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这首长调是作者读了一则《邵康节遗事》有所感兴而写的。邵雍，字尧夫，谥康节，是北宋哲学家，对易理研究很深，居洛阳四十余年，遗事很多。这则遗事是说在他临终的时候，听见窗外有人说话，惊问是在说什么？ 并且说，我以为是幽州光复了呢! 声细如缕，不多时就去世了。作者对这则遗事感到的是什么？看来核心是“我道复了幽州”。幽州是中国的古十二州之一，历代所指区域虽有些变化，多数是指京兆(今北京周围)冀北一带。在北宋后期常为辽所占据。邵雍是北宋人，临死前还对这些失地有所关怀。王夫之曾在桂林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隐居石船山不出，但他作为明遗民对明朝的灭亡兴复还是十分关心的。而当时情况，大局已定，恢复无望，所以他在词中也没有寄托多大希望，只是表达了感叹和怀恋之情而已。
词的开头三句：“流水平桥，一声杜宇，早怕洛阳春暮。”既是以写景兴起，也兼及邵康节当时的情况。杜宇是鸟名，据《成都记》记载： 杜宇本是古蜀帝的名字，又号望帝；死后其魂化为鸟，名杜鹃，亦曰子规，啼声凄哀，常借喻凄怆景象。王夫之并不是洛阳人，这里为什么要提洛阳呢？这就是因为邵雍当时居洛阳，这里就暗喻小序中的邵康节遗事； 又据《闻见录》： 洛阳旧无杜鹃，邵康节行天津桥，忽闻杜鹃声，曰： 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字乱天下者乎？这些故实亦可转用。以下承接两句：“杨柳梧桐，旧梦了无寻处。”前句借喻春秋，是说过了多少春秋，旧梦是无处可寻了。这旧梦是什么？这里有邵康节的梦幻，也有作者的梦想；也就是遗事中那句话的真实涵义。“春午醉、日转花梢，甚夜阑、风吹芳树。到更残、月落两峰，泠然蝴蝶忘归路”一大段四长句，极写作者“有感”的怅望之情。时间采用了日午、黄昏、深夜三个节序，前三句连用了中间带逗的句式，归结于蝴蝶迷梦的怅惘意境，笔法上极尽迭宕、迷惘、缠绵之致。“泠然”，《庄子·逍遥游》：“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有潇洒凄清之意。这里的“蝴蝶”也可以庄周的蝴蝶梦解，与前句旧梦相呼应，意境较好。上片可以分为这三个段落来读，表达了由邵康节遗事结合眼前的景色，触发作者的情怀。
下片则将思路更扩展到霄汉，延伸到古典中去，以寻求对所关心问题的解答。但这是枉然的，没有人可以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下半阕也可以分三段来读。前三句作一段： “关心一丝别挂，欲挽银河水，仙槎遥渡。”第一句是语意双关的句子，既指邵康节弥留时丝之一息，尚牵挂幽州光复的情况； 也指作者耿耿关怀故明是否有可能光复的思绪。而这正是作者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欲挽银河水”，见杜甫《洗兵马》诗：“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张元干《石州慢》： “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即要击退金兵，收复中原之意。李处全《水调歌头》亦有“胡尘未扫，指挥壮士挽天河”之句。联系序中收复幽州之语，则此处亦有收复中原之意。“仙槎”是个故实。“槎”就是木筏或竹筏。张华《博物志》载有人乘槎直上天河，见到牛郎织女的故事。此处谓词人在收复中原后乘仙槎去寻访故主。亦有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之意。此处亦似有击楫中流，挥师北伐之意。第二段则进一步说，这种愁绪是长远的，而且如同迷蒙的烟雾一样，看不到尽头。“任老眼、月窟幽寻，更无人、花前低诉。” “月窟”即月宫，挚虞《思游赋》：“扰蟾兔于月窟兮，诘姮娥于蓐收”，“蓐收”神仙名。就是用昏花的老眼，到月宫的幽静处寻遍，也找不到你所要寻求的人来向你诉说。最后一段以低沉的句子“君知否、雁字云沉，难写伤心句”作结，是说，即使让会写字传书的鸿雁从云中落下来，它也无法替你写出传递这种伤心的书信。情绪是悲痛的，但郁悒中也蕴藉着洒脱，也是“哀而不伤”的。
对于这首词，叶恭绰在其《广箧中词》评云“缠绵往复，忠原之遗”，确是表达出作者独创的境界。况周颐也在《蕙风词话》中论述过：“世讥明词纤靡伤格，未为允协之论。明词专家少，粗浅芜率之失多，诚不足当宋元之续，唯是纤靡伤格……偻指不过数家，何至为全体诟病。洎乎晚季，夏节愍、陈忠裕、彭茗斋、王姜斋(即王夫之)诸贤，含婀娜于刚健，有风骚之遗则，庶几纤靡者之药石矣。”这一段议论还是比较公正的。象王夫之这首词绝无纤靡之感，确具沉郁刚健，有风骚之遗音。
这首诗写在淮西大捷后作者随军凯旋途中。钱钟联《集释》系此诗于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当时唐军抵达潼关，即将向华州进发。作者以行军司马身份写成此诗，由快马递交华州刺史张贾，一则抒发胜利豪情，一则通知对方准备犒军。所以诗题“先寄”。“十二”是张贾行第；张贾曾做属门下省的给事中。当时中书、门下二省官员通称“阁老”：又因汉代尊称州刺史为“使君”，唐人沿用。此诗曾被称为韩愈“平生第一首快诗”（蒋抱玄），艺术上显著特色是一反绝句含蓄婉曲之法，以劲笔写小诗，于短小篇幅见波澜壮阔，是唐绝句中富有个性的佳作。
头两句写凯旋大军抵达潼关的壮丽图景。“ 荆山”一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灵宝境内，与华山相距二百余里。华山在潼关西面，巍峨耸峙，俯瞰秦川，辽远无际；倾听黄河，波涛澎湃，景象异常壮阔。第一句从荆山写到华山，仿佛凯旋大军在旋踵间便跨过了广阔的地域，开笔极有气魄，为全诗定下了雄壮的基调。清人施补华说它简劲有力，足与杜甫“齐鲁青未了”的名句媲美，是并不过分的。对比一下作者稍前所作的同一主题的《过襄城》第一句“郾城辞罢辞襄城”，它与“荆山”句句式相似处是都使用了“句中排”（“郾城——襄城”；“荆山——华山”）重叠形式。然而“郾城”与“襄城”只是路过的两个地名而已；而“荆山”、“华山”却带有感情色彩，在凯旋者心目中，雄伟的山岳，仿佛也为他们的丰功伟绩所折服，争相奔来表示庆贺。拟人化的手法显得生动有致。相形之下，“郾城”一句就起得平平了。
在第二句里，作者抓住几个突出形象来描写迎师凯旋的壮丽情景，气象宏大。当时隆冬多雪，已显得“冬日可爱”。“日出”被采入诗中和具体历史内容相结合，形象的意蕴便更为深厚了。太阳东升，冰雪消融，象征着藩镇割据局面一时扭转，“元和中兴”由此实现。“潼关”古塞，在明丽的阳光下焕发了光彩，此刻四扇大开，由“狭窄不容车”的险隘一变而为庄严宏伟的“凯旋门”。虽未直接写人，壮观的图景却蕴含在字里行间，给读者留下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军旗猎猎，鼓角齐鸣，浩浩荡荡的大军抵达潼关；地方官吏远出关门相迎接；百姓箪食壶浆，载欣载奔，夹道慰劳王师。“写歌舞入关，不着一字，尽于言外传之，所以为妙”（程学恂《韩诗臆说》）。关于潼关城门是“四扇”还是两扇，清代诗评家曾有争论，其实诗歌不比地理志，是不必拘泥于实际的。试把“四扇”改为“两扇”，那就怎么读也不够味了。加倍言之，气象、境界全出。所以，单从艺术处理角度讲，这样写也有必要。何况出奇制胜，本来就是韩诗的特色。
诗的后两句换用第二人称语气，以抒情笔调通知华州刺史张贾准备犒军。潼关离华州尚有一百二十里地，故说“远”。远迎凯旋的将士，本应不辞劳苦。不过这话得由出迎一方道来，才近乎人情之常。而这里“莫辞迎侯远”，却是接受欢迎一方的语气，完全抛开客气常套，却更能表达得意自豪的情态、主人翁的襟怀，故显得极为合理合情。《过襄城》中相应有一句“家山不用远来迎”，虽辞不同而意近。然前者语涉幽默，轻松风趣，切合喜庆环境中的实际情况，读来倍觉有味。而后者拘于常理，反而难把这样的意境表达充分。
第四句“相公”指平淮大军实际统帅——宰相裴度，淮西大捷与他运筹帷幄之功分不开。“蔡州”原是淮西强藩吴元济巢穴。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十月，唐将李愬雪夜攻破蔡州，生擒吴元济。这是平淮关键战役，所以诗中以“破蔡州”借代淮西大捷。“新”一作“亲”，但“新”字尤妙，它不但包含“亲”意在内，而且表示决战刚刚结束。当时朝廷上“一时重叠赏元功”，而人们“自趁新年贺太平”那是胜利、自豪气氛到达高潮的时刻。诗中对裴度由衷的赞美，反映了作者对统一战争的态度。以直赋作结，将全诗一语收拢，山岳为何奔走，阳光为何高照，潼关为何大开，刺史远出迎候何人，这里有了总的答复，成为全诗点眼结穴之所在。前三句中均未直接写凯旋的人，在此句予以直点。这种手法，好比传统剧中重要人物的亮相，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
综观全诗，一、二句一路写去，三句直呼，四句直点，可称是用劲笔，抒豪情。由于它刚直中有开合，有顿宕，刚中见韧，直而不平，“卷波澜入小诗”（查慎行），饶有韵味。一首政治抒情诗，采用犒军通知的方式写出，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激情，非一般应酬之作所望尘莫及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