠欲断的百结愁肠,表现了沉郁愁苦的感情基调。而且,诗中有杜鹃生长的自然环境的描写,诗人借此反映了所处的社会环境,这就使诗歌具有更深广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