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肩吾是位道士,但他写的诗却很有人情味,像这首诗人间烟火味就很浓。这首诗写女子的丈夫出征在外,大约是头年秋天出发,整整一年没有音信,眼看又是北雁南飞的时候,所以倍添思念。
“手爇寒灯向影频”以描写女子长夜不寐的情景发端。“寒”字略带孤凄意味。“手寒灯”,身影在后,不断回头,几番顾影(“向影频”),既有孤寂无伴之感,又有盼人未至的情态。其心情的急切不安已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这里已暗示她得到了一点有关丈夫的信息,为后文作好伏笔。
“回文机上暗生尘”用了一个为人熟知的前秦窦滔妻苏蕙织璇玑图的典故,以暗示“望夫”之意。“机上暗生尘”,可见女子近来无心织布。这与“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虽同样表现对丈夫的苦苦思恋,但又不同于那种初别的心情,它表现的是离别经年之后的一种烦忧。
前两句写不眠、不织,都含有一个“待”字,但所待何人,并没有点明。第三句才作了交代,女子长夜不寐,无心织作,原来是因“自家夫婿无消息”的缘故。诗到这里似乎已将“望夫”的题意申足,但并不够味。直到末句引进一个“卖卜人”的角色,全诗的内容才大大深化,突见精彩。
“却恨桥头卖卜人”中“卖卜人”角色的加入,给读者暗示了一个生活小故事,诗意便深有味。原来女子因望夫情切,曾到桥头卜了一卦。诗中虽未明说“终日求人卜,回回道好音”(杜牧《寄远人》),但读者已经从诗中默会到占卜的结果是如何。要是占卜结果未得“好音”,女子是不会后来才“恨桥头卖卜人”的。思妇从卖卜人那里得到的是卖卜人惯用的“好音讯”,这话自会叫她深信不疑。因此她在寒灯下一心一意地等候,每有动静便疑是夫归,以致“手寒灯向影频”(至此方知首句之妙)。整夜频频回头期盼丈夫归来,看到的却是自己孤独的身影,所以长夜未眠的女子自然就“恨”卖卜人。问卜,可见盼夫之切;而卖卜人欺以其方,一旦夫不归时,不能恨夫,自然恨卖卜人。
此诗描写一位闺中女子彻夜思念出征在外久不归家的丈夫的情景。全诗构思精巧,婉转别致,后两句以长夜未眠的思妇对曾给她好音讯的卖卜人的怨恨来反衬她对丈夫的思念之切,尤具神韵。
这是一首怀念苏州去姬之词。以西园为载体,以燕嫩为喻,描述了词人在清明时节重过西园时的所见、所忆、所感。其中,上片写现实中含回忆,实中有虚;下片继写今朝,实笔写深情。全词用字遣辞清空晓畅,淡雅静穆而情致深沉。
上阙从现实入笔,叹惋昔日与苏姬相聚,现已离别之苦情。昔日清明佳节,两人相聚于苏州西园的绿树阴中。“清明”点明相聚的时令,“西园”相聚的地点,词人在苏州的故居。发端二句十一字,交待了相聚的人事、地点、时间,可谓言简意赅。“嫩阴绿树”以白描手法,写出西园的景物。“嫩”“绿”二字极平易,但勾画了环境的清幽恬静,极富感情色彩,表现了词人与苏姬相聚时的喜悦情怀。然而“不过”二字,转笔到现在,人已去,又值清明之时,虽然现在西园还是“嫩阴绿树”,“正是留春处”,但“春留”人不留,伤感悲戚无以名状。
下阙紧承上片,继续感慨爱姫已远去天涯,此时此刻即使“燕嫩重来”也已人去楼空,往事不复存在。“燕嫩重来”亦暗指词人今归时依然是春日,然而这春天,似乎再没有令人欣喜的“嫩阴绿树”,再没有“留春”的西园美景;此时此刻,只感到一缕缕寒意袭人,一团团飞絮愁煞人,此情此景让词人泪满征衫。结句以飞絮飘飘缭人心乱的艺术形象,突出了“断肠”之情。
全词情致缠绵、委婉,用语清新优美,浑然天成,在运意遣词上的虚实结合,景物描写上静景“嫩阴绿树”、动景“燕嫩重来”和“风帘絮”交织,满蕴情思。其中,“嫩阴绿树”化静为动,赋予绿树蓬勃生机,意象幽美恬静;“风帘絮”化动为静,在柳絮飘飞之后,便是一派静穆的意境。同时,此词风格清疏流快,这与全词未举僻典、未用险丽之词有关,也与章法的上片今中含昔、下片言今日的脉络井井有关,还与在转接提顿处用虚字勾勒呼应以显明其意有关,如“正是春留处”的“正是”一词。
君主朝堂上会见百官,称之为临朝视事,百官朝见皇帝,向皇帝奏事称之为上朝。上朝对于百官来说,是他们每日的第一件大事。
当长安郊野曙色才分的时候,大明宫里的钟声就响彻长安上空了,钟声告诉散居在各街坊的百官们,朝见皇帝的时候到了。待到百官赶到蓬莱宫,钟声仍然响彻云霄。宫殿的大门虽已开启,又依稀听见宫里 "鸡人"报晓的声音,说明皇帝本人也已起身,要与百官们相会于朝堂上。
百官上朝,唐诗中也有说以"鼓声"为号令的。李贺《官街鼓》诗中说:"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王琦注:"《唐书》:“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其制盖始于马周。旧制: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周上书令金吾每街隅悬鼓,夜击以止行李,以备窃盗,时人呼曰鼓,公私便焉。”可见置于街坊的鼓,当日暮、凌晨时敲响,主要用于警戒以防盗贼,也兼有报时的作用,以启坊门。原与百官上朝无关,但百官可以据鼓声判断时辰,所以唐诗中写到早朝的诗,多写钟声,也有钟鼓一齐写到的。
"官街鼓"凌晨 "五更二点"敲起,相当于今日的早上五时左右。古代天子讲究 "勤政",所谓谓 "夙兴夜寐",上朝理事,不敢懈怠。上朝的百官们当然更要早起,因为他们散居于长安各街坊,距上朝的宫殿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明皇杂录》:"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是晓色朦胧中百官上朝的真实写照。
唐时帝王每日都要临朝视事。《唐会要》引《仪制令》:"诸在京文武官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唐会要》又载:“贞观十三年十月三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请三日一临朝。'诏许之。至二十三年 (649年)九月十一日,太尉 (长孙)无忌等奏请视朝,坐日,上(高宗)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拥滞众务,自今以后每日常坐。""每日常坐"即谓之 "常朝",是汉以来留下的遗制,唐代帝王大都是严格遵守的,房玄龄的"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要求太宗改为三日一临朝视事,几乎可以看作是佞言,所以高宗即位之初 (高宗即位于贞观二十三年六月),为表示勤政,即恢复旧制。到高宗永徽二年 (651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诏:"来月一日,太极殿受朝。此后,每五日一度,太极殿视事,朔望朝,即永为常式。""受朝。即受朝贺,是在朔望日(每月初与每月中)皇帝会见在京所有官员规模更大、仪式更隆重的活动;"视事"即"每日常参"、"每日常坐",是皇帝会见五品以上"常参官"的日常事务。高宗即位始两年,即废务荒政,自坏体例,改 "每日常参"为"五日一度"了。至高宗显庆二年 (657年)三月,长孙无忌又奏请 "隔日视事";武则天时,敕 "每十日一朝",受到左台侍御史卢怀慎的批评。自玄宗以后,皇帝的 "每日常坐",虽然也偶有更改,但基本维持"每日常坐"的旧制。兴庆宫里有勤政务本楼,即有以勤于政事、励精图治自勉的意思在内。不过,到玄宗晚年,亦渐废务荒政,所以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批评他在宠杨妃之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常参官之数,大约不下数百近千人,每日凌晨即起,梳洗一毕,即要匆匆赶往皇帝临朝之处,休假和因其他特殊情况"辍朝"时可以例外。早朝是官员们的大事。一方面这是官员们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官员们深感荣耀之事。每日面见君王,与闻或参与处理天下大事,正是一种个人价值所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若早朝不至或迟到,处罚也是很严厉的。唐政府规定:"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文武常参官或有晚入 (即迟到),并全不到及班列失仪,委御史台录名,牒所由,夺一月俸;经三度以上者,弹奏。”
唐诗中写及早朝的诗格外多,本诗即是其中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