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道教的神话常常会激超诗人的丰富想象,仿佛道士们过的也是神仙生活,也能摆脱人世间的种种限制,享受神仙的超脱和自由,以满足他们向往自由的心理和愿望。这首诗的基本内容就是这样。
“元丹丘,爱神仙。”正因为元丹丘喜好神仙之术,所以他才长期在嵩山修炼。下三句就是他常年在嵩山中求仙学道的夸张描写:“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常周旋。”诗中把元丹丘长期在嵩山的活动浪漫化,夸张地说成是一天之内的活动,仿佛他已成仙得道,有了神仙飞腾之术。早上,他还在清清的颍川边饮水,晚上就出现在紫烟缭绕的嵩山峰顶,在嵩山三十六峰的绝顶灿列处都有元丹丘的踪迹。嵩山在今河南登封,是五岳之一的中岳。唐时这里是道教最盛的地方。著名的道教胜地嵩阳观和中岳庙就在这里。嵩山有太室、少室二山,二山各有三十六峰,共计七十二峰。大概在唐时嵩山有名字的只有三十六峰,后来愈来愈多,但三十六峰也只是一个约数,言其多而已。
下面诗中着重写元丹丘的神通:“长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以上诗句意即脚踏星虹,身骑飞龙,速度之快,星驰电闪,只觉得两耳生风。可以横跨江河,飞越大海,在天空自由邀游,一直通向神话中的天国。这与屈原《离骚》中的乘飞龙遨游天国是同一寓意,即借飞升以向往自由,借游仙以寄托理想。
诗的最后一句说。“我知尔游心无穷。”《文苑英华》“游心”作“心游”,意思就更为明显。原来“蹑星虹”、“乘飞龙”,“横河跨海”的无穷之游,都只是“心游”而已。这一切都是诗人想象中的产物。并非真实。原来只是精神上的一番自由和逍遥之游。这与庄子“游心”(《庄子·则阳》:“知游心于无穷。”)的精神遨游是完全一致的。
此诗赞扬元丹丘爱神仙。“爱神仙”是全诗之眼。诗中故意把元丹丘写成一个能骑龙升天、横河跨海的神仙,表达了诗人对老友的美好祝愿,也是对老友的戏谑。李白真心希望元丹丘像神仙一样的自由快活,当然这也是李白自己的愿望。诗是歌谣体,用三、三、七的句式,使诗句更加活泼,富有变化。诗的前半首和后半首结构重叠,有一种长短相间,循环复沓的音乐美。后半首的首句与前半首的来句还用顶针格的修辞手法,使前后段自然衔接,天衣无缝。此诗有语言明白如话,自然天成的民歌风味,读起来朗朗上口。由此可见,李白在学民歌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此诗就是他学习民歌的优秀结晶。
《室思》组诗共六章,写的是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各章之间并无贯串的故事情节。这里详析第三章和第六章。一则因为以这两章为主,连及其余,也就大致反映了全诗的面貌;二则因为这两章比较精采,也流传较广,在六章之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先讲诗的第三章,前面两章已经写过:“念与君相别,各在天一方”;“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深沉的思念早已使她陷入难解难销的境地。“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辞。”此刻,这位思妇望着那悠然自得的浮云,便想托它给远方的丈夫捎去几句心中的话儿,可是那浮云瞬息万变、飘渺幻化,不可能叫人放心寄语。她徘徊彷徨,坐立不安,只有徒然相思而已。这无法摆脱的悲哀,激起了她对生活不公的感慨——“人离皆复会,君独无返期”。后一句是写实,前一句不无夸张,现实中当然未必是“人离皆复会”。但是这么一纵一擒,就更能反衬出感情上的痛苦。人们在极度悲痛时往往难免有这种过激的感情和语言,比如“民莫不谷,我独不卒”(《诗·蓼莪》);又如《论语》中:“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这一章十句,“人离”两句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因为“无返期”,才想到托云寄辞;因为“无返期”,所以思无尽时。妙在“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之前,又插入一个回顾的细节:自你离家之后,我从不梳妆,那明亮的镜子虽然满是灰尘,也无心事去擦它。这个倒叙,造成回环往复的效果,也是她纷繁杂乱心绪的写照。如果单就“自君之出矣”四句而言,则前一句为因,后三句为果,简洁明快,而又包孕丰富。“明镜暗不治”,虽是写事、写物,却可见其貌;“思君”二句,又可察其情。此情,此貌,正传神地刻画出思妇的生活和心态。所以从南北朝到隋唐,仿作者甚多,且皆以“自君之出矣”为题作五言四句的小诗。它之所以有如此深远的影响,除了上面讲的晓畅隽永之外,大概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有清新自然之趣。正如钟嵘所说:“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诗品》)。朱弁也说过:“诗人胜语,感得于自然,非资博古。若‘思君如流水’……之类,皆一时所见,发于言词,不必出于经史。……拘挛补缀而露斧凿痕迹者,不可与论自然之妙也”(《风月堂诗话》)。这些都是在称赞它的不假雕饰的自然之美。
再讲诗的第六章。诗的第四章写夜不能寐,触景生情,泪如泉涌;第五章写睹物怀人,更增思念之苦;意在将“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得以具体充分地发挥。但是,思念无穷,诗终有结,第六章便是全诗的结尾。君无返期,音信不通,思亦无用,盼也是空,最后只剩下一个心愿:愿君莫忘旧情。这就很像“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邛去”(孟郊《古别离》)的意思,只是这位温柔细心的女子说得更为曲折委婉。《诗·大雅·荡》中有句诗叫做“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里稍加改变,意思是说:人们做事情往往是有头无尾,不过我想你是能始终如一的。可是,想想分别多年,情况不明,世事难料,旧日的恩情还有保持的希望吗?但那种喜新厌旧,重新忘故的行为,毕竟是仁人君子所谴责、所讥刺的。“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讥”,不着己,不着彼,语意盘空,笔势突兀,它的分量在于提出了一个理想的、正直的生活准则和为人之道,下面四句正是就此生发,所以前人曾评曰:“以名义厚道束缚人,而语气特低婉”(《古诗归》)。其“低婉”之处,首先表现在她先说自己,再说对方:你虽然寄身远方,我可没有片刻忘了你;既然过去那么恩爱情深,现在该不会变得情淡意薄,想你也是时时思念我的。先自处于厚,次则言君不薄,以己之情动彼之情,婉曲动人。其次,表现在虽不无怨艾之情,不安之意,却绝不露圭角,一再地说:“想君能终之”,“想君时见思”,总以忠厚诚挚之心,构想“君”之所为、所思,其良苦之用心,全在盼美好之未来。这,便是千思万念之归宿,也是通篇之结穴。这一章时而写己,时而写彼;时而泛言,时而切指;时而忧惧,时而自慰;局势变换,一步一折,终落在凭空设想之处,似尽不尽,真是一片真心,无限深情,这大概就是钟惺说它“宛笃有十九首风骨”(《古诗归》)的原因。
这首留题记游的即兴之作,颇能表现诗人潇洒坦荡的性情。诗的首句写诗人访问袁氏别业,其实与别业的主人并不认识;次句写诗人不仅贸然来访,而且还选了个风景绝佳的地方;后两句写诗人劝主人不要为买酒招待客人担心,客人口袋里自有买酒的钱。全诗清新脱俗,别有风味。
诗人并非专程访友,只是随性游春至此,因为风景优美,虽然主人不相识,仍然停留下来,“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不是一个开朗、洒脱、好交友、好结客的人,是不会这样行事的。
既然留下来了,对着周遭美景,不可枯坐,要饮酒赏春,诗人心里这样想着,嘴上也就说了出来,“莫谩愁沽酒,囊中自有钱”。“主人你可不要发愁、唠叨说你没钱买酒呀,我的荷包里自有钱。只要你能陪着我,咱们来痛快地喝上一杯,如何?”这真是心无城府,豪放、洒脱、大方。
拥有这样的天真,这样的豪爽,无怪乎老贺归乡,最先迎上来的是一群儿童,“笑问客从何处来”。比起苏轼“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参寥《东坡先生挽词》),别是一番景象。
这首诗是作者豁达性格的一个突出表现。诗人与别墅主人素不相识,仅为林木泉石所吸引便来此游览,从侧面暗示出林园之可观。接下来诗人自言自语,拂去主人对他的担心,道出自己饮酒玩赏的雅兴。诗人对别业不着一字,却处处显露别墅身影,于此之中,诗人自身形象也呼之欲出。诗歌写得活泼清新,富于情趣。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