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莺啼序·重过金陵》凭高所见实景入手,从而引出对三国、六朝的疑问,咏史怀古。全词四片,借用“赋”的笔法依次铺叙开来。
第一片是总写,点题之后,写出词人心情、时令。起首“金陵故都最好,有朱楼迢递。”两句化用了南朝诗人谢朓的《隋王鼓吹曲·入朝曲》:“江南嗟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词人借它作为点题之用,截取了“迢递朱楼”四个字,令读者勾起对谢朓那首诗的联想。金陵古都,金陵故事,全都浮现于词句之中。点题之后,透露出词人的心境。“嗟倦客、又此凭高,槛外已少嗟致。”这两句,含义深婉。词人自称“倦客”,他经历了亡国、被掳、出家、放归等等一系列巨变,饱尝丧国之后带来的屈辱和悲痛,对人生产生了一种心灰意懒的厌倦情绪的缘故。“倦客”二字,透露了词人对现实不满但无奈的悲苦心境。在这种心境之下,重游故地,眼前仍然是“迢递朱楼”,在他眼里,已失去“嗟致”。接着“更落尽梨花,飞尽杨花,春也成憔悴”,词人连“成憔悴”和“少嗟致”在一起,叙心境和写时令的两层意思就密合起来了。“问青山,三国英雄,六朝奇伟?”词人用疑问句点出主题:怀古之幽情。”少嗟致“”成憔悴“的景况和”金陵故都最好“的观念在词人看来已不能相称,使人疑窦顿生:难道这就是那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和奇人伟士迭现的六朝时代的故都吗?疑问的实质是感叹,是一种对历史逝去,豪杰已成古人的咏叹。唯有青山不变,不谙人世沧桑,仍可作历史之见证。这首词的首片的作用只引领下文,故而写得比较概括。
第二片转入具体的写景和抒情的描写。“麦甸葵丘,荒台败垒,鹿豕衔枯荠。”三句着眼于虚拟的景物。值得注意的是,词人通过景物描写,暗喻世事之更替,另外用典表意。如“麦甸葵丘”、“荒台败垒”皆有典出。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是“麦甸葵丘”之典出。宫殿崔嵬、歌舞升平已不在,如今却只任凭麋鹿野猪去奔走践踏。《史记·淮南王安传》“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伍子胥苦谏吴王而不见纳,愤然自慨。词人把这两个曲故合起来看,用意甚明,慨南宋之不奋,抒己之伤悲。“正潮打孤城,寂寞斜阳影里。听楼头、哀笳怨角,未把酒、愁心先醉。渐夜深、月满秦淮,烟笼寒水。”化用了刘禹锡《金陵五题·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孤城寂寞回。”和杜牧《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词人隐括唐人诗句采取的手法是把唐人的句子拆开,但仍保持着前后的呼应,同时又把自己的句子融合进去,根据词调的要求,重新组合。词人在隐括、化用前人诗词,重新进行拆改组合的过程中,是煞费苦心的。把前人的句子放得十分妥贴,对于那些完全出于自己手笔的句子,如“未把酒、愁心先醉”,作了周到的安排,熔借来的句子和已句于一炉,且使其错落有致,密合无间。这几个句子直接抒发作者的怀旧情丝,强烈表达词人的主观感情,故而在全词当中位置重要。起到统率全段的作用,从而显示了词人的主导作用和作品的创造性质。抒发故情旧绪,转入了对历史的评述。
第三片开始两句“凄凄惨惨,冷冷清清。”连用叠字,加重了悲凉凄惨之感,“慨商女、不知兴废,隔江犹唱庭花。”接第二片最后杜牧《泊秦淮》诗句,流露出亡国之痛。面对故都两座楼阁“临春”“结绮”,感叹国家衰亡,昔人已去,无不饱含对亡国之君的强烈谴责。白居易《和关盼盼感事诗》里道:“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词人在词中写成了“可怜红粉成灰,萧索白杨风起。”两句,并暗用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的句意和刘禹锡诗表达方式有所不同。抒发了他面对历史陈迹而萌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感情。
第四片叙述东吴、东晋的史事。用意非常明显,喻指南宋王朝覆灭的历史悲剧。“铁索千寻,谩沉江底。挥羽扇,障西尘,便好角巾私第。”词人有针对性地评述了这几个发生在金陵的历史故事,很有现实意义。当时南宋王朝刚刚覆灭,他所抒发的兴亡感慨也是有针对性的,有现实性的。“叹人间今古真儿戏”,以儿戏喻兴亡,含义很复杂而用语却似乎很轻松,这里面既有词人的感慨,也有对历代亡国君臣的遣责,为的是把“人间今古”一笔带过。词人实际上是假借轻松的心境,引出一个沉重的话题。全词的结尾,又回到金陵景物,并照应篇首的“倦客又此凭高”登高远眺“春风岁岁还来,吹入钟山,几重苍翠。”自然界不因人世之变迁而按照它固有的规律,照常轮换。钟山依旧,只是人事不再。因这种怀旧情结作为全篇的一个总结,意味极为深长。
这首词着眼于金陵的历史、人物、街巷、江河、城郭,描写古今兴亡的大主题,是借古伤今抒写亡国之痛的作品。全词多处化用古人典故及诗词,却稳妥贴切,语意自然恰当。
前两句说明自己本意并不想弃世,是积极想融入这个社会的,但却被无情的社会抛弃。有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的诗味。
第三、四两句叙说了自己一旦放下世俗,获得自由,天宽地阔无人能管制,很有点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第五、六句用典,借燕人蔡泽早年不得志,但仍不放弃,最终大器晚成的故事来勉励自己。
第七、八句运用哲学思想,说明不惊动猎物的猎人才是好猎人,一个好的樵夫不会随意毁坏乔木。
最后两句说出归隐乡间呼朋唤友,与志同道合者聚集一起也是一种乐趣。
名家认为“潦倒”一词用在李白身上是恰当的,而《送蔡山人》这诗正是李白在其仕途路上所遭遇的不幸的写照。李白金门传诏,但是在担任供奉翰林后,他与李林甫针锋相对,毫不相让:“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他深深憎恶“群沙秽明珠,众草凌芳孤”的黑暗现实,对横行跋扈的权贵和趋炎附势的小人强烈愤慨“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天子,“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己昏。” 他决心披肝沥胆,直谏天子,横批逆鳞。提出十条勤政务本的建议,李隆基不悦,李白被“出宫思过”。他悲愤彷徨,过分高估天子的爱才之心,低估奸臣的诽谤中伤。这条理想道路竟然如此泥泞难行,“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行路难》之一)。结构的巨大跳跃,突兀奇来、不可端倪的诗句间激荡着李白矛盾的内心,他靠诗歌排解郁结胸中的不平之气。他日渐消极,“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行路难》之三),怀着无限惆怅失落和郁闷难抑的苦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天的等待,天宝三年春,李白傲然请辞离开长安!“赐金放返”后的李白,悲愤不平,“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他借酒消愁,“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他一直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在永王再三恭请下,李白从军李璘幕府。他以为自己从此走上从军报国之路,踌躇满志地为李璘出谋划策。“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以至于后来他落得个“长流夜郎”的下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这句诗便是描写李白被赐金放还时其内心的孤独与寂寞,即“尔时情景虽复潦倒”。
回到《送蔡山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这是李白对世俗的看法,认为自己主观还是积极的,而消极的世道容不下李白本身。李白出长安,游走四方,一句无倪舟,一句纵远舵,道出了游走四方的迷茫,天下之大,何处是我李白的容身之所?燕客期跃马这句笔锋这转,又回到了我本不弃世,这哪是我李白不想干一番事业,我也想像蔡泽一样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那怕我的年纪也像蔡泽一样不在年轻。唐生安敢讥又承接了前句世人自弃我,那些笑我,嘲我,讥我,讽我的人安能如此?为什么自己落到如此境地?自己现在的默默无闻,并不是自己的才能问题,而自己只是一个高明的猎手或是好的樵夫那样,不惊动自己的猎物,不毁损乔木罢了。一时的失意我并不放在心上,我可以回到乡间与朋友到处游玩,等待着时机。因为李白所选定的人生道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注定要以寂寞与潦倒为伴的,所以除了自己,他是没有人可以依靠的。这也是他之所以在一生中最崇拜的鲁仲连这种独往独来的英雄的原因所在吧。因此他要说“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所以他只能引蔡泽这样的暮年英雄为自己一生的知己。与山间的松月为友,自然而然地暗示当时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可以想象李白当初在长安待诏翰林任上,他人对其如此奉承殷勤,可是离开京城、身陷囹圄之际,却饱尝了世态炎凉。但是,透过期跃马,勿惊龙,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到,李白仍然是历尽挫折,初衷不改。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还是十分令人佩服的。
这篇游记散文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写法,第一段为叙述部分的前导,说明富贵人家修建林园别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中间两段是记叙,以精练的笔触叙写了三次游览万柳堂的情况。最后一段写万柳堂的变化,进一步引起作者的议论。
开篇劈曲而立,引出一节满含愤敌的议论,指出自古以来,官僚们“贵极富溢,则往往为别馆以自娱,穷极上木之工,而无所爱惜”。但真正建成之后,也只是偶然去一次两次,而“不得久居其中”。有的甚至终身没机会去。他们耗费巨资搜刮人民。建筑这些园林别墅,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显示自己的富贵和显赫,“欲以真此震耀乡里之愚”。冯溥之修万柳堂无疑正属此类。
文章转入第二部分则叙冯溥其人与其园,在政绩上,他是位很平庸而义显赫的官吏,“在廷时,无可訾,亦无可称”。但他耗费巨资修筑的万柳堂却是气度恢弘,景致超群,“其广三十亩,无杂树,随地势之高下,尽植以柳,而榜其堂曰‘万树之堂’。短墙之外,骑行者可望而见其中,径曲而深,因其洼以为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蒹葭,云水萧疏可爱。”刘大櫆去游历时,万柳堂已是面目全非了,这一节所写的景物特征及园林布局。只能是借助前人如毛奇龄、朱彝尊等咏颂万柳堂的诗赋,并依据自己对衰败园林观察中的想象来记叙,景物着墨不多,但淡笔工墨,将其恢弘的气度与幽雅的景致写得非常得体。
然而曾几何时,这京都名苑便随着主人的失势而迅速败落了,文章第三节便集中笔墨,以简洁而陡峭的笔势直写其破败:“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干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这节文字。气随声转,峻洁峭拔,给入一种江河日下,一落千丈之感,和上文所作渲染铺陈形成鲜明对照,给人以历史桑沧的震动和感喟。
文章也顺势而下,引出自己的议论:“人世富贵之光荣.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他因而认为,学有所成之后左做官的读书入不应去迫某富贵;而身聘高位者,则应倾全力以勤劳国事,不要“胺民之膏”去营建自己的安乐窝。写万柳堂的美景是为了反衬今日的衰败,而万柳堂的衰败又警怵人们明白富贵不可久恃的道理,归结到劝告求仕者和为官者应将精力放到国计民生上,不去做那种搜刮民脂民膏以供自己无度挥霍的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