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这首长调是作者读了一则《邵康节遗事》有所感兴而写的。邵雍,字尧夫,谥康节,是北宋哲学家,对易理研究很深,居洛阳四十余年,遗事很多。这则遗事是说在他临终的时候,听见窗外有人说话,惊问是在说什么? 并且说,我以为是幽州光复了呢! 声细如缕,不多时就去世了。作者对这则遗事感到的是什么?看来核心是“我道复了幽州”。幽州是中国的古十二州之一,历代所指区域虽有些变化,多数是指京兆(今北京周围)冀北一带。在北宋后期常为辽所占据。邵雍是北宋人,临死前还对这些失地有所关怀。王夫之曾在桂林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隐居石船山不出,但他作为明遗民对明朝的灭亡兴复还是十分关心的。而当时情况,大局已定,恢复无望,所以他在词中也没有寄托多大希望,只是表达了感叹和怀恋之情而已。
词的开头三句:“流水平桥,一声杜宇,早怕洛阳春暮。”既是以写景兴起,也兼及邵康节当时的情况。杜宇是鸟名,据《成都记》记载: 杜宇本是古蜀帝的名字,又号望帝;死后其魂化为鸟,名杜鹃,亦曰子规,啼声凄哀,常借喻凄怆景象。王夫之并不是洛阳人,这里为什么要提洛阳呢?这就是因为邵雍当时居洛阳,这里就暗喻小序中的邵康节遗事; 又据《闻见录》: 洛阳旧无杜鹃,邵康节行天津桥,忽闻杜鹃声,曰: 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字乱天下者乎?这些故实亦可转用。以下承接两句:“杨柳梧桐,旧梦了无寻处。”前句借喻春秋,是说过了多少春秋,旧梦是无处可寻了。这旧梦是什么?这里有邵康节的梦幻,也有作者的梦想;也就是遗事中那句话的真实涵义。“春午醉、日转花梢,甚夜阑、风吹芳树。到更残、月落两峰,泠然蝴蝶忘归路”一大段四长句,极写作者“有感”的怅望之情。时间采用了日午、黄昏、深夜三个节序,前三句连用了中间带逗的句式,归结于蝴蝶迷梦的怅惘意境,笔法上极尽迭宕、迷惘、缠绵之致。“泠然”,《庄子·逍遥游》:“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有潇洒凄清之意。这里的“蝴蝶”也可以庄周的蝴蝶梦解,与前句旧梦相呼应,意境较好。上片可以分为这三个段落来读,表达了由邵康节遗事结合眼前的景色,触发作者的情怀。
下片则将思路更扩展到霄汉,延伸到古典中去,以寻求对所关心问题的解答。但这是枉然的,没有人可以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下半阕也可以分三段来读。前三句作一段: “关心一丝别挂,欲挽银河水,仙槎遥渡。”第一句是语意双关的句子,既指邵康节弥留时丝之一息,尚牵挂幽州光复的情况; 也指作者耿耿关怀故明是否有可能光复的思绪。而这正是作者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欲挽银河水”,见杜甫《洗兵马》诗:“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张元干《石州慢》: “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即要击退金兵,收复中原之意。李处全《水调歌头》亦有“胡尘未扫,指挥壮士挽天河”之句。联系序中收复幽州之语,则此处亦有收复中原之意。“仙槎”是个故实。“槎”就是木筏或竹筏。张华《博物志》载有人乘槎直上天河,见到牛郎织女的故事。此处谓词人在收复中原后乘仙槎去寻访故主。亦有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之意。此处亦似有击楫中流,挥师北伐之意。第二段则进一步说,这种愁绪是长远的,而且如同迷蒙的烟雾一样,看不到尽头。“任老眼、月窟幽寻,更无人、花前低诉。” “月窟”即月宫,挚虞《思游赋》:“扰蟾兔于月窟兮,诘姮娥于蓐收”,“蓐收”神仙名。就是用昏花的老眼,到月宫的幽静处寻遍,也找不到你所要寻求的人来向你诉说。最后一段以低沉的句子“君知否、雁字云沉,难写伤心句”作结,是说,即使让会写字传书的鸿雁从云中落下来,它也无法替你写出传递这种伤心的书信。情绪是悲痛的,但郁悒中也蕴藉着洒脱,也是“哀而不伤”的。
对于这首词,叶恭绰在其《广箧中词》评云“缠绵往复,忠原之遗”,确是表达出作者独创的境界。况周颐也在《蕙风词话》中论述过:“世讥明词纤靡伤格,未为允协之论。明词专家少,粗浅芜率之失多,诚不足当宋元之续,唯是纤靡伤格……偻指不过数家,何至为全体诟病。洎乎晚季,夏节愍、陈忠裕、彭茗斋、王姜斋(即王夫之)诸贤,含婀娜于刚健,有风骚之遗则,庶几纤靡者之药石矣。”这一段议论还是比较公正的。象王夫之这首词绝无纤靡之感,确具沉郁刚健,有风骚之遗音。
这首诗写在淮西大捷后作者随军凯旋途中。钱钟联《集释》系此诗于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当时唐军抵达潼关,即将向华州进发。作者以行军司马身份写成此诗,由快马递交华州刺史张贾,一则抒发胜利豪情,一则通知对方准备犒军。所以诗题“先寄”。“十二”是张贾行第;张贾曾做属门下省的给事中。当时中书、门下二省官员通称“阁老”:又因汉代尊称州刺史为“使君”,唐人沿用。此诗曾被称为韩愈“平生第一首快诗”(蒋抱玄),艺术上显著特色是一反绝句含蓄婉曲之法,以劲笔写小诗,于短小篇幅见波澜壮阔,是唐绝句中富有个性的佳作。
头两句写凯旋大军抵达潼关的壮丽图景。“ 荆山”一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灵宝境内,与华山相距二百余里。华山在潼关西面,巍峨耸峙,俯瞰秦川,辽远无际;倾听黄河,波涛澎湃,景象异常壮阔。第一句从荆山写到华山,仿佛凯旋大军在旋踵间便跨过了广阔的地域,开笔极有气魄,为全诗定下了雄壮的基调。清人施补华说它简劲有力,足与杜甫“齐鲁青未了”的名句媲美,是并不过分的。对比一下作者稍前所作的同一主题的《过襄城》第一句“郾城辞罢辞襄城”,它与“荆山”句句式相似处是都使用了“句中排”(“郾城——襄城”;“荆山——华山”)重叠形式。然而“郾城”与“襄城”只是路过的两个地名而已;而“荆山”、“华山”却带有感情色彩,在凯旋者心目中,雄伟的山岳,仿佛也为他们的丰功伟绩所折服,争相奔来表示庆贺。拟人化的手法显得生动有致。相形之下,“郾城”一句就起得平平了。
在第二句里,作者抓住几个突出形象来描写迎师凯旋的壮丽情景,气象宏大。当时隆冬多雪,已显得“冬日可爱”。“日出”被采入诗中和具体历史内容相结合,形象的意蕴便更为深厚了。太阳东升,冰雪消融,象征着藩镇割据局面一时扭转,“元和中兴”由此实现。“潼关”古塞,在明丽的阳光下焕发了光彩,此刻四扇大开,由“狭窄不容车”的险隘一变而为庄严宏伟的“凯旋门”。虽未直接写人,壮观的图景却蕴含在字里行间,给读者留下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军旗猎猎,鼓角齐鸣,浩浩荡荡的大军抵达潼关;地方官吏远出关门相迎接;百姓箪食壶浆,载欣载奔,夹道慰劳王师。“写歌舞入关,不着一字,尽于言外传之,所以为妙”(程学恂《韩诗臆说》)。关于潼关城门是“四扇”还是两扇,清代诗评家曾有争论,其实诗歌不比地理志,是不必拘泥于实际的。试把“四扇”改为“两扇”,那就怎么读也不够味了。加倍言之,气象、境界全出。所以,单从艺术处理角度讲,这样写也有必要。何况出奇制胜,本来就是韩诗的特色。
诗的后两句换用第二人称语气,以抒情笔调通知华州刺史张贾准备犒军。潼关离华州尚有一百二十里地,故说“远”。远迎凯旋的将士,本应不辞劳苦。不过这话得由出迎一方道来,才近乎人情之常。而这里“莫辞迎侯远”,却是接受欢迎一方的语气,完全抛开客气常套,却更能表达得意自豪的情态、主人翁的襟怀,故显得极为合理合情。《过襄城》中相应有一句“家山不用远来迎”,虽辞不同而意近。然前者语涉幽默,轻松风趣,切合喜庆环境中的实际情况,读来倍觉有味。而后者拘于常理,反而难把这样的意境表达充分。
第四句“相公”指平淮大军实际统帅——宰相裴度,淮西大捷与他运筹帷幄之功分不开。“蔡州”原是淮西强藩吴元济巢穴。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十月,唐将李愬雪夜攻破蔡州,生擒吴元济。这是平淮关键战役,所以诗中以“破蔡州”借代淮西大捷。“新”一作“亲”,但“新”字尤妙,它不但包含“亲”意在内,而且表示决战刚刚结束。当时朝廷上“一时重叠赏元功”,而人们“自趁新年贺太平”那是胜利、自豪气氛到达高潮的时刻。诗中对裴度由衷的赞美,反映了作者对统一战争的态度。以直赋作结,将全诗一语收拢,山岳为何奔走,阳光为何高照,潼关为何大开,刺史远出迎候何人,这里有了总的答复,成为全诗点眼结穴之所在。前三句中均未直接写凯旋的人,在此句予以直点。这种手法,好比传统剧中重要人物的亮相,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
综观全诗,一、二句一路写去,三句直呼,四句直点,可称是用劲笔,抒豪情。由于它刚直中有开合,有顿宕,刚中见韧,直而不平,“卷波澜入小诗”(查慎行),饶有韵味。一首政治抒情诗,采用犒军通知的方式写出,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激情,非一般应酬之作所望尘莫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