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月色微微，云彩轻轻，二更时分词人从沉醉中醒来，听着咿咿呀呀的摇橹声，船家告诉他，船刚开。从船舱中往回望，只见孤城笼罩一片烟雾迷蒙之中。这一切仿佛做梦一样。景和情的和谐，巧妙地烘托出了醉醒后的心理状态。
下片承上，描写醉后的形态。他头巾歪一边，扇子坠落舱板上，藤床分外滑腻，仿佛连身子也挂不住似的。“巾偏扇坠藤床滑”，短短七个字，就将醉态刻画得惟妙惟肖。词人终于记起来了，他刚才还真做了个梦。但天地之间，一叶小舟托着他的躯体迷蒙的江面上飘荡，朋友亲人们都已天各一方，向何人诉说呢？词人不禁有些愤慨了，这样飘荡不定的生活几时才能结束呢？最后两句，点明了词人心灵深处埋藏的思乡之情。但他究竟做了个什么样的梦，词中依然未明说。
词中写月色朦胧，云彩轻柔。在二更时分，词人从沉醉中醒来，发现自己正在一只刚刚出发的小船上。从船舱中向来路望去，只见一座孤城笼罩在烟雾迷蒙之中，似梦如幻，歌宴的场景仍在目前。如今醉了，头巾歪在一边，扇子掉在船板上，藤床湿腻，仿佛连人也要滚落下去了，真是醉了。忽然记起来，刚才做了个梦。想把梦境说给人听，身边却无人可说。一叶小舟载着自己在迷蒙的江面上漂荡，不知道漂到何时才能止歇。自己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像这只小船一样，飘飘荡荡，身不由己。何时才能安稳下来呢？何时才能够回到四川老家呢？苏缨评论说，上片最后两句“记得歌时，不记归时节”，呼应下片最后的“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修辞魅力。“歌”与“归”构成一对矛盾，象征着仕进与隐逸；“西南”与“东南”也构成了一对矛盾。这既是写实—因为苏轼是蜀人而游宦江南，故有此语；这也是象征—西南家乡象征归隐，东南游宦象征仕进。四句话，充满了矛盾对立，也含有了表层与深层的多重含义。
这首词，语言平易质朴而又清新自然，笔调含蓄蕴藉而又飞扬灵动，感伤之情寓于叙事之中，将醉酒醒后思乡的心境表现得委婉动人，使人领略到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形式。词中情景交融，描述了舟中酒醒后的心境，表达了对仕宦奔波的倦意和对家乡的思念。
纳兰之心，细致到微小的野果亦能勾起忧虑重重。
《元霞宫记》中有对红姑娘描述道： “金殿前有野果，名红姑娘，外垂绛囊，中空有子，如丹珠，味酸甜可食，盈盈绕砌，与翠草同芳，亦自可爱。”西风瑟瑟惹得些微寒意，翠袖斜倚阑干，清清朗朗的，红姑娘好似少女般温婉可爱。花冠似有丝织之感，美艳轻柔，殷红之色视同红玛瑙，红姑娘形色甚是好看。首句“骚屑”，意为风声，汉时刘向《九议·思古》中有“风骚屑以摇木兮，雪吸吸以湫戾”。
行文至此皆是刻画红姑娘之态，读来惹人喜爱，可以想象一片葱郁之景，引得人心随它沉醉在一片风情之中。霞前半部分基调积极，呈现的多是欢愉。
但至下片语意顿转，质问“霞宫事往凭谁问”，霎时转为沉重的历史之思，洋溢的许是悲苦之意。朱颜无恙，过往何存，野果如今还依稀尚存，葱葱郁郁美好地保留着，点缀着这个世间，当年王朝却早已沦为陈迹。依稀只记得当年元代至正年问，宫殿前的红姑娘争相娇艳，宫中女子争相采摘插戴，一派活泼场面。而今只留萧条旧宫，美景依旧，对比之下更显得寥落。
至正年间用作背景，自有深意。至正即元惠宗顺帝第三个年号，霞时值元末。顺帝昏庸，不谙权术，有一年元朝境内发生通货膨胀，加之为治水加重徭役，以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其后各地义军蜂拥而起。最终，元朝灭亡，政权为朱元璋所夺。霞至正年间这一时代背景隐藏些耐人寻味的意味。纳兰借用此典，表达的或许是今昔之叹，又或许有对时下的深深忧虑。
再细究“无恙是朱颜”，又要联想纳兰对后主词的偏爱。这朱颜一词，正是因李后主的绝笔《虞美人》而出名。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每每轻诵此句，都是满怀的怅惘无奈。 “欲语泪先流”的凄婉动人，都寄附于犹在的雕栏玉砌上，偏是为了那不再的朱颜。传达之意，是“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百般无奈，与纳兰的“霞宫事往凭谁问，无恙是朱颜”一句，可谓异曲同工。纳兰迷后主之词，确实得其精髓而不失纳兰之风。
后主句中的“朱颜”单从释义上看， “朱颜，即红颜，少女的代称”，表义上看应指南唐旧日的宫女，当然后人也有理解其还应包括旧日南唐的青山、碧水、明月等一切美好的事物。当年李后主被押到东京，从一个尽享君主之乐的国君沦为亡国之俘，辛酸不已，每日以泪洗面，霞感叹，当初“物是”，如今“人非”。
纳兰深得后主词义，物是人非的今昔之叹，叹得沉郁内敛，自有精魂。花草之趣，植株争艳之景，人处虽小，小中见大。历史遗恨，不用说尽往昔风华绝代，只需轻轻勾勒当下的细枝末节，就足够令怀史之人，流尽含恨之泪。
深感今昔之别，变迁之苦，而今之世，也不知能否安定。扼腕之痛，忧心之苦，郁结之人，轻轻问道： “霞宫事往凭谁问”就足够引人哀愁万分。
“法曲献仙音”，又名“越女镜心”、“献仙音”。陈旸《乐书》：“法曲兴于唐，其声始出清商部，比正律差四律，有铙、钹、钟、磬之音。《献仙音》其一也。”又云：“圣朝法曲乐器，有琵琶、五弦筝、箜篌、笙笛、觱篥、方响、拍板，其曲所存，不过道调望瀛，小石献仙音而已。其余皆不复见矣。”《乐章集》、《清真集》并入“小石调”，《白石道人歌曲》入“大石调”。周、姜两家句豆大体相同。九十二字，前片八句三仄韵，后片九句五仄韵。前片结尾是以一去声字领下五言两句，后片结尾是以一去声字领下四言一句、六言一句，周、姜全同。
“风拍”三句。开头两句对仗。此言深秋时节，江湖上生长着的荷花，被风浪摧打得叶断梗折、花瓣零落，一派萧瑟之景。“艳拂”三句，言放在室中的盆栽荷花却仍旧生气勃勃，红白莲花随着金风在水盆上起伏不停。以此与上三句的江湖上荷花作比，并切入题意。“过数点”两句，言随着夕阳的折射，空中飘来几点雨丝。此种意境与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词中的“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异曲同工，都写出了秋天的气候变化。雨丝挂在红白莲花上，使词人觉得莲花也在为秋尽冬临而流泪悲哀。
“宛相向”三句，述清晨莲花。言清晨，当玉井星坠向西边，彩霞从东方闪现之时，红白莲花随着微风发出飒飒的响声，并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它们相对而玉立，仿佛两个娇女子在喁喁而语，并指点着说：“你看，你看，有一朵白云已经飞过了那远处小岛的上空。”“玉井”，即参星下四小星名。“寸藕”两句。言盆栽荷花的藕根虽短，但是如果折断它，那未其藕丝是抽扯不绝的，这就是“藕断丝连”啊。词人由此又联想到自己与爱人虽也是分隔两地，但心常思之也。“何郎”，即三国时的何逊，人称粉面何郎。这里借代词人自己。“半掬”两句。“掬”，离也。此言红白莲若即若连，似乎也感受到深秋的微凉，再听见寒蝉凄切，仿佛正在歌着《菱唱》曲，使寒意更加浓厚。“伴鸳鸯”两句，言盆栽的红白莲像鸳鸯般双宿水上，词人对花饮酒，自是一大雅事也。可是他偏不写饮酒，而是写酒醒后才发觉人已在床上，时候也不早了。这一曲笔，道出此词其实是词人的追忆之作也。
全词以拟人手法，写活了红白双莲，并衬以词人自己的联想，写花即写人也。
《后游》是杜甫重游修觉寺时的作品。由于心态的不同，旧地重游往往会有绝异的感受，在《游修觉寺》中，杜甫客愁重重，在《后游》中，杜甫却又客愁全减。诗人带着游修觉寺的回忆跨过可爱的小桥再次登山访古刹。在诗人看来，壮丽秀美的山川好像等着诗人或游客去登临纵目，斗艳作姿的花柳无私地盼望着诗人或游客去领略欣赏。
“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寺和桥都是曾游之地，诗人再游时对桥和寺都更生爱怜之情。这两句采取倒装句式，将宾语的“寺”和“桥”提到谓语动词“忆”与“怜”前，突出游览的处所，将对景物的深厚感情和盘托出，点出后游在感情上的深进。
头两句从写诗人对“寺”、“桥”有情，“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两句则转入写此地山水草木也都对诗人有情，正是人有意，物有情。这两句诗是很有含蕴的，它透露了诗人对世态炎凉的感慨。弦外之音是大自然是有情的、无私的，而人世间却是无情的、偏私的。
“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诗人在概叙了江山花柳之情后，又具体描绘晨景和晚景两幅画面。这两句表明了时间的推移，诗人从早到暮在此，可见流连之久，又从侧面说明了景色之美。
全诗以感慨作结：“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表面看来好像这仍是赞美此处风景绝佳，其实，这正是诗人心中有愁难解，强作豁达之语。杜甫流落西南山水间，中原未定，干戈不止，山河破碎，民生多艰，满腔愁愤，无由排解，只好终日徜徉于山水之间，所以减愁两字是以喜写悲，益增其哀。
这首诗写得表面豁达，实则沉郁，只是以顿挫委曲之态来表现这样的情感。正因为如此，才产生更为感人的效果。此诗采用散文句式，而极为平顺自然。这一种创新，对后世尤其是宋代诗人的影响颇大。
诗寄贺铸，却从秦观身上落笔，因为秦观既是黄庭坚的挚友，同为苏轼弟子，同时与贺铸亦是知交。秦观于绍圣元年（1094年）因被列入“元祐党籍”而被贬处州，绍圣三年（1096年）又徙郴州，而后贬横州、雷州，愈贬愈远，直至天涯海角，元符三年（1100年）五十二岁时才被赦北返，归途中卒于藤州（治所在今广西藤县）。这首诗第一句“少游醉卧古藤下”即写秦观的逝世。字面上并未明写其死，只是说“醉卧”，是因为不愿提及老友之死，他以这一描写抒发了对挚友深情绵邈的追念。但这样写，也并非杜撰，而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据惠洪《冷斋夜话》：“秦少游在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挂空碧。醉卧古藤阴下，杳不知南北。’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苕溪渔隐丛话》引）当时的人认为，这首词可能是一种谶语。尽管秦观历尽磨难，但临终时却以宁静的心境面对死亡。黄庭坚此句既是化用了秦观的词，又切合其视死如归的坦荡情怀。第二句说“唱一杯”，而不说“唱一曲”，这又是黄庭坚造语的生新之处。晏殊有词说：“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唱一杯”既包含了“一曲新词”的意思，也呼应了上面的“醉卧”，针线极密。这个问题极耐人寻思。接着诗人自己作答：“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这一转折使诗境从低回沉思中振起，然后一气贯注，收束全诗。这两句用逆挽的写法，形成衬垫，全力托出最后一句，挽住题目作结，有画龙点睛之妙。黄庭坚对贺铸的推重、赞美，全部凝聚在这句诗中了。在他看来，只有像贺铸这样的豪侠多才之士，才有资格为秦观唱出断肠之词。他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当时广为传诵，人称“贺梅子”。“江南断肠句”正是化用贺铸词中的成句，切合追悼秦观之意。秦观生前很喜欢贺铸这首词，《诗人玉屑》就载有黄庭坚的评价：“此词少游能道之。”
此诗在尺幅之中，蕴含深情，表现了三个朋友相互间的情谊，构思精巧。但它不仅是一般的寄友怀人之作，黄庭坚的感叹中沉淀着深厚的内容。在北宋的激烈党争中，许多才识之士纷纷远贬，经历了种种磨难，有些人就死在岭南贬所。宋徽宗继位，朝野都希望能消弥党争，徽宗也以此标榜，宣布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因而所谓的“元祐党人”得以遇赦，但劫后余生也不能长久，苏轼、秦观、范纯仁等都在此时去世，陈师道也死于贫病，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任宰相，党祸再起，开列了包括苏轼、秦观在内的百余名“奸党”的名单，在全国刻石，并下令销毁苏轼父子三人及苏门弟子等的著作。黄庭坚在遇赦时也曾对徽宗寄以厚望，但朝政如此，他又重新陷于绝望之中。师友凋零，前途未卜，他忧患余生，心情十分悲凉落寞。就在作诗的这一年，黄庭坚再贬宜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不久即辞世。在这样的境遇下，他把贺铸视为知己，其寄慨之深沉，就非同一般了。贺铸虽是太祖贺皇后的族属，但秉性耿直，长期悒悒不得志，终于愤而退隐，卜居苏州、常州一带。所以他们的友谊是有共同的思想感情作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