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第一句是叙述蜀国降宋的事实,第二句使诗意更为深入,同时也展示出了这位宫妃的内心活动和对蜀国灭亡的看法。第三句具体讲述蜀国投降的惨状,第四句用了反问句式并运用反语斥责了蜀主的无能,又嘲笑了文武群臣甘当俘虏的丑态,从而表明了这位宫妃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
此诗破题就直述国亡之事:“君王城上竖降旗”。史载后蜀君臣极为奢侈,荒淫误国,宋军压境时,孟昶一筹莫展,屈辱投降。诗句只说“竖降旗”,遣词含蓄。下语只三分而命意十分,耐人玩味。
“妾在深宫那得知”纯用口语,而意蕴微妙。大致有两重含义:首先,历代追咎国亡的诗文多持“女祸亡国”论,如把商亡归咎于妲己,把吴亡归咎于西施等等。而这句诗则象是针对“女祸亡国”而作的自我申辩。语似轻声叹息,然措词微婉,而大有深意。其次,即使退一步说,“妾”及时得知投降的事也照样于事无补,一个弱女子不可能有回天之力。不过,“那得知”云云毕竟还表示了一种廉耻之心,比起甘心作阶下囚的“男儿”们终究不可同日而语。这就为下面的怒斥预留了地步。
第三句照应首句“竖降旗”,描绘出蜀军“十四万人齐解甲”的投降场面。史载当时破蜀宋军仅数万人,而后蜀则有“十四万人”之众。以数倍于敌的兵力,背城借一,即使面临强敌,当无亡国之理。可是一向耽于享乐的孟蜀君臣毫无斗志,闻风丧胆,终于演出众降于寡的丑剧。“十四万人”没有一个死国的志士,没有一星半点丈夫气概,当然是语带夸张,却有力写出了一个女子的羞愤:可耻在于不战而亡。
至此,作者的羞愤痛切之情已酝酿充分,于是爆发出一句热骂:“更无一个是男儿!”“更无一个”与“十四万人”对比,“男儿”与前面“妾”对照,可谓痛快淋漓。“诗可以怨”,其实岂但可怨而已,这里已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了。
此诗写得很有激情,表现出亡国的沉痛和对误国者的痛切之情;更写得有个性,活现出一个活泼泼有性格的女性形象。诗人以女子身份骂人枉为男儿,就比一般有力,个性色彩鲜明。就全诗看,有前三句委婉含蓄作铺垫,虽泼辣而不失委婉,非一味发露、缺乏情韵之作可比。
据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花蕊夫人作此诗则有所本。“前蜀王衍降后唐,王承旨作诗云:‘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对照二诗,徐氏对王诗几处改动都很好。原诗前二句太刻意吃力,不如改作之含蓄有味,特别是改用第一人称“妾”的口气来写,比原作多一重意味,顿添神采。这样的改作实有再造之功。就诗人陈诗一事而论,不但表现了廉耻之心,而且有几分胆气。这行为本身就足为孟蜀“男儿”羞。所以,此诗得到一代雄主赵匡胤的赏识,不是偶然的。
此诗以“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作为开头,随手将题目中“江行”的意思镶嵌在内,但没有明说,只是从另一角度隐隐化出,用的是“暗起”的写作手法。
“咫”是八寸。“咫尺”,形容距离极近。“匡庐”即指庐山。近在咫尺,本是极易登临,说“不可登”,是江行遇雨所致,船至庐山脚下,却为风雨所阻,不能登山。“不可登”三字写出了使人发愁的“风雨”之势,“愁”字则透出了诗人不能领略名山风光的懊恼之情。“不可登”,不仅表示了地势的由下而上,而且,也描摹了江舟与山崖之间隔水仰望的空间关系。诗人仅仅用了十个字,即道出当时当地的特定场景,下笔非常简巧。
一般说来,描写高山流水的诗歌,作者多从写形或绘色方面去驰骋彩笔;此诗却另辟蹊径,以引人入胜的想象开拓了诗的意境:“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庐山为南朝佛教胜地,当时山中多名僧大师寄迹其间。这些往事陈迹,成了诗人联想的纽带。仰望高峰峻岭,云雾缭绕,这一副奇幻莫测的景象,不能不使诗人浮想翩翩:那匡庐深处,烟霞洞窟,也许仍有六朝高僧在隐身栖息吧。此种迹近幻化、亦真亦妄的浪漫情趣,更增添了匡庐的神奇色彩。庐山令人神往的美景很多,诗人却“只疑”佛窟高僧,可见情致的高远和诗思的飘渺了。
第三句中的“疑”字用得极好,写出了山色因云雨笼罩而给人的或隐或现的感觉,从而使读者产生意境“高古”的联想。“只疑”和“犹有”之间,一开一阖,在虚幻的想象中渗入似乎真实的判断,更显得情趣盎然。
此诗以疑似的想象,再现了诗人内心的高远情致。写法上,似用了国画中的“滃”写技法,以淡淡的水墨来渲染烟雾迷蒙的云水,虚虚实实,将庐山写得扑朔迷离,从而取代了正面写山的有形笔墨,确可视为山水诗中别具神情的一首佳作。
首句“万家墨面没蒿莱”,用悲愤感人的笔触,描写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国民党的统治和日本的侵略,使无数城乡化为废墟,千家万户流离失所。“万家”言受害者之多,“墨面”状悲苦的形象;“蒿莱”形容破败荒凉的社会环境。一个“没”字,融形象与环境为一体,活画出广大人民饥寒交迫,蓬头垢面,辗转荒野,出没蔓草之中的悲惨生活画面。诗人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渗透于字里行间。
“敢有歌吟动地哀”,深入一层写人民精神上的哀痛和怨愤。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吟之声发。”人民受深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必然要唱出震天动地的哀歌。但在那样的年代,却因横遭当局压抑而钳口结舌,哑了声音。一个“敢”字领出全句,又以反诘的语气抑住下文,把人民这种欲吐不能,只有把仇恨积压在心底的愤激感情,表达得十分含蓄,深沉,有力。这悲愤的诗句,燃烧着被压迫人民对反动派的深仇大恨。
前两句诗,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勾画出一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灾难深重而又默默无言的旧中国的悲凉图景,揭示了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者的尖锐矛盾,为全诗高潮的涌起作了铺垫。
诗的第三句“心事浩茫连广宇”,笔锋一转,从状写社会现实转入直抒胸怀。诗人“心事”万千,思连“广宇”,充分显示他和人民心心相印,同革命息息相通的博大胸襟;也包含着他对时局发展和革命形势的探索,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殷切期待。
结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激情奔涌,雄健有力。诗人对时局发展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响亮回答。“无声”与“惊雷”,辩证地写出局势的对立统一。“无声”是表面的沉默,它准确地概括了局势的一个方面——压迫越来越深,黑暗越来越浓,但郁结着人民仇恨的沉默,如同地下奔突的地火,终究要爆发出来。“惊雷”象征人民革命的风暴,抗击日本侵略的怒吼,它形象地揭示了局势的另一方面——“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
作者陈与义是南北宋相交时的著名诗人。这首诗是作者南渡后于绍兴六年(1136年)居住在青墩(今浙江桐乡县北,与乌镇隔水相望)时所作,距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正好十年。“十年伊洛路漫漫”中“路漫漫”既是说离自己的家乡洛阳(伊水、洛水)是路途遥远,也是说家乡被金兵占领的时间也已经很长久了(十年)。
在这首诗里,作者表面说的是面对春日盛开的青墩牡丹,自己独自一个在观赏,实际上想说的是什么时间我才能再回到故乡去观赏天下驰名的洛阳牡丹。但想到眼前的景况,时间在无情地流逝,自己已变得老态龙钟,然而家国破碎故土依然难回时,作者通过牡丹而强烈地表达出了对故乡深切无尽的思念及对前景的无望与悲苦万千的愁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