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抒发了作者对密州的一片深情。上片开头三句是实有之景，中间二句是由景所生之情，最后三句是虚拟之景；下片换头三句是实有之景，中间二句是作者感慨的直接表白，末尾三句是虚拟之景。全词情景交融，虚实交替，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艺术功力。
上片开头“前瞻”三句是实有之景；中间“城上”二句是由景所生之情，亦起点题作用；最后“莫使”三句是虚拟之景，借写超然台昼夜美景和登临之际的超然之感，以表达对密州的留恋之情。
下片为词作主体。换头“小溪”三句同样是实有之景，惟鸥鹭翩然而去又暗喻自己之离去；末尾“莫忘”三句同样是虚拟之景，惟虚拟之景中添入嘱托之语，希望故友不忘旧人；中间“人事”二句则是作者感慨的直接表白。寓居密州的时光，以至于既往半生的时光，尽于此二句中囊括之，尽于吟诵此二句时浮现之。同时又自然寓有今日登台，追忆往昔，今日亦将转瞬成为往昔之意，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岂不痛哉！”（王羲之《兰亭集序》）
清黄子云《野鸿诗的》说：“诗不外乎情事景物，情事景物要不离乎真实无伪。一日有一日之情，有一日之景，作诗者若能随境兴怀，因题著句，则固景无不真，情无不诚矣。”“景无不真，情无不诚”八字，似为此词而发。
此诗的前两联介绍友人赴边的道路情况。第一联“绝域阳关道，胡烟与塞尘”，指出路途遥远，环境恶劣。这两句是写这条西去路的前方是边塞，接近胡人居住的地区，那里，烽烟弥漫，沙土飞扬，一望无垠，满目凄凉。
第二联以空中与地上景象相互映衬，进一步表现路途的寂寞荒凉。正值三春季节，南国正是“江南草长，群莺乱飞”之时，无奈春风不度玉门关，一路上唯见偶尔飞过的归雁；平视前方，漫漫长路上极少有行人往来。
第三联似承实转，虽然仍是写景，但色调感情陡转：“苜蓿春天马，蒲桃逐汉臣。”当年汉武帝派李广利伐大宛取名马，马嗜苜蓿，苜蓿与葡萄种也就春汉使传入中国。这一联历史与现实结合，以想象代实景，描绘了一幅丝绸路上的特异风光。其中蕴含颂杨汉使，沟通两地文化的历史功绩之意，以此勉励友人远赴安西建功立业。
最后一联正是承着这一诗意转出：“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这里以“不敢觅和亲”指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唐王朝的臣服。这两句看似泛指，实际上是针对“刘司直赴安西”而言的，希望刘司直出塞干出一番事业，弘扬国威，同时也寄寓了诗人本人效命疆场、安边定国的豪迈感情。
这首诗将史事融入送行时对路途险远的渲染中，全诗从写景到说史，又从说史到抒情，曲曲折折，而于字句之间流淌不绝的，则是诗人对于友人始终如一的深情。
这首诗的前半首从黄昏到深夜，再到次日清晨，着重状景，景中寓情。后半首回忆往事，感慨当前，着重摛情，情与景融。
首两句以兴体起笔，物与人对照鲜明。西林寺在庐山香炉峰西南风景绝佳处。东晋高僧慧远居东林寺，其弟慧永居西林寺，恰巧他们也俗姓贾。无可到庐山，长居西林寺，深念贾岛，也许与此有些渊源。这二句写暮色苍茫，草虫喧叫；作者静坐禅房，沉思不语。一喧一默，一动一静，相映益彰。
三、四句写无可蒲团跌坐，晨夕见闻。在苍苔露冷、菊径风寒的秋夜，蛩声凄切、人不成寐的五更，听觉是最灵敏的。诗人只听得松涛阵阵，秋雨潇潇，一直听到更漏滴残（“彻”）。奇妙的是，天亮开门一看，并未下雨，惟见积得很厚的满庭落叶（“深”）。这真是妙事妙语。宋魏庆之在《诗人玉屑》中说：“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一物，谓之象外句，如无可上人诗曰‘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是落叶比雨声也。”所谓“象外句”，“超以象外，得其圜中”（唐司空图《诗品·雄浑》），即跳出字面物象之外，才能得其个中三昧。“听雨寒更彻，开门落叶深”二句，写的是“落叶”，而偏说是“听雨”，意思又不在“听雨”，而是写长夜不眠，怀念贾岛。这个象外句要比直写深入两层。
五、六句转入往事回忆。曩昔，兄弟二人同在京城长安时，贾岛屡试不第，积忧成疾，曾与无可相约，仍回山皈依佛门。一个“病”字，齐下双管。一写贾岛名落孙山的忧愤之病；一写朝廷昏庸，不识人才，国事不可救药之病。两病相加，不能不起泛舟洞庭、归隐渔樵之心。当年无可离京时，贾岛《送无可上人》诗云：“终有烟霞约，天台作近邻。”这应是无可此联诗“昔因京邑病，并起洞庭心”的最好注脚。
事实上贾岛此后并没有赴“烟霞约”。因而无可说：“亦是吾兄事，迟回共至今。”“吾兄事”应指贾岛浮沉宦海、迷航不悟之事。岛虽不第而尘心未泯，苦苦干禄，也只做了个长江主簿。这在高蹈逃禅的无可看来，早应遁迹，太“迟回”了，可“吾兄”仍是追逐名禄，实在是自惹烦愁。从“共”字看，无可此刻还是期望贾岛能够同赴“烟霞约”，舍筏登岸的。
后半首的前尘回顾与前半首的眼前即景要协调统一，“落叶”二字当成为前后的关锁支点。首二句写暮色、虫喧、默思、静坐，是为听落叶作势，三、四句写置身于深山、深寺、深秋、深夜之中，金风扫落叶，直似一派狂飚骤雨。这是正面写听落叶。后四句是写听落叶的余波，也是听落叶的襟怀。常言说“落叶归根”，无可深更听落叶，不能不想到他与从兄贾岛的“烟霞约”、“洞庭心”；惜贾岛至今尚浪迹尘俗，叶虽落而不得归根，那么，后四句所表述的情怀就自然地奔泻而出。可以说这首诗实质写的是“听落叶有怀”，通首诗的诗眼就落在“落叶”上。
这首诗前四句写景，而情寓景中；后四句叙事，情亦现事里。全诗写景、叙事、抒情三结合，圆融为一体，结构严整。诗人以兴开篇，物人互映，动静对写，使得对比鲜明。并运用错觉感官，别具情趣，耐人咀嚼。作者无可以此诗代柬寄赠贾岛，表达了他的思念之情和劝归之意。
这是一首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王薄的歌谣，热情地赞美了王薄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和他那种与反动统治阶级血战到底的革命精神。这首歌谣以通俗的语言、高昂的格调、热烈的感情、铺叙的手法，颇为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古代革命农民的英雄群相。
前四句以白描的手法写其外貌：长白山脚下有一位英俊的青年，他身穿纯一色的红罗袍，外罩鲜艳华丽的马甲，手持着冲天的丈八长矛，腰挂着闪闪发光的弯刀……从衣着到携带的武器，一幅生动的肖像画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作者注意运用表现色彩的词语，如“红”“锦”“耀日光”等，使人物形象鲜明，富有立体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重点写他携带的武器，则突出了他的性格和身份，为下文作了铺垫。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这两句从主人公的生活习性来写，突出主人公的英勇、剽悍和粗犷，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至此，一个勇猛英武的农民起义领袖在读者眼前树立起来了。“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转入战场斗争场面的描写。作为起义军领袖，他对朝中的贪官污吏和保护这些贪官污吏的官兵是怀着刻骨仇恨的，当他听到官军来围剿起义军的消息时，立即英姿勃勃地提刀上阵，带领起义军奋勇杀敌。起义军英勇无畏，所向无敌的气概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的表现。“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炀帝曾想远征辽东，大批征发百姓充当士卒。这两句的意思是：与其远征辽东，参加不义的战争，白白地死在外面，还不如拿起武器来反抗，斩杀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即使牺牲了，又有什么可惜的呢？这里，表现了当时广大民众的共同心声；与其受压迫而死，倒不如起义反抗而死！表现了当时人民对残暴统治的无比憎恨，和视死如归的反抗精神。
这首歌谣气势雄浑、豪放，形式质朴、生动。遣词造句，也准确、精炼。特别是所用的动词，大都写得有声有色。如“侵”字，表现出起义军高昂的士气夭矫天际,“耀”字，衬托出起义军光辉的业绩昭同日月。一个“荡”字，更生动有力地描绘出起义军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真实地描写了起义军的一个生活侧面。“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更喊出了起义军宁死不屈的心声。
隋代的民谣，流传下来的并不多。现存的一些篇章，主要是反映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富于现实性和斗争性。这首《隋大业长白山谣》就是其中的代表。诗中通过对起义军领袖的塑造、歌颂，表现了人民对黑暗统治的不满，和对起义军的无比爱戴。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