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以绝句体裁写的篇幅短小的宫怨诗，总是只揭开生活画图的一角，让读者从一个片断场景看到宫人悲惨的一生；同时往往写得委婉含蓄，一些内容留待读者自己去想象，去玩味。这首诗却与众不同。它展示的是一幅生活全图，而且是直叙其事，直写其情。
诗总共只有二十个字。作者在前半首里，以举重若轻、驭繁如简的笔力，把一个宫人远离故乡、幽闭深宫的整个遭遇浓缩在短短十个字中。首句“故国三千里”，是从空间着眼，写去家之远；次句“深宫二十年”，是从时间下笔，写入宫之久。这两句诗，不仅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有强烈的感染力；不仅把诗中女主角的千愁万恨一下子集中地显示了出来，而且是加一倍、进一层地表达了她的愁恨。一个少女不幸被选入宫，与家人分离，与外界隔绝，失去幸福，失去自由，本来已经够悲惨了，何况家乡又在三千里之外，岁月已有二十年之长，这就使读者感到其命运更加悲惨，其身世更可同情。与这两句诗相似的有柳宗元《别舍弟宗一》诗中“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一联，也是以距离的遥远、时间的久长来表明去国投荒的分外可悲。这都是以加一倍、进一层的写法来增加诗句的重量和深度。
后半首诗转入写怨情，以一声悲歌、双泪齐落的事实，直截了当地写出了诗中人埋藏极深、蓄积已久的怨情。这后两句诗也以强烈取胜，不以含蓄见长。过去一些诗论家有诗贵含蓄、忌直贵曲的说法，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应当说，一首诗或曲或直，或含蓄或强烈，要服从它的内容。这首诗的前半首已经把诗中人的处境之悲惨写到了极点，为逼出怨情蓄足了力量，因而在下半首中就势必让诗中人的怨情喷薄而出、一泻为快了。这样才能使整首诗显得强烈有力，更能收到打动读者的艺术效果。这里，特别值得拈出的一点是：有些宫怨诗把宫人产生怨情的原因写成是由于见不到皇帝或失宠于皇帝，那是不可取的；这首诗反其道而行之，它所写的怨情是在“君前”、在诗中人的歌舞受到皇帝赏识的时候迸发出来的。这个怨情，联系前两句看，决不是由于不得进见或失宠，而是对被夺去了幸福和自由的抗议，正是刘皂在一首《长门怨》中所说，“不是思君是恨君”。
这首诗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四句诗中，前三句都是没有谓语的名词句。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曾指出，诗句中“实字多，则意简而句健”，而他所举的“皆用实字”的例句，就是名词句。这首诗之所以特别简括凝炼、强烈有力，与运用这种特殊的诗句结构有关。另一特点是：四句诗中，以“三千里”表明距离，以“二十年”表明时间，以“一声”写歌唱，以“双泪”写泣下，句句都用了数目字。而数字在诗歌中往往有其特殊作用，它能把一件事情、一个问题表达得更清晰，更准确，给读者以更深刻的印象，也使诗句特别精炼有力。这首诗的这两个艺术形式上的特点，与它的内容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与张祜同时的诗人杜牧非常欣赏这首诗，在一首酬张祜的诗中有“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句。这说明，张祜的这首诗道出了宫人的辛酸，讲出了宫人要讲的话，当时传入宫中，曾为宫人广泛歌唱。
寇准是北宋著名的政洽家，位至宰相，功业彪炳，性亦刚毅，却写出如此柔丽感伤之诗，便是他的同时代人也觉得难以理解，议论纷然。宋僧文黄在《湘山野录》中说：“莱公（寇准封莱国公）富贵之时所作诗，皆凄楚愁怨，尝为《江南春》云云”；南宋胡仔说：“忠愍诗思凄惋，盖富于情者。如《江南春》云……观此语意，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诗意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曾经作过寇准副职的范雍在《忠愍公诗序》中也谈到：“尝为《江南春》二绝，……人曰少贵无不足者，其摅辞绮靡可也，气焰可也，惟不当含凄尔。”其实，他们都没有说对。范雍以为只有诗人的女婿文康公（名王曙）说中了：“乃暮年迁谪流落不归之意。诗人感物，固非偶然。时以为文康公之知言也。大约公之为诗，多有此意。”诗人在澶渊之盟后不久，晚年罢相又复相，又被排挤去位。后贬死雷州。作为一个人，他心中存有芥蒂；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感到失意和抱负难以再展；而作为一个诗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他对景伤情，发为诗句，原因就在于此。
此诗一二句点明题意，并描写出了江南春日黄昏的那种迷离艳冶之美。末句转入抒情，诗人心中涌起无限愁绪，感到自己的绵绵愁情就像眼前的春水，无了无休。此诗颇具唐诗特色，情韵悠长，蕴藉空灵。
“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东风起。”中杳杳，指江水的深暗幽远。夕阳西下，江面上水波渺茫，远望好似烟雾笼罩；江水浩渺，迢递不断，如同远隔千里。一阵东风，吹来缕缕白苹清香。寥寥十四字，表面写无人之景，实是境中有人，“隔”、“风起”、“香散”，都是从人的感觉角度落笔的，因此第三句就将人推出镜头来。原来此时诗人正伫立在汀洲（水边平地）之上凝望着。此属倒装句法，按顺序而言，应把此句提到最前面，但如倒转过来，便属凡笔，诗意也索然了。
美景令人陶醉，也撩人伤感，尤其是悲愁郁结的人，所以末句便转入抒情。此时，诗人面对一江春水，心中陡然涌起无限愁绪，感到自己的绵绵愁情就像眼前的春水，无了无休。“愁情不断如春水”，凭借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化抽象为具体，含蓄地倾吐出愁情的沛然莫遏，与早于他的李煜《虞美人》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和晚于他的秦观《江城子》词名句“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异曲同工。李词鲜明、生动，秦词情辞兼胜，寇准的诗则妙在首尾呼应，情景相生，另有耐人吟味之处。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