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从怨女的角度，展现了一幕人铸间悲剧。通过描写闺中人思念远戍征人，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
上片起二句从捣练的工具运思下笔，而字里行间自有捣练之人。从“砧面莹”的“莹”字，可以想见，作为一位征人的妻室，捣练帛，作征衣，早已是她的繁重的家务劳动的一部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以至那面砧石已经被磨得如此光莹平滑。从“杵声齐”的“齐”字，则可以想见她的捣练操作之熟练，以及与同伴合作之协调。而那一记记有节奏的杵声中，正倾注了她辛劳持家的全部心力。传出了她忆念远人的万缕深情。
下面“捣就征衣泪墨题”一句。道破题旨，点明其捣练制衣的目的是寄与远戍边关的丈夫，而题写姓名、附寄家书之际。一想到丈夫远在万里外，归期渺茫，生死难卜，今世今生，相见无日，不禁愁肠千转，泪随墨下。“泪墨题”，一边磨墨，一边落泪，泪水和着墨水写信。这三个字，饱含了一位失去家庭幸福的妇女的无限辛酸苦痛。
结末两句与“捣就征衣”句紧相承接，从戍人的角度进一步加重了这幕悲剧的份量。句中的“玉关”即玉门关，但此处不一定是实指，只是极言戍地之远，也暗含班超上疏所说“但愿生人玉门关” （《后汉书·班超传》）及李白诗“玉关殊未人” （《塞下曲》六首之五）之意。
结末两句采用了翻进一层的写法。这两句先写玉关之远，再推进一层。写戍人所在地之远，从而使上、下句间有起伏转折之致，而且，每转愈深，把这一家庭悲剧显示得更其可悲，把悲剧中女主角的伤离怀远之情表现得更深更曲。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负载着她的柔情蜜意的征衣包裹，寄到玉关已要经历千山万水，不知何时才能到达，寄到远在玉关之西的戍人手中，就更遥遥无期了，更不知这包寒衣寄到时戍人是否尚在人间。这样一个最凄惨、最残酷而又可能出现的悲剧结局，正是长期笼罩在她心头的一片阴影，也正是她题寄这包征衣时泪墨难分的一个最痛楚的原因。
欧阳修名句“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颇为人称道，此词结尾句式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全词精炼含蓄，概括集中，感情真挚，余韵悠长，正如张炎在《词源》中所述：“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始佳。”
咏物诗词，义兼比兴，讲求气象，自然容易受到好评。苏轼是咏物能手，他的诗词中既有托讽深远的名篇，也有刻画精工的妙制，像这首咏橘词，可谓“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巧言切状，体物细微，虽无深刻的思想内容，却饱有余味。
作者借咏橘之题材以抒发自己清新高洁之性情。上片借写菊与荷经受不住寒霜的摧残，写出橘树耐寒的品性和它在尾前屋后生长的繁盛景况。下片写出品尝新橘的情状和橘果的清照，一个‘“惊”字，一个“怯”字，用得十分巧妙精当，颇能传出品尝者的神态，结句更以“三日手犹照”来夸张、突出橘果之照。
“菊暗荷枯一夜霜”，先布置环境。咏物词，特别是咏小物的词，往往由于题材狭窄，难以展开，低手为之，易成枯窘。东坡才大，先在题前落笔，下文便有余地抒发。唐人皮日休《石榴歌》首句“蝉噪秋枝槐叶黄”，同此手段。“菊暗荷枯”四字，是东坡《赠刘景文》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概括。“一夜霜”，经霜之后，橘始变黄而味愈美。晋王羲之帖：“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易多得。”又白居易《拣贡橘书情》诗：“琼浆气味得霜成。”皆可参证。
“新苞”句，轻轻点出题目。橘有皮包裹，故称新苞。又因橘树常绿，凌寒不凋。《楚辞·橘颂》：“绿叶素荣，纷其可嘉兮。”沈约《橘》诗：“绿叶迎露滋，朱苞待霜润。”东坡用“新苞绿叶”四字，描写自然，再以“照林光”描绘之，可谓得橘之神了。“竹篱茅舍出青黄”，好在一“出”字。竹篱茅舍，掩映于青黄相间的橘林之中，可见橘树生长之盛，人家环境之美，一年好景，正当此时。上片三句，纯是赋体，不杂一点抒情成分，然词人对橘的喜爱之情自见于字里行间。
过片二句，写尝橘的情状。擘开橘皮，芳照的油腺如雾般喷溅；初尝新橘，汁水在齿舌间如泉般流淌。“照雾”、“清泉”之喻，大概是东坡颇为得意的，他的《食柑》诗也有“清泉簌簌先流齿，照雾霏霏欲噀人”之句，后来南宋诗人曾几更把它压缩为“流泉喷雾真宜酒”（《曾宏甫分饷洞庭柑》）一语了。此词中“惊”、“怯”二字，活画出女子尝橘时的娇态。惊，是惊于橘皮迸裂时照雾溅人，怯，是怯于橘汁的凉冷和酸味。末句点出“吴姬”，实际也点明新橘的产地。吴中产橘，尤以太湖中东西两洞庭山所产者为最著，洞庭橘在唐宋时为贡物。词中谓“三日手犹照”，着意夸张。以此作结，余音不绝，亦自有“三日绕梁”之妙。
这是北宋贺铸的一首歌咏恋情之作，以第一人称叙述口吻写一男子的痴情。上片写词人对他所钟爱的女子的追求，下片写失恋的痛苦以及自己对爱情的执着。
“清琴再鼓求凰弄，紫陌屡盘骄马鞚。”这是一组对仗句，一句一个镜头，场景互不相同。第一个镜头再现了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在卓王孙家的宴会上，一再拨动琴弦，以《凤求凰》之曲向卓文君表达爱慕之情的那戏剧性的一幕。只不过男女主人公都换了。“紫陌”一句，镜头由家中移位到繁华的街上。写自己认准了美人的香车，跟前撵后地转圆圈，欲得姑娘之秋波飞眼，掀帘一顾。唐人李白《陌上赠美人》有诗句云：“白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搴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刘禹锡也有诗句写都市春游的热闹景象道：“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可见，紫陌寻春之际，发生过很多与此相似的风流韵事。这两句词，如果说上一幕之鼓曲求凰尚不失为慧为黠，那么下一幕的随车盘马却就不免乎“痴”了。因此，“鼓琴”、“盘马”两句，虽同是写对爱情的追求，貌似平列，但却决非简单的语意重复，而是不同层次的情感流露。在那镜头的跳跃中，有时间的跨度，有事态的发展，更有情感的升级。这是不同层次情感的真实记录。
上文以排句发端，下文仍以俪句相接。这种作法叫做“双起双承”。在结构的转承上，第三句与第一句遥相呼应，回溯“鼓琴”之事。“流骄车音”句承接“紫陌屡盘骄马鞚”。这里“远山眉”一典，见刘向《西京杂记》：“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首句既以司马相如自况，这里乃就势牵出卓文君以比拟伊人，密针细缕，有缝合之迹可寻。词人似乎从那美人的眉眼之中，看透了美人对自己的爱意。正因为有这惊鸿一瞥，才使前两句之问略去了的情节进展有了关捩，既以见当时之“鼓琴”诚为有验，又证明后日之“盘马”良非无因。于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便只剩下一个“盘马”的结局毕竟如何了，这就逼出了与第二句错位对接的“流骄车音牵目送”。那车轮轧轧，似轻雷滚动，一声声牵扯着词人的心，好似从词人的心上碾过一般。姑娘的辎軿车渐行渐远了，而词人却仍然驻马而立，凝目远送，望断离路。
“归来翠被和衣拥，醉解寒生钟鼓动”二句，写词人“目送”心中的美人远去之后，心情郁闷，痛苦不堪，他便借酒浇愁，去喝了一场闷酒，酩酊大醉之后，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中，衣裳也没有脱便一头栽到床上，拥被睡去。及至酒醒，已是夜深人静，但觉寒气袭人，又听到寂凉的钟鼓催更之声。这“寒生”二字，既是实写，也分明写出词人心绪的凄凉、寂寞。听到那凄凉的钟鼓声，词人心绪也凄凉。
“此欢只许梦相亲，每回梦中还说梦”二句，词人笔锋两到，一方面以逆挽之势插入前二句间，追补出自己在“拥被”之后、“醉解”之前做过一场美梦，在梦中相亲相爱，百般温存，万种怜爱。这在笔法上来讲是叙事之词，另一方面，它又以顺承之势紧承前二句之后，抒发其“觉来知是梦，不胜悲”的深沉感慨，自是入骨情语，强作欢笑。本来一对热烈的恋人，不能朝夕相守，只能在虚幻的梦中耳鬓厮磨，这已十分凄楚、哀怜了，而词人却又“梦里不知身是客”，还要向她诉说这种温馨之梦，这就更衬托出处境、心绪的凄惨。像这样的“梦中说梦”之“梦”每每发生，其哀感顽艳之程度十分深重。这两句之中，蕴含了很多重刻骨的相思、铭心的记忆，含泪的微笑与带血的呻吟。一篇之警策，全在于此。
“梦里相亲”，但凡被爱神丘比特之箭射中了心灵的热恋中人，几乎无不有此情幻，是属对于实际生活现象的直观，诗家、词家、小说家、戏剧家人人能道，还不足为奇；而“梦中说梦”，则恐怕不是人们——包括作者本人之实所曾经，不能不说是建筑在现实生活基础上的艺术虚构（或对于生活现象所进行的艺术加工和再创造）了，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词人的匠心独运。成如容易却艰辛，它决非浅于情者对客挥毫之际可以立就的，而是由爱情间阻的极端痛苦这一巨大而沉重的精神负荷从词人的灵魂中压榨出来的。诚然，《庄子·齐物论》曰：“方其梦者，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亦云：“如人梦中说梦所见种种自性。……梦尚非有，况有梦境自性可说？”自居易《读禅经》诗也有“梦中说梦两重虚”之句。贺词末二句的构思似从中得到启发。但前人以“梦梦”为理喻，显现出冷静的思辨色彩；词人则用作情话，闪耀着炽热的感性光华。由道家玄谈、释氏禅悦的语言机锋发展为诗人情词中的艺术杰构，可谓“冰，骄为之而寒于骄”（《荀子·劝学》）了。
此词写男子情痴，与写男子相思的众词相比，其情更深更痴。词中的抒情主人公，比起写闺中少妇的用情程度，也毫不逊色，可谓别具一格了。
这是一首直接歌咏历史题材，表达作者议论见解的咏史诗。它跳出了一般咏史诗的窠臼，从另一个角度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含蓄而有新意。
诗的前两句以看似平实之笔叙说了诗人所见：当年秦始皇焚书之处历经千年，已成为历史陈迹，除去满洞穴的尘土外什么也没有了，就过路旁的农夫看到这荒凉景象也感到伤心。这两句既交代了吟咏的历史事件，又从侧面写出了诗人的感慨，看似“无我”，实则“有我”。试想：历史上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大劫难。许多优秀的书籍被付之一炬，使每一个视书为生命的读书入念此而心痛，千年之后的罗隐亦不例外。但诗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直写自己的感慨，而是借写自己的所见，借写他人的感受来表现这种感慨。一个不识诗书的农夫尚且“伤神”，罗隐作为一个读书人，自然更是感伤至极，这一点，读者一想即知，不说胜似多说。这种融思想感情于叙事当中、融丰富内容于平实当中的写法，既简明经济，又韵味无穷，不由人不赞叹诗人运用语言、高度概括的功力。
诗的三四句，写诗人的议论，揭示秦始皇焚书的原因。“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意谓秦始皇谋划事情还真聪明，他认为烧毁书籍就能保秦王朝永在，赢代政权永存。一般的咏史诗，作者都是从客观的角度，或赞或贬自己所吟咏的历史事件及人物，而罗隐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是带着嘲讽的语气，从揣测秦始皇主观心态的角度，轻轻一笔写就的。这里诗人不用始皇而用“祖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对“祖龙”自作解释说：“祖龙者，人之先也。”他要做诸“龙”之先，然后传诸子孙万代。既如此，诗人就用“祖龙”来称呼他，但实质是仅其意而用之，绝非单纯地使用典故。秦始皇为当初采纳李斯的奏议，烧毁了他认为是祸乱根源的“百家之言”，主观上是要推行“以愚黔首”的愚民政策，借以维护其政治统治，达到传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之目的。这样的打算是荒谬的，仅是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焚书之后没几年，义军四起，赢氏政权很快就成了一个短命王朝，对于这些与秦始皇主观设想背道而驰的历史事实，罗隐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诗人并没有像其他后世文人那样去正面议论，直抒胸臆，猛烈地抨击谴责秦始皇所为之荒谬，残暴，而是以较为轻松的似乎是局外人的语气，通过“浑乖角”这样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揶揄嘲讽之意，不露锋芒而又锋利无比，无情地鞭挞了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深刻地讽刺了秦始皇的异想天开，真可谓匠心独运，曲折达意而又深刻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