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渡汉江》诗意在写思乡情切,真实地刻画了诗人久别还乡,即将到家时的激动而又复杂的心情。语极浅近,意颇深邃;描摹心理,熨贴入微;不矫揉造作,自然至美。
前两句追叙贬居岭南的情况。贬斥蛮荒,本就够悲苦的了,何况又和家人音讯隔绝,彼此未卜存亡,更何况又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冬历春,捱过漫长的时间。诗人没有平列空间的悬隔、音书的断绝、时间的久远这三层意思,而是依次层递,逐步加以展示,这就强化和加深了贬居遐荒期间孤孑、苦闷的感情,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断”字“复”字,似不着力,却很见作意。此诗人困居贬所时那种与世隔绝的处境,失去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都历历可见,鲜明可触。这两句平平叙起,从容承接,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往往容易为读者轻易放过。其实,它在全篇中的地位、作用很重要。有了这个背景,下两句出色的抒情才字字有根。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两句描写诗人逃归途中的心理变化。“近乡”交代诗人因长期不知家人消息而逃离贬地,走近家乡。所谓“情更怯”,即愈接近故乡,离家人愈近,担忧也愈厉害,简直变成了一种害怕,怕到“不敢问来人”。按照常情,这两句似乎应该写成“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诗人笔下所写的却完全出乎常情:“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仔细寻味,又觉得只有这样,才合乎前两句所揭示的“规定情景”。因为诗人贬居岭外,又长期没有家人的任何音讯,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心家人的命运,怕家人由于诗人的牵累而遭到不幸。“音书断”“复历春”这种思念随着担心同时的到来,形成急切盼回家,又怕到家里的矛盾心理状态。这种矛盾心理,在逃归的路上,特别是渡过汉江,接近家乡之后,有了进一步的戏剧性发展:原先的担心、忧虑和模糊的不祥预感,此刻似乎马上就会被路上所遇到的某个熟人所证实,变成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而长期来梦寐以求的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则立即会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因此,“情更切”变成了“情更怯”,“急欲问”变成了“不敢问”。这是在“岭外音书断”这种特殊情况下心理矛盾发展的必然。“情更怯”与“不敢问”更能体现诗人此际强自抑制的急切愿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愈接近重逢,诗人便会愈发忧虑,发展到极端,这种忧虑就会变成一种恐惧、战栗,使之不敢面对现实。
宋之问这次被贬泷州,是因为他媚附武后的男宠张易之,可以说罪有应得。但这首诗的读者,却往往引起感情上的某种共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表达思想感情时,已经舍去了一切与自己的特殊经历、特殊身份有关的生活素材,所表现的仅仅是一个长期客居异乡、久无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乡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感情,却具有极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形象大于思维的现象,似乎往往和作品的典型性、概括性联结在一起。这首诗便是一例。
此诗不仅有巧妙的抒情艺术,而且有更深刻的体会。作者用逐层递进的追述,交代了背景之后,立即直抒胸臆,不加保留地倾诉出矛盾心理和痛苦心情。但是,读者却必需经过一番认真的咀嚼,才能感受到这种特殊的心理状态,达到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这种高度简洁的抒情手法,使作品用最省略的语言,获取了极为深远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是描写一位女子秋夜愁思的闺怨词。
“云一緺,玉一梭”两句,分写女子发式、头饰之美,用语清新而形象。
“淡淡衫儿薄薄罗”,续写女子淡雅衣着,虽未明写容颜,但这种比喻和衬托却从侧面写出女子的容貌艳丽和气质高雅。虽只写衫裙,而通体所呈现的一种绰约风神自可想见。尤其是“淡淡”和“薄薄”两个叠词的使用,别具一格,于浅白中见新意,于细微处见匠心。
“轻颦双黛螺”,写到这位淡妆女子的表情。轻皱双眉,似乎蕴含着幽怨。相思怀人之意,于此隐隐传出,并由此引出下片。这一句突兀其来,直扣人心,不仅突出了女子愁思不解的容态,而且加强和丰富了这种容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轻”字颇有分寸,它适合表现悠长而并不十分强烈的幽怨,且与通篇轻淡的风格相谐调。
“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写到这是一个秋天的雨夜,秋风本就催愁,文人亦已多伤秋,更何况有苦雨相和。作者不单写风,也不单写雨,而写风雨交加,更增添了秋夜愁思的凄苦。但是作者觉得这样的环境烘托仍然不够,于是风催残叶、雨打芭蕉,“帘外芭蕉”似乎也有泪滴,秋意不仅更浓,秋思也已更苦,“三两窠”,又隐约让人感到女子的孤零寂寞。
“夜长人奈何!”春宵苦短、秋夜嫌长,原只因其一欢一愁。最后一句仿佛是女主人公发自心底的深长叹息。这叹息正落在歇拍上,“奈何”之情点到即止,不作具体的刻画渲染,反添余蕴。联系上片的描绘,不仅使人联想到,这位“淡淡衫儿薄薄罗”的深闺弱女,不仅生理上不堪这秋风秋雨的侵袭,而且在心理上更难以禁受这凄冷气氛的包围。
王安石晚年寓居金陵钟山,“诵诗说佛”(苏轼语),追求心境的宁静。与此相适应,他的创作中出现了大量雅丽工致的绝句,在这种凝炼轻巧的形式中,他表达了自己萧散恬淡的心绪,这首小诗就是这样的例子。
诗写泛舟江上所见的景物。写了秋阴,写了云、雨,写了青山和远处影影绰绰的风帆,都是很开阔、很宏大的物象,然而整首诗造成的艺术境界却不是雄健豪迈,而是空明幽淡,其关键便在一个远字。诗人摄取了各种远景来构成他的画面,“江北秋阴一半开”一句,雨过天晴,阴云半开,一抹蓝天已带上了晚霞的辉光,给人一种悠远的感受。“晚云含雨却低徊”一句,将黄昏时的云霞写活了。“低徊”本来指人的徘徊沉思,这里却用来表现含雨的暮云低垂而缓慢地移动,情趣横主,静中有动。诗人在这两句中勾勒了一幅秋江暮云图。它颇有米家山水的朦胧含蓄之美,画面并不是明快清晰的,而好象是有意追求一种半明半暗,神光离合的境界:阴沉的秋空不是全部开朗而是“半开”,可见光线并不太亮;向晚的云霞也不璀灿明艳,而带着雨意,它不是暴风雨之前翻滚的黑云,却是低徊容与,悠然静穆。所以幽远淡雅便成了这幅画面的基调。
三、四两句从云转到江边的青山,山是纠结盘曲的,像是要挡住诗人前行的去路,然而远处忽隐忽现的点点帆影,正告诉诗人前途遥远,道路无穷。这两句写江行的待殊感受,不仅有景,而且景中有人,景中有意,蕴深邃的哲理于寻常景物之中,启人遐思,耐人寻味。后来陆游的“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是由此生发出来的名句。这里青山的回环曲折,帆影的时隐时现,也都构成了淡远的画面,与上面两句浑然一体,融汇无间。此诗的深层意义不是屈从阴暗,而是反抗阴暗。反抗阴暗,便能开通千帆竞渡的视境,这就是诗人借山光水色的变化所体验到的某种人生哲学、或政治哲学。因此,此诗是以富有辨证法的思理取胜。
苏轼评王维的诗画,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讲法,把诗境与画意结合在一起谈。诗与画的紧密结合,在唐朝的山水诗、画中得到完美的结合。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田园诗,都带有画的气质与风韵。唐人的山水诗画重点突出自然的美。宋人的山水画强调质,通过时序节令和布局,表现真实的生活,山水诗也提倡清新蕴藉,要求把真情实感通过客观描写表达出来。王安石的山水诗,就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这首写江行的诗,在灰暗的底色上布置了一幕开阔的画图,辅以幽深的笔调,与米芾山水画笔法相吻合,表现一种含蓄朦胧的美。同时,诗人又经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示出对路途遥远、风云变幻的惆怅,把主观思想加入了山水诗中,丰富了诗的主题。
奚禄诒日本篇:“首序禄山之乱,次入永王,次入诸侍御,次自序,末勉诸公以报国。”正道出了全诗的结构及其主题。
开头六句叙写安史叛军的嚣张气焰及其叛乱的主要过程。其中“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官惊”等句对当时的形势做了高度的艺术概括。“皇舆播迁”四字则道出了唐王朝腐败,不堪叛军一击的可悲情况。诗句间诗人的爱憎感情是很鲜明的。
接下六句叙写永王承朝廷委任,率军南下的情景。“云旗卷海雪,金戟罗江烟’’两句,是描写永王的旌旗舒卷有如海涛,武器罗列有如江烟的雄壮气势。“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两句是对永王璘的热情赞美。
再下六句赞扬诸侍御才华出众,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身赴宴会“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的畅快心情。
再下六句是抒写自已的爱国之志。表明他尽管是一个“草间人”,但是他的腰下却有“龙泉”宝剑,意在强调自己有非凡的才干,“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两句是紧承上面四句,作一收束,直抒胸臆,表达自己愿为国家平定叛乱的雄心壮志。这几句写得词情慷慨,意气挥放。
最后六句勉励四座诸公要齐心协力,不惜微躯,尽力报国。这几句既是勉励大家,也是激励自己,所以最后又归结到自身上来,表明自己平素所怀的功成身退的理想。全诗共分五层,每六句一转,结构井然,气韵流动,有力地抒发了爱国的豪情。诗中先叙安史之乱,次述永王的率军平乱;再次赞美诸侍御的清正严明;最后表明自己渴望为平定叛乱贡献出一切力量,并勉励大家尽力报国,表现了诗人的爱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