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这是一支劝勉友人出世的曲子。全曲以两种植物起兴，劝人忘却忧愁，常含笑口。作者因为要把“忘忧”和“含笑”当成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只有在摆脱了名利之后才能达到，所以才写忘忧草、含笑花，以表示不为忧愁所扰，含笑人生的情怀，而用别的花、草不能配合词曲的主旨。而要从根本上摆脱人生的烦恼，宜及早挂冠，即辞官。作者在这里间着一个“宜”字，意谓抛弃功名、脱离官场宜早不宜迟。
接着，曲子以一个鼎足对，用排比的修辞手法，提及三个历史人物：善辩的陆贾、多谋的子牙、充满豪气的张华。这是为了表明人才无用武之地，不如早日归隐。按“庆东原”调式四五六句都是四字句，故一连排比三次的“那里也”是衬字。这三处衬字极为有用，它们拉长了叹息的语调，加重了叹息的语气，大有“言之不足则嗟叹之”的意味。
在对天连连发问长叹之后，曲子以“千古是非心，一夕渔樵话”作结。千古之是非曲直，都成了渔父樵夫们一夜闲话的资料。白朴这里继承了唐宋词中常用渔樵闲话来感慨兴亡这一做法，同时也回答了前文“那里也”的三个自问：若一定要追踪的话，可以发现，陆贾、子牙、张华们并非荡然无存，他们还“活”在渔樵们的饭后谈资之中。这就是那些历史人物仅存的价值。其言外之意是他们本无甚价值可言，他们的辨别是非之心、经世济民之业只不过给后人添了点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这首曲子的表达方式主要是议论，作者把许多的历史人物拿出来作为论点的佐证，用这些论据论证了自己在词曲中的观点。这种多处用典的方式增加了作者劝勉友人辞官的说服力，同时也悠然闲适的人生志趣表现得活灵活现，语淡而味浓，此曲的一种超脱旷达的心境也随之跃然纸上。
这是一首缘事抒怀的诗作，实为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坛激烈斗争实况的形象记录。它生动地记录了当时文坛百花凋残、众芳零落的荒芜景象；真实地反映了国民党摧残革命文艺的黑暗现实；含蓄地表达了诗人以及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惧强权，决心同其战斗到底的坚定立场和斗争精神。从而，充分地体现了鲁迅时时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爱国深情。
这首诗，是鲁迅久积悲愤、愤涌而出的结果。因而，在无限悲愤之中蕴藏着呐喊的豪情，在凝炼精短的字里行间显示出与其战斗的韧劲。诗意婉转，而又义正词严，比喻浅豁，却又含而不露，用典质朴，但又朴而见雅。全诗层层递进，不枝不蔓，前后呼应，结构严谨，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极强的感染力，显示了作者思想的高度与艺术的精度。首句直揭黑暗的现实、险恶的环境，为下面诗情的展开作了铺垫。次句暗述朋友的规劝，一个“惹”字，既牵动了作者重返“旧游之地”的“梦思”，又倾吐了作者“如处荆棘”的恶劣环境的愤慨。第三句中的一个“恨”字，寓托深刻，既含有作者对国民党摧残文坛罪行的无比憎恨，又含有作者对为革命而献身的革命战友的深情怀念。这一句，既以“芳林寥落”与首句的“文章如土”相呼应、相补充，又起引出末句的作用，以兰、菊不同季节开放为喻，暗述自己“很难成行”的缘由，表达了作者誓与他们斗争到底的不屈意志与坚强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