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杨柳枝词九首》都是咏杨柳之作。其将杨柳之体态、风韵、情思以及与杨柳有关的故事与习俗均巧妙地运用于咏杨柳中,且诗歌含情宛转,风情宛然,声韵和谐,流丽而多韵味,使人咏之而兴味不尽。
组诗首篇是全组诗的序曲,劝人听诗人改编的新曲,表明了诗人一贯持有的发展创新观念。首句提到汉乐府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曲,次句讲的是《楚辞》中的《招隐士》篇。《梅花落》曲原出塞北,歌咏梅花,《招隐士》出自淮南王门下,屡屡咏及桂树,它们与《杨柳枝词》(咏柳)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杨柳枝词》相比。接着指出《梅花落》《招隐士》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不要再奏了,现在还是听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词》吧。《折杨柳》原来也是乐府旧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曲,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词》,相和歌辞中有《折杨柳行》,清商曲辞中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唐代不少文人所作《杨柳枝词》,从白居易、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薛能等的许多作品,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七绝尤多。《乐府诗集》都编入近代曲辞,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
从第二首开始,每首诗都紧扣“杨柳”二字来发挥。其中既有对民间风物的描写,也有咏怀古迹之作。
第二首言大千世界万象纷纭,各具其理又相互依存。第三首写长安少年春游,杨柳为之增色助兴。第四首赞美杨柳生机蓬勃,洛阳名士雅集,杨柳长助风情。第五首写杨柳的前后境遇不同,以杨柳依人而易衰,喻人之依附富贵不求自立,终难长久。第六首是怀古诗,以杨柳见证隋之兴亡,言世事无常之意;同时借隋炀帝荒淫亡国的教训,向唐朝统治者敲响警钟。第七首以杨柳寄托怀人相思之情。第八首言杨柳最知人间别离之事,借写离别以咏杨柳多情;全诗运用写意式的笔法简练地勾勒出一幅“风吹旗动”、“夕阳西下”、“折柳送别”的优美画面,围绕自古就开始表达的“惜别”主题,创造出恬静、淡远而有情深的美妙意境。第九首写杨柳的盛衰变化,借杨花柳絮喻漂泊之感;后二句写春尽絮飞,随风飘逝,深寓讽喻之意。
这九首诗直接用民歌曲调创作,保持了纯正的民歌风味,提高了民歌的艺术水平,既有较丰富的思想内涵,又谐音合律便于传唱,使雅俗互补,相得益彰,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这正是刘禹锡追求的效法屈原的创作目标。
由于长期的贬谪生活,刘禹锡有机会接触到湘沅巴蜀的民歌民谣。《旧唐书》本传云“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辞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在唐代,如此认真地学习民歌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刘禹锡首屈一指。
这是一首应制的七言歌行,记述武后访问龙门之事。史载: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
此诗的几个词语需要解释。“黄道”是太阳的轨道,因此也就是帝王之道。“鼎”是王朝正统的象征。“瑶池”是周穆王与西王母欢宴的地方,这里暗示过度奢侈或纵欲的要求。
宋之问赞美武后的出游,用了许多较早的京城歌行的技巧,但他将夸张的描写诗句连接成近于叙述的形式,显得更加复杂。七世纪七十年代的京城诗人从京城赋中借来结构,以某种讽喻或否定的反应修饰他们对声色之美的赞扬。这种结尾在这里是不合适的,甚至是危险的。可是,诗人仍然需要以某种道德评论结束诗篇,所以宋之问在结尾赞美了武周政权的正统性及道德力量。
这首诗不时出现宫廷宴会诗的惯例。最先出现的两句七言诗(第五、六句)不对偶,但是随着诗人开始描写风景,各联诗就完美地相配了。诗人也未放弃宴会结束的长段描写,落日和淹留的快乐都写得与宴会诗一样得体。这种华美的描写风格一定曾经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杜甫在安禄山叛乱后,回忆唐朝失去的繁盛时,常常哀伤地模仿这种宫廷描写风格。
〔华胥〕《列子》:“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其国无帅长,其民无嗜欲,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 〔冷淘〕食物名,今凉粉之类。饦馎即汤饼,面疙瘩之类的食物。
这首词是曹贞吉描写故乡山东安邱风物的十二首词之五。词前有小序,说明作词的缘由之一是:读欧阳修《六一集》中的《十二月鼓子词》,嫌其过于富丽,故聊以“酸馅语”为之。所谓酸馅语,本指迂腐的话,这里则指为文人学士所鄙夷不屑的纯朴通俗的语言。作者的这种愿望和出色的实践是难轧可贵的。
上片写丰收麦季的景象。
首句写了所见:五月的田野,“黄云全覆地”。极言麦子颜色之鲜,生长之好,面积之广,颗粒之重。不说麦熟,而一幅浓抹重彩的小麦丰登图呈现眼前;不说喜庆,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打麦场上自更热火朝天,但词人没有正面触及,只写所闻:“咿轧声齐起。”即歌声与号子声一阵高过一阵,并且节奏短促、鲜明。这就表现了大伙儿欢天喜地、同心协力打麦的十足劲头。“野老”大概只做些拾麦、送水的轻活儿,故其歌声又自不同:欢乐、舒缓,而又不中律吕,难辨宫商,但它有自己的美,那就是足以传达农民心灵的美,足以和造物者发出的“天籁”相比的美,足以和丰收美景交相辉映的美。这也正是词人所欣赏、所陶醉的。
下片写农民的生活。
先写梦中乐。夜以继日地干,实在太劳累了,所以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不管是“屋角”,还是“槐阴”,他们倒头就睡。“耽”者,沉迷也。睡得如此之沉、香、美,已经成了使人沉迷的一种“享受”。睡,还是暂时摆脱贫穷困苦的妙方:“梦到华胥,蝴蝶翩翩飞。”在梦中,可以进入无忧无虑的理想王国,可以化为自在逍遥的翩跹蛱蝶。
再写迎宾乐。“客至夕阳留薄醉”,不管打场如何,生活如何,宾客来了,主人仍是沽酒款待,一个“薄”字用得好,不讲丰盛,不讲客套,尽兴而饮,尽欢而散,好客的热情洋溢其间。
梦中乐也好,迎宾乐也好,都是暂时的,甚或虚妄的。“冷淘飥餺”才是农民长年累月的穷苦艰难生活的标志。词人以此句作结,是寄托了无限同情的。为什么在丰收之后,他们还如此穷苦?这又留给了读者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具有社会意义。
不知有多少写“农家乐”的词,实际上是粉饰太平,以欣赏农民的苦为乐;也不知有多少写“农家苦”的词,实际上是饱人啼饥,以想象农民的苦为苦,这首词写农民有乐有苦,真乐真苦,乐中有苦,苦中有乐,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表现了他们吃苦耐劳、纯厚朴实的性格。这在文人词中尚不多见。
康熙十二年(1673) 爆发的“三藩之乱”给予曹贞吉以极深的刺激。由于其胞弟曹申吉陷身于吴三桂的叛乱中,贞吉是心境既乱而处境甚危。曹申吉,字锡余,号淡庵,幼贞吉一岁,顺治十二年(1655) 以二十一岁之龄中进士,可谓年少得志。康熙初深得清圣祖赏识,曾作为特使祭祀南岳。康熙十年(1671) 出任贵州巡抚,年仅三十七岁即荣为方面大臣。谁知二年后吴三桂叛清,一起兵尽俘黔贵督抚,曹申吉行迹变得扑朔迷离,真相不明。“三藩”乱平后,康熙定申吉为 “逆臣”,到雍正朝撤销“逆臣”之谳,然未作明确论定,直至乾隆朝才又正式批准入“忠烈祠”。当康熙定曹申吉为“逆臣”时,作为胞兄的曹贞吉其心情固可想见;而在未定罪案前,对手足情亲的兄弟孤悬天外、音闻中断、行踪难明,贞吉愁思百端,焦忧无端,心中伤痛实在难以言喻。《留客住·鹧鸪》词作于康熙十五年左右,即曹贞吉深怀难以尽言之痛时。
“浙西六家” 中的著名词人李良年原在曹申吉幕中,“三藩”乱起前李氏先期出黔,得免陷难。他曾作《鹧鸪怨》五古三首“怀渠丘公”(即指申吉),到京城后又作《留客住·鹧鸪》,哀念曹申吉处境,贞吉此词即系与李良年相唱酬之作。前后同时所作的《满廷芳·闻雁》的“从今去,湘流曲折,莫近小窗横” ;《青玉案·雁字》的 “人间多少伤心客,欲寄离愁那能得”,“无端风雨,横斜催乱,几阵烟云黑”等,也都哀伤感于其弟生离死别的无可沟通的是苦吟唱。
词起句三字 “瘴云苦”,既从地域空间上紧扣湘黔云贵一带特定的“境”,又以一“苦”字浓重地抽理起全篇的 “情”。这一声苦叹,似是鹧鸪啼出,又似词人抚案沉吟。作为咏物之篇,一起首就已 “物” 、“我”相融,合二为一。五溪,指湘黔接壤之地的雄、 横、 西、 潕、 辰五条江水(见《水经注》)。“遍五溪沙明水碧”一句以具体的地理位置既补足了 “瘴云”之句的寓意,界明其方位,又在艺术效果上令人仿佛听到“声声不断的”“瘴云苦、“行人”休去”之啼吟声响遍了五溪流域的上上下下。一个“遍”字看似寻常实属精警,应和“苦”字以及“声声不断”的啼鸣贯连一气来体味。词人说: “行人今古如织”,这区域这条道上古往今来行人不绝,关你何事呢?何以“只劝行人休去”啊? “频寄语”以下是 “寄语”的内容,也即“休去”的理由: 那里是一片荒芜,祠空驿废,人烟绝迹,泪湿征衫,无可驻脚之处。这就是“瘴云苦”的实际境界。这“苦”境之所以造成,是战乱,是人事沧桑的变异。从时空的广阔性上说,湘黔云贵地区自明末以来未曾安定过,南明永历政权抗击清兵血战过十数年,吴三桂之乱则是在疮痍遍地未见恢复之际接踵而来的。从曹贞吉具体的心境感受而言,这“苦”境又正是他爱弟现今陷身的具体处境。王士祯曾评贞吉咏物词说: “实庵先生咏物皆取其闻见所及耳,而神光离合,望之如蜃气结成楼阁。” (见《珂雪词》前《词话》)渔洋讲了二点很准确的问题,一是曹氏咏物的 “实”的一面即 “皆取闻见所及”,指实在的感受;二是艺术形态的 “虚”的一面: “蜃气结成楼阁”。这“虚”、“实”相契的中介环节是如“蜃气”一般的 “神”。取物之神而再渗入以一己神思,此乃咏物上乘技法,所谓“神光离合”。从这首鹧鸪词的上片中已可体味到这高妙之处。
下片承上述“苦”境,集中抒述对申吉的苦忆。这忆念的具体表述则是从代爱弟吐露苦情的角度写来,即写自己所忆念的对象的心境。这种从对面写来的手法,在杜诗和柳永的词等前人作品中曾经有过。此类手法的运用,贵在真切,即务需情致真挚、情感深沉、情境贴切,所以颇不易佳。曹贞吉对其弟深深理解,有着感同身受的心灵相通处,故词情哀凄感人。他说: 在风横雨斜的日子里,你一定昼夜在苦思遥念中原的亲人(“一发中原”句翻用苏轼“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为“杳无望处”而哀苦无尽; 你又一定在“万里炎荒”备遭摧残,“毛羽”凋零! 遮莫,意为 “尽教”,严重地被……这些虽属设想,但应属对方真切的处境和心境。接着词人悲叹道:当年边廷的众多官员中,一定只有你不屈辱地在孤苦无援的境地里受煎熬。“记否”三句化用李白诗:“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曹贞吉绝不信种种关于申吉降顺吴三桂的谣传,他坚持认为其弟是效忠清廷的,并未从逆。词到这里,从形态上看仍不离鹧鸪此“物”,然而这物形所透现的情与意全是“我”的,诚是“神光离合”一片。
因为曹贞吉不接受有关其弟的各种传言,所以紧接着在结句中强调出“忠爱”之情。他认为曹申吉一定在月黑江深的境遇中如同当年杜甫为叛军所拘时那样吟唱出“臣甫愤所切”,犹似杜鹃泣血一般地忠魂不化! “子规声续”,子规即杜鹃,一“续”字既是以鹃啼续鹧鸪之鸣,由哀苦而变悲壮; 又是“续”杜甫的忠爱之情,由凄怨而转为慷慨。这一转化,使这首咏物之唱的“意”愈益深化,其笔墨又足见灵动。
《留客住·鹧鸪》的高明处全在一个“化”字法上。所咏之 “鹧鸪”,时而是第一人称“我”,时而是第二人称的“汝”,时而又是第三人称的“物”。三者化合为一,离合惝恍,遥思深虑隐约而出,此即所谓“光怪腾蛟蜃”的艺术境界。