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关于此诗，有一个传说故事：杜牧游湖州，识一民间女子，年十余岁。杜牧与其母相约过十年来娶，后十四年，杜牧始出为湖州刺史，女子已嫁人三年，生二子。杜牧感叹其事，故作此诗。这个传说不一定可靠，但此诗以叹花来寄托男女之情，是大致可以肯定的。它表现的是诗人在浪漫生活不如意时的一种惆怅懊丧之情。
全诗四句二十八字。诗人借寻春迟到，芳华已逝，花开花落、子满枝头，喻少女青春已过，含蓄委婉地抒发机缘已误，时不再来的惆怅之情。此诗通篇采用“比”的手法，形象生动，含蓄自然，耐人寻味。
首句的“春”犹下句的“芳”，指花。而开头一个“自”字富有感情色彩，把诗人那种自怨自艾，懊悔莫及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了。第二句写自解，表示对春暮花谢不用惆怅，也不必怨嗟。诗人明明在惆怅怨嗟，却偏说“不须惆怅”，明明是痛惜懊丧已极，却偏要自宽自慰，这在写法上是腾挪跌宕，在语意上是翻进一层，越发显出诗人惆怅失意之深，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懊恼至极的情绪。
后两句写自然界的风风雨雨使鲜花凋零，红芳褪尽，绿叶成阴，结子满枝，果实累累，春天已经过去了。似乎只是纯客观地写花树的自然变化，其实蕴含着诗人深深惋惜的感情。
此诗主要用“比”的手法。通篇叙事赋物，即以比情抒怀，用自然界的花开花谢，绿树成阴子满枝，暗喻少女的妙龄已过，结婚生子。但这种比喻不是直露、生硬的，而是若即若离，婉曲含蓄的，即使不知道与此诗有关的故事，只把它当作别无寄托的咏物诗，也是出色的。隐喻手法的成功运用，又使此诗显得构思新颖巧妙，语意深曲蕴藉，耐人寻味。
这首春词是用少女眼光中的暮春景象展现她蹙眉惜春的心态。欧阳炯的《三字令》“春欲尽，日迟迟”一首，从春尽人不归的艺术角度，运笔随意而着重于刻画佳人的无限相思。至于抒发青春难驻，临老伤春的感觉，张先的《天仙子》具有代表性。上片云：“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青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这种时光易逝的送春感触，写得神韵高妙，但词人流露出的情绪却是深沉和忧愁的，有着无穷的感伤。张元干这首词的艺术构思与上两首不同，情调旷达洒脱，可谓别具一格。
首先从词的组织结构来看，词人没有采用上景下情的框架，而紧扣送春留春的主旨，直抒情怀，一气呵成。起句“春来春去催人老”，即写出了作者对春去的内心感应。春来春去，时光匆匆易逝。这对于垂老之人，最容易引起心情的翻腾。张先词的“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所流露的是一种人事纷繁、朱颜易改的感伤情调。这首词中所承接的是“老夫争肯输年少”。词人虽然已是“老夫”，但是心中没有悲感，还具有年青人的活力。正是这种不服老的自在洒脱的襟怀，才能生发出插花起舞、把酒留春的势态，使上下片一气呵成。
其次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张元干晚年遭逢厄运，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常寄情于山水之间，但是壮志依存。诗人投闲的二十余年，并未忘掉中原遗恨，但又是抱着“心存自在天，脚踏安乐地”的旷达情怀。
词中所写“坐中偶书”的感受，似是信手拈来，实是胸襟情怀的真实流露。值得提出的是“醉后少年狂”一句，是借用苏轼《江城子》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意趣。而“管领风光处”则是化用白居易《早春晚归》“金谷风光依旧在，无人管领石家春”的诗意。此处与“插花还起舞”相连接，充分体现出作者的真情实感，旷达乐观的风貌。这首词中性灵的流露，具有一种真实、自然之美。
这首自抒情怀的词作，语言朴质自然，明白晓畅。“醉后少年狂，白髭殊未妨”、“把酒共留春，莫教花笑人”，语意显露，造句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又不落前人窠臼。这种个性化语言的倾吐，既是时光与生命相撞击产生的火花，又疑聚着词人“坐中”瞬间的真实感受，因而富有自然的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